2002年12月18日 星期三 晴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今天一早，刘鹤孔将军的司机开车到北京南昌宾馆接我们，刘老住在百万庄大街中里，经过半小时，车开进了机械工业部宿舍大院，院内路上余雪已经结成了冰，没有半点融化的痕迹，刘老住在一楼，房子明亮、整洁，刘老和阿姨见我们到来，高兴和热情地又是倒茶，又是拿食品给我们吃，我们真有像到家的感觉，刘老也很健谈，他对家乡特别熟悉，他如数家书似地一口气报出了吉安地区各个县的县名，阿姨说：“他看见家乡来人最高兴。”刘老说：“江西乡下人很苦呀！红军走了后，国民党烧杀苦了老百姓。”
接着刘老说：“要充分发挥江西特色经济，开发好资源建设，赣北、赣东、新余、万载都是好地方，赣西南、赣南都是山地，莲花是个小盆地，现在改革开放发展也快了些。”
刘老与我们谈起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1914年我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禾川镇西门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4岁那年父亲突然撒手离开人间，寡母领着我与哥哥艰辛地生活。在13岁时，母亲把我送到永新县城学徒，后我担任了永新学徒联合会的委员长。红军攻打吉安时，我组织学徒联合会的人支援红军攻打吉安，八次攻打吉安我都参加了，策八次才打开了吉安，我就没有回永新。吉安打开后，召开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上选举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毛主席为前委委员。1930年10月，我动员一些学徒一道参加工农红军。参军不久，我从赣西调到了瑞金，参加了一至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
1934年，我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到达四川松藩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合后，红一、红四方面军成立了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军委由毛主席领导，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参谋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李作人，我在左路军总政治部。
部队分为左、右路军，右路军有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九军。徐向前为右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
右路军己经走过了草地，张国焘命令要右路军回来，徐向前想，已经过了草地又要南下，他与陈昌浩商量怎办，陈昌浩坚持要南下，徐向前有些犹豫不决。他找到毛主席，毛主席讲：“向前同志，你看怎么样啊？现在过了草地，还要走回头路，有什么好处呀！”陈昌浩要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徐向前没有办法，左右为难地说：“部队要南下，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怎么办。”毛主席听到这个话，知道挽留不住了就说：“好吧！你们去吧，后会有期。”毛主席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继续北上了。这样，张国焘造成了左、右路军的分裂。
我当时随部队已经走出了草地，又返回南下，第二次过草地打到了西康，打的是刘文辉的部队，我们一直往南打了松藩、天全、庐山，往南打到了大渡河。张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中央，反对毛主席北上，说北上是逃跑主义路线。他成立中央，共产国际不卖他的帐，不承认他。徐向前讲：“共产国际不承认，这样做就不行呀。”
南下时，开始打得很顺利，因为四川军阀的部队战斗力不强，后来蒋介石派中央军过来了，他们装备、武器都好，我们打不过他们中央军，只好退回到西康了，被迫第三次过草地。
我们到达甘肃，没有过黄河，中央决定开辟河西走廊根据地，因为延安地方小，容不下这么多部队，黄河东面山西有阎锡山部队，陕西有胡宗南的部队，当时设想打开河西通道，与新疆、苏联连接，延安不行往西可以撤。有两万多人组成西路军往西走，其实河西走廊不适会建立根据地，在两山之间的低谷狭长地带，人员稀少，物产紧缺，又是少数民族，加上马步芳骑兵行动灵活、机动性好，我们走了一整夜，第二天马匪一下子就围住了我们。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在高台被围，我们想去救也赶不过去，董振堂牺牲后被马匪割下了头，挂在高台城门上。
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我是终生难忘，永昌、古浪、倪家营子、汪家墩，那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随李先念、陈世才、李作人、黄火清左支队突围出来，我们有四百多人，沿祁连山西行，在星星峡的地方，陈云派了汽车来接我们。我们被安排在迪化（现乌鲁木齐）盛世才新兵营，我在新兵营干部大队当政委。盛世才当时依靠苏联人支持，后来，蒋介石派了很多特务活动，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背叛了共产党，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一批我们党的优秀干部。
1938年的一天，陈云告诉我，中央决定选出16名营、团级干部去苏联学习。由我带队并任支部书记。16个人的党组织关系留在中央。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到苏联学习什么，后来是到了苏联才知道我们将在一年时间里接受情报训练。
1939年4月，我们学习结束，奉命从莫斯科飞抵迪化，经过兰州、西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安排食宿、证件、车票。再从重庆经贵阳到昆明，在昆明办理去越南的护照，护照化名王保华。5月中旬，在越南海防乘坐英国太古轮船经香港到达上海。 在上海我转入了地下工作，情报工作的危险性不必多言，但因为有了西路军的那段经历，无论是心理、身体方面都成了我日后工作的基础。”
我问刘老抗日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情况时，刘老说：“我寄材料给你，到时你就知道了”。他又带我们看挂在墙上“克林顿奖学金”荣誉证书时说，这是我在美国读小学的孙子获得的奖，脸上露出了骄傲笑容。
在告辞时，刘老说：“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潘开文也是我们兴国人，他长征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特务队长，并告诉了潘老家地址和联系电话。
2003年7月10日，我收到了刘老寄来的简历、题词和资料，我翻看他寄来的回忆材料，刘老原来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形李侠式的人物。我对他不张扬，不炫耀的低调为人的精神肃然起敬。
1938年3月的一天，时任新兵营干部大队政委的刘鹤孔接到命令，另行安排工作，前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9年4月，学习一年后的刘鹤孔以优秀成绩学成回国，回国不到一个月，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去，他接受了新的任务，派去上海，组建我党的秘密无线电台。
1939年5月，刘鹤孔肩负着特殊的战斗任务，离开延安，几经周折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党组织活动是在一片白色恐怖秘密进行的，为了组织的安全，我党地下活动都是采取单线联络，刘鹤孔带着组织上安排的助手齐克君，她是河北保定师范毕业生，思想进步，具有正义感。抗战爆发后，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救亡的志向，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的，1939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这次派她作为刘鹤孔的助手，一同去上海组建秘密电台。为了便于掩护，她对外的身份是刘鹤孔新婚不久的妻子。刘鹤孔、齐克君到上海后，很快与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一个叫“老陈”的取得了联系，老陈指示他，为了避人耳目，让他开一家五金店，以此来掩护地下活动。
1939年5月的一天上午，天气晴和，在上海市白尔部路（现重庆中路原法租界）58号刘鹤孔用组织上给他的5000法币筹建的“万兴五金店”在一陈“噼里啪拉”的爆竹声中开张了。为何在租界内活动？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内各种各样电台甚多，有商用、有军用、有国民党的、有美、英、法的，有我党的和苏联的、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在租界内可以“鱼目混珠”较容易隐藏。
刘鹤孔白天为开店奔波，与上海商界人物，包括上海滩的地痞流氓打交道，晚上就更忙了，每晚凌晨1点拿出发报机“滴滴嗒嗒”给组织发报，每次都是老陈按预先约定的方法将情报交给他发出，或从他那里取走上级的指示，就这样，经刘鹤孔的手向中央和第三国际发出了一份份情报，同时也使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得到了上级的及时指示。
刘鹤孔与齐克君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相互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1941年１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夫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开始对公开电台实行登记造册，对秘密电台侦测破坏，刘鹤孔的秘密电台一时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为了不让敌人测到电台位置，组织上指示刘鹤孔要经常变换收发报地点，从1941年4月到1944年3月，刘鹤孔先后搬迁到南京西路大华商场（开设文具店），拉都路安东村，籁达路（现巨鹿路）最后搬到了安纳金路（现东台路）283号。
即使这样经常变换地点，毕竟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活动，刘鹤孔的电台位置终于被日寇特工部门侦测到了。
1944年3月15日深夜，刘鹤孔刚发出一份重要情报，他照例烧毁了电报底稿，藏匿好电台，熄了灯准备休息，突然，一阵摩托车和汽车的声响由远而近，他出于几年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撩开窗帘观察，发现几辆日本宪兵的摩托车和汽车在弄口处嘠然而停，刘鹤孔心弦猛地绷紧了，电台可能被敌人发觉了。他迅速将密码本冲入下水道，然后脱衣上床，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一阵翻箱倒柜，搜出了电台，刘鹤孔夫妇和刚满周岁的女儿一起被逮捕。（女儿关了4天，妻子关了4个月被放出）。
刘鹤孔被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还未审问，就遭一顿毒打，从小就在苦水中泡大，在革命熔炉里锤炼出来的刘鹤孔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一次次的审讯中，刘鹤孔有着革命者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一口咬定自已为了生活，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帮别人收发报，咬定自已是做生意的，无论日军如何严刑拷打，他都不松口，不改变。
由于日军找不到其他证据以“军律违反罪”将刘鹤孔判了5年徒刑，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羁押。
刘鹤孔由于受到酷刑折磨，身体已虚弱到极点，刚进监狱便生了一场大病，全身浮肿，几天水米不进，奄奄一息，好在同狱的牢友悉心照顾，监狱里的看守长大发善心，特别关照，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治疗了半个月，病慢慢有所好转，当时刘鹤孔也纳闷，这个看守长怎么如此慈悲？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看守长和牢友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同志的暗中保护，在日军即将战败前夕，抽调一批批犯人去舟山群岛做工事，抽调去的犯人无一生还，而刘鹤孔多次幸免于抽调。
经过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刘鹤孔慢慢习惯了这种艰苦环境，同室犯人中一个叫陈大新的青年，原来是个店员，家境贫困，思想进步，参加了读书会，对国民党统治日寇侵略深感痛绝，小青年有一副好歌喉，生性活泼、开朗，刘鹤孔也是性格开朗的年青人，他和陈大新同在监狱一个车间劳动，两个人相处很好。长夜难眠时，他们便轻轻地哼歌曲，以寄托对自由向往和对革命的情思，他们填词谱曲改写歌曲来唱。他们常在深夜唱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已……（提蓝桥监狱志记载了《深夜的国际歌声》）。
《国际歌》在小小囚室里回荡，歌声冲出牢宠，飞向那万里云天，歌声使刘鹤孔心潮翻腾，把思绪带回到家乡的反“围剿”战斗，带到雪山草地，奔向那黄河两岸，西路军行走过的戈壁荒漠上，大行山的抗日战场……。那艰难的历程使人永生难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胜利消息传到狱中，大家群情激奋，刘鹤孔“军律违反罪”所谓的“政治犯”在8月15日提前获释。
9月份，刘鹤孔找到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张承宗和上海市委职委书记张祺，和党接上了关系，10月，在上海市委的安排下，刘鹤孔一家三口离开上海，到了江苏淮阳解放区，党组织很了解刘鹤孔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的成绩和被捕后的坚贞不屈的表现，为他记了一等功，以后，他在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中为建立新中国而继续英勇战斗又立新功。
抗日时期，刘老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解放战争在陇东一带，任山东军区情报处科长、华东野战军7纵第20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三野八兵团后勤部副政委。建国后，刘老历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空军干部部部长、军副政委、第一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一机部副部长。中纪委驻机械工业部纪检组组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十二届党代会中纪委委员。
根据刘鹤孔将军的指引，我前去北京白云里老红军潘开文的家，我找到潘老家时巳近中午十一点，潘老家与先前采访的老红军彭儒是邻居。
我一进门就抓紧时间采访。潘老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问什么，他就会祥细讲给你听，你没有问到的，只要他知道的。都会讲给你听。潘老说：“我讲可以，文化不高，想写也写不出来。”
由于房间内光线不是很好，我请潘老坐在房门口朝光的位置，架好摄像机，边摄像边用相机拍照片。
潘老是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人，1914年出生，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战斗。长征中任朱德总司令员特务（警卫）队长兼机要秘书。在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卫士长、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军事作战讨论、研究和部署。跟随朱总司令员20多年。潘老坐在房门口与我谈起了长征中的一、二事。
我在长征前两个月调往军委，当时在战斗部队，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我们打了一个败仗，最后一仗在福建，我们部队打了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旅，在部队行军中，接到中央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电话，要我和另一个同志到军委报到，我就从福建直接返回了瑞金。到达瑞金后住在叶剑英司令员的家。过了几天，分配我到总司令朱德特务队工作，担任特务队长兼老总的特务员，原来的特务队长叫杨士昆，在交接时，他把老总在南昌起义时用的驳壳枪交给我，交待了特务队的工作、任务。并特别交待了老总的生活习惯。
十月份开始长征，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朱总司令员左右，从瑞金一直到陕北。
“在长征中有些事你还能记得吗？比如说打土城，翻雪山，过草地等事情”我和胡卫东问潘老。
潘老接着告诉我们说：“打土城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土城是个小镇子，在赤水河河边不远，打土城老总和战斗部队在前线一起参加了战斗。当时司令部驻在河边上的一条小街上的店铺里，下午时，老总决定上前线，我们跟着老总一道去，当时老总有四个特务员，周副主席有四个特务员，刘参谋长二个特务员，都是总司令部的叫特务班，我兼班长，后改为警卫班，是周副主席提出来改的，到红三军团时吃晚饭，晚上老总在红三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也是打土城的动员会，电视上讲是红一军团，我记得是在红三军团，在干部会上，朱总讲了话，天还不是很亮，会一结束，部队就集合出发，天亮以前到山上阵地，我们当时准备回司令部，走到半路，敌人已经将回去的路给截断了，回不了司令部，我们就随着部队上山，上午就开始打起来了，一直打到下午，消灭了敌人一、二万人。敌人越打越多，消灭不了敌人，决定撤退，到下午时，老总准备离开阵地撤退回司令部，陈永财带了二、三十个人随我们一同与老总撤下来，走到半山腰时，我们阵地就失守了，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在山头上从阵地上向我们撤退的部队打迫击炮，人很多，炮弹打得离我们有四五十米远，有一发炮弹打得落在离老总一米多远的地方，我们几个人就一下把老总扑压在身下，结果这发炮弹没爆炸，是个哑弹。”
潘老笑着竖起大拇指说：“是个奇迹呀！伟人有福气。”部队还在退，指导员陈永财叫不要退，叫也叫不住，这时，他站在一个小土坡上，右手拿驳壳枪朝天上打了几枪，大家朝枪声看去，发现朱总司令还在前线，部队就没有退了，陈永财说：“总司令都在这里，你们退什么退，我们要反攻。”这时，朱老总站上土坡，向大家敬礼说：“红军兄弟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拿下土城，要不然我们没有退路了，拜托大家啦！”这样部队一下子稳定下来了，又开始了反攻，把阵地夺回来了，敌人被打退下去了，我们安全返回了司令部。”
潘老接着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我还在司令部，部队分成了左路军，右路军，毛主席在右路军，还有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左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31军、红军大学等在左路军。
从毛尔盖分开后，右路军过完草地先到了包座、班佑，左路军到了阿坝，因为从两河口会后，张国焘就不想北上，提出葛曲河水涨了，部队不能过呀！河是有些涨水，上面下雨造成涨水，要过也可以，他不想过，老总一直催他要北上，老总住在河边帐篷里，观察水情，又叫我骑马过河试试水有多深，我骑着老总的马过了葛曲河，到了河对面，又骑马返回来，马比较高大，在水深的地方，水在脚蹬的地方，估计在人腰深处，老总就说人可以过。几天后，张国焘就是不肯过，又重原路回到阿坝，在阿坝停留了十几天，张国焘开始公开反中央，标语口号写出来，说中央退却，是逃跑路线，跟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公开斗争，在阿坝边上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里开会，名义上叫省委扩大会议，张国焘没有参加，我知道红一军团的有军团政委，红九军团的何长工参加了，会上斗争很激烈，主持会议的是张国焘秘书黄超，黄超我认识，帐篷里打董振堂的就是他，打了两个耳光，当时？，张国焘、朱老总、董振堂、黄超四个人在一个帐篷里谈事，谈得意见分歧，黄振堂同意朱老总意见，黄超认为他没有支持张国焘意见，就朝董振堂脸上打了个耳光，董振堂被打后非常冷静，座在地上一动没动，一点表示都没有。退出来到了朱老总帐篷里，泪水从眼中流了出来，表现了一位真正军人的气魄。
在开会路上，老总带来了一本书，会场上斗争很激烈，我们在会场上也可以听，会上争吵得很历害，会上对朱总骂呀，攻击呀，我站在门口心里想，老总威信很高的，我们不理解，刘伯承讲话了：“今天不是党的会议吗？你们怎样这样对待总司令呢？这又不是审案子”。
会议散了后，他们又在叫，把总司令撤了，把刘伯承撤了，路上，刘伯承对老总说：“我还是去红军大学教书吧”。老总说：“我还是当我的二局局长去吧”。他们边走边谈，我跟在后面听他们说话。会后，反对北上的标语、口号更多了。
张国焘安排老总跟着一个军部部队走，刘伯承调到红大了，军部粮食也困难，饭吃不饱，我是班长，战士们向我提出来，我就对刘伯承说：“吃饭都不公平，他们部队先吃，我们去都没有饭吃了”。刘伯承说：“你这小鬼，你们忍耐点”，军长、政委以下去检查，吃了都走了，我们就没有吃，我们没有吃还好些，老总中午去还没有饭吃。”
此时，潘老爱人在楼下说：“十二点都过了，不吃饭啦！”
潘老谈兴真浓，他说：“你们先吃，我还没谈完”。
接着潘老说：“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老总要我到抗大学习，我分在抗大六队，学习毕业后，我回到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卫士长。1938年2月，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作战参谋，随朱德开赴华北前线。
1940年5月，跟随朱德回到延安，1941年4月任朱德的机要秘书。当时有情报说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调部队来保卫，朱总就去南泥湾看地形，发现那里土质肥沃、森林茂盛，可是老百姓很少。他向毛泽东建议部队来了之后，有仗打仗，无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在朱总的部署下，部队初到南泥湾一年就把它开发成有住、有吃的好地方。紧接着，延安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始了大生产运动，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也开始搞自己的小生产改善生活。朱德还把他的一个警卫排全部调去南泥湾办了个小农场。一年后这个排不仅能自给，还能提供蔬菜和木炭给中央机关。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战争局面，中央工委留驻晋察冀后，面临选驻地的问题。1947年4月下旬，我们一行三人沿滹沱河骑马而上，走了30多公里，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这时，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西柏坡村映入眼帘。我在地图上做了标注，并在地图空白处写下，地理位置适中，正是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
我们把情况汇报后，经过进一步仔细勘察，中央工委领导决定定址西柏坡。
中央到西柏坡后，我任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的机要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的机要秘书。后调国家农业机械部军工局任局长、人事局任局长。我于1983年离休。”
时间已过了正午一点多钟了，阿姨在催促，我们只好告辞返回。
下午2点30分顶着寒风，与胡伟东前往北京工体路，工体路附近居住了几位江西籍老红军，我们先找到老红军岱忠信家，岱老住房紧靠马路二楼，房内没有现代式的装修，但是还算整洁，得知我们从江西来，岱老很热情，又是倒茶、又是让坐，听说我要拍照片，他提出到小区花园里拍照好看。
老红军岱忠信1915年1月岀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1月为反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参加了地方农民暴动。1930年3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泰和县沙村区委组织部长、公略县委会委员、江西军区赣江独立营连部文书、红八军团第20师第63团营部书记、红五军团第13师第37团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国民党的“围剿”斗争。1934年9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机要科译电员，军委机要处科长、副处长等职，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中纵队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冀中第八军分区教导团政委，冀中军区组织部副部长、保卫部长等职，参加了保卫石家庄的战斗。
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军区石家庄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衡水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第六十六军干部部部长，北京市兵役局局长，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财贸部政治部主任，北京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顾问，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6年离职休养后，仍然十分关注首都民政事业的发展和家乡的建设，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老干部先进个人和局优秀党员。
岱老请我们坐会喝茶，我边收拾好设备，边说：“我准备前去北京军区干休所，还有江西籍老红军夏侯斌和杨步金没有采访。”
北京军区干休所位于北京工体路南三里屯，我们先采访了老红军夏候斌。
老红军夏侯斌生于1907年，已95岁高龄，是江西吉水县水南北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区里任互济会委员、村苏维埃政府秘书、吉水县红色警卫连司务长、1934年，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红军反国民党“围剿”失败，部队减员严重，夏老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军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连任政委、红一军团第二师任连指导员、第二师政治部民运干事。1934年从江西苏区参加长征。
抗日时期，任中共灵丘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邓华支队民运科长、组织科长、晋察冀军区平西挺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遂安教导旅直工科长兼保卫部政委、独立团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津南军分区、论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分区副政委。
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在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任上离休。
老红军杨步金、贺林夫妇住在北京军区干休所北面的大院内，我们从夏老家出来径直过一条小马路，就来到了杨老家，杨老住的是平房，前后有一个院子，得知我们来意，夫妻俩戴上了红军八角帽，配合我拍照采访，并带我参观了家中的各时期的照片和参加各种活动收藏的纪念物，天已经黑了，为了抓紧时间，我赶紧拍照采访。
杨老1914年1月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市武阳乡杨屋前村，1929年参加农协赤卫队，后在瑞金游击大队当传令兵。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九军团司令部警卫班当班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团第三连任排长、代理连长，第二后方医院三所副指导员。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三队队长，抗大七大队管理股长，抗大二分校雁北分区供给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四、六纵队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华北军区后勤太原办事处副主任，太原市军管会接管后勤组副组长。
建国后，调到华北军区炮兵，先后任军械部长、后勤部长。1951年调华北军区任后勤油料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老回忆长征中几次生死考验时说：“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我们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集中三十多万兵力，并在湘江以东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边。我所在的红九军团从牯牛岭激战场撤出，开始急行军。我脚上穿的草鞋掉了，只好光着脚在崎岖不平山路上奔走，脚板很快就打起了几个大血泡。我忍着钻心的疼痛，咬紧牙关紧跟部队前进，但还是渐渐地掉了队。我拄着从路边捡来的一根棍子当拐杖，一瘸一拐地按路标追赶队伍，追了三天，在部队宿营地赶上了部队。
1934年12月初，我们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在当天晚上十一时前要全部渡过湘江。接到命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距离指定湘江渡口还有９０多里路。我们大家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就集合出发了。
一路上团政委鼓励我，参谋长还帮我背枪，战友们送了草鞋给我穿，我忍着脚上的伤痛，与部队一道于午夜前赶到了湘江指定渡口。因为敌人也提前从后面穷追了上来。为争取渡江速度，军团首长命令各团分成十几路纵队涉水过江，，由各团首长带头涉水过江。大家把衣服和枪支弹药顶在头上，跳进齐腰的江水中，战士们三个人一组手拉手前进。泡在冰冷的江水中，我觉得皮肤先是针扎似的痛，很快身体就变得麻木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总算淌过了江。由于脚伤未好，又浸泡了江水，过江后部队没有休整继续前进，我慢慢跟不上部队，又落在最后。
第二天拂晓前，总算摸到了一个小镇子上。几天来为甩掉敌人追击，我们几天没有停下来吃过饱饭，又饿又累，加上脚伤，我支持不住昏倒在路旁。
不知过了多久，我稍微清醒了一些，眼前朦胧中见到一家店铺，门前坐着一位老大爷，我上前问道：“老大爷，有吃的东西卖吗？”“有！”老大爷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搬了凳子让我坐下，又叫闺女给我打来热的洗脸水。不一会儿，他的老伴就把饭菜端上来，有豆腐、青菜和辣椒。
我边吃边和老大爷拉起家常，得知他姓高，以卖豆腐为生，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１６岁的闺女。他问我：“红军同志，我看你拄着棍子走路，到底得了什么病呀？”我告诉他是行军时脚底打了血泡。他马上扳起我的脚来看，不由得惊叫：“哎哟！这么大的三个血泡！”接着喊他的闺女再端来一大木盆热水，帮我把脚洗干净，仔细检查了一番说：“孩子，不好，这几个血泡已经化脓，得抓紧治才行。”高大爷把我的脚放在他坐的板凳上，找来一块细瓷碗的碎片，把血泡划开。顿时，一股脓血涌了出来，一直流到凳子上。高大爷猫下腰，抱起我的脚，把嘴凑向我的脚板。我慌得连忙把脚往回缩，说：“老大爷，这怎么行？”高大爷说：“把脓血吸干净才能好得快。”他坚持用嘴使劲地吸了一口又一口，直到把脓血吸净。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感动得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流。高大爷又把几滴灯油滴到手心，轻轻地揉搓在我的伤口上，又叫他的闺女找来一块新布，把我的脚包扎好。老大爷的土办法还真灵，过了不久，我的脚就不那么胀痛了。
伤口处理好了，也吃饱了饭，人也有些精神了，便起身向高大爷告别，要去追赶部队去。高大爷拉住我说：“你的脚伤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走远路？还是留在我家多休息几天吧。”我说：“大爷，这不行，敌人马上就追来了，我得赶快走。”高大爷坚持留我，说是国民党来了也不怕，可以把我藏起来，还说就是赶不上队伍也没关系，我可以留在他家，他把闺女许配给我。我说：“高大爷，你们一家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我必须赶部队去。”说着，我掏出身上的四个银毫子塞给高大爷，高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我把银毫子往桌上一放，嘴里不住道谢，便匆匆出了门。就这样，我赶呀赶，赶了三天，终于又追上了部队。”
解放后，我为感谢当年高大爷救命之恩，但没有找到恩人。
杨老老伴贺林也是老红军，1915年出生在四川达县，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由团转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炊事员、班长，妇女连排长，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后方医院妇女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大女生队区队长、大队图书管理员，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女工厂指导员，晋察冀军区五分区供给处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
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炮兵后勤部政治处组织干事、华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治协理员、北京军区后勤部油料部行政管理干部。1983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结束采访时间已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杨老儿子从外面回来，得知我从江西老家来的，很热情，他在青岛海军服役，已是师职干部，他与杨老夫妇见我们收拾停当准备走时，一直挽留我们吃了晚饭再走，此时，水饺、馄饨已上了桌。本来我已定好采访结束，连夜前去天津采访，我和胡卫东商量后，胡卫东要我再住一晚，只好取消了今晚离京的计划，我就在杨老家吃了顿北京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