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6日 星期一 晴 北京市
昨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又逢星期日，我与小胡在宾馆认认真真地休整了一天。今天真是雪后放晴，天特别的蓝，我请陈茂华开车送我们到万寿路4号去采访老红军谢振华将军，我们在门卫与谢振华秘书欧阳联系后，来到了老红军谢振华将军家，走进客厅，特别暖和，墙上悬挂的照片，反映出老将军的丰彩，特别是谢老与三代领导人的合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在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合影照前，谢老说：“这里面的人现在在世的不到十个人了”。
谢老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甲子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历任连指导员、营、团政委，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纵队副政委、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三野第三十军军长、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27年冬，朱德率南昌起义后的部队800余人，来到了谢老的家乡，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他父亲谢世骙，是当地农运积极分子，很快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熟悉，并积极配合部队工作，年幼的谢振华也耳闻目睹了朱德在“赣南三整”中的“上堡整训”的全部过程，使他从小受到了革命的启蒙。
1930年参加红军后，18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委，在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中，他率部血战高虎脑，坚守万年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勇克娄山关，两占遵义城，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谢老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四团团长兼政委，率部队在八滩战斗中，全歼日寇一个中队，击毙日寇中队长山本太郎，同时消灭伪军一个大队，在解放张家港，响水口、合德镇等战斗，他声东击西，南走北打，打出了威风，扩大了解放区。
32岁时的谢振华，在淮海战役中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他率部队攻占陇海铁路，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又袭击了徐州飞机场，迫使敌人退出徐州，并使其在运动中被我军歼灭。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员向全军部队正式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谢老担任第三十军军长，22日他率部队马不停蹄攻占了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向上海前进。
在上海战役的川沙大捷中，他指挥第三十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俘敌中将军长王秉钺。
那一仗，炮声震天，喊杀声不断，打到5月17日拂晓，谢振华指挥第三十军终于全歼敌军第五十一军和暂编第八师，歼敌第三十七军和地方部队各一部，创造了以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模范战例。战斗中，俘敌8000人，还缴获大量战利品。
粟裕得知川沙大捷后高兴地说：“第三十军首战告捷，可喜可贺”。
战后，谢振华在周浦传唤了王秉钺，昔日骄横的王秉钺，见到如此年轻的谢振华，低眉顺眼地说：“解放军真是神机妙算，我们真是输得一败涂地。我们到川沙、白龙港之后的防御部署还没有调整好，你们就扑上来了。三百多里路，又是雨天，我以为你们至少要两三天才能赶到，没想到你们来得这样迅猛，而且当夜就打了起来。”
谢振华很自豪地说：“这就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区别之一”。
1949年5月21日，谢振华根据三野制订的上海战役后期作战计划，指挥第三十军向吴淞口、宝山及苏州河以南之敌发起进攻。
5月22日上午，敌人全线反扑，妄图夺回已失去的阵地，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赶到吴凇口督战，敌人第一舰队炮击我夺取的杨家栅、车库、谢家宅等阵地，连续炮击8个小时，敌人空军也出动大量飞机，以10分钟之间隔，对我军轮番轰炸，支援陆上敌人反扑。我军顶着敌人的弹雨，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反扑，牢牢地巩固住已得阵地。
5月23日拂晓，我军和友邻部队分路向高桥地区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攻克了洋泾镇，并攻占了敌钢骨水泥碉堡百余座，敌人自白龙港至高桥一线防线全部摧毁。
5月24日下午，第三十军向高桥守敌发起猛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5月25日下午，第三十军和第三十一军，协同攻击高桥镇，19时整，两军向高桥猛烈冲击，高桥残敌向黄浦江口溃逃，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攻占宝山旧城。
5月26日上午，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主力乘胜向吴淞口的三岔港攻击。谢振华靠前指挥，9时30分，第三十军占领三岔港，10日，用特纵远程炮封闭了黄浦江口。至止，浦东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累计歼敌14000余人。
5月27日上午，随着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攻占市区全胜，上海获得了完全解放。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一天，定为上海解放纪念日。
谢老很谦虚的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为国家立了功，这是党对我信任而得来的。1955年授衔时，解放战争时任军长的大都授中将以上，与我样授少将的没有几个，但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为革命什么也没得到，我能活下来，足矣。”
2006年，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谢振华代表老红军发言，胡锦涛主席搀扶他走上主席台 。
10点20来分钟，我同胡伟东背着摄影器材，从万寿路往西踏着地上厚厚的冰雪，去找寻复兴路32号北京六建的宿舍，从解放军总医院往西，过马路前行百米，找到了老红军谢云家，时间已近11点30分，在楼下我们遇见了老红军谢云，我对谢老说，外面光线好，先拍几张照片再上楼去，谢老同意了，我架好照相机，叫胡卫东打开摄像机，在雪地里就开始了拍摄工作。
正在照相时，阿姨正好从外面买菜回来，她是东北人，讲话很直爽，听说我们从江西来的，就说“别走了，我上去包饺子，在这吃中饭。”
谢老家住房条件不是很宽敞，住在二楼，光线也较差，一会儿，阿姨就做好了几个北方特色菜，端上了桌，几碗北方特色饺子冒着热气，我们也就不客气地同二老吃了顿中饭。
谢云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壬田乡河湾村上村，一九三一年入团，一九三二年参加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战士、报务员、班长、北京六建公司党委书记等职。
一九八四年离休。
下午二点来钟，田浩的司机小余开车在解放军总医院门口等我们，我们开车又奔丰台程庄16号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去采访老红军刘洪辉。
刘老住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干休所27号公寓楼内，，他没有住独栋楼，住房面积约150平方左右。刘老个子不高，很显年青，不问年龄，不会相信他已是八十五六岁的老人。走路也很稳健，而且思维清晰。
刘老1916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6年由团转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战士、通讯员、看护员、司药、医生、医院副院长、院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学员、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军管会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六所副所长、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3年晋升为上校军衔。
在与我们交谈中，刘老给我们回忆了长征中的故事。
刘老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不甘心前四次对苏区“围剿”的失败，调集百万军队，蒋介石坐镇南昌督战，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围剿”。
我所在的红九军团在福建建宁阻击敌人进攻，在保卫建宁的战斗中，我们红九军团和敌人进行反复的争夺，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加上我们红军的武器比国民党正规军的有很大差距，中央苏区各战场的形势非常糟糕，我们吃了很多败仗。
由于战斗非常激烈、残酷，伤亡比例很大，为了及时救助伤员，军团卫生部在紧靠阵地的一个小树林里设立了医疗站救治伤员。战斗从天亮打到天快黑，红九军团抵挡不住，为了保存红军力量，军团放弃了死打硬拼，决定全线撤退。
由于撤退决定仓促，在撤退的时候，司令部忘了通知卫生部，部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卫生部的同志们仍然在树林里抢救伤员。战斗部队撤退到二线阵地进行防御时，清点部队时，没有了卫生部的人员，才想起来卫生部还在前边救治伤员，赶快派出通信员骑马前来通知撤退。
这时候摸上来的敌人离卫生部所在树林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骑马的通信员，一边向卫生部飞跑，一边大声地喊：“快跑啊，敌人快上来了啊。”
这时，我们听见喊声，赶紧把伤员抬的抬，背的背，拖的拖，急忙往后方跑。当时，我抓起身边最近的一个伤员背着就跑，累得我喘不过来气。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背出来的伤员是一个指导员，他叫刘孝德，刘孝德后来改名叫刘昂，也是我们江西吉安老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
上世纪８０年代，刘昂在庐山疗养时见到我，他指着我对他孩子们说：“当年就是他把我从前线背出来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来才叫长征。从苏区出发，红九军团一直担负后卫阻击敌人追击的任务。
过草地，我们红九军团是最后走出草地的红军。部队行进到一个叫上堡卓的地方，突然接到了一个情报，发现在我们身后有三四万敌人骑兵追了上来，而前面，又有胡宗南的一个骑兵团堵了过来。我们只有几千人，情况非常危急。当天夜里１点多钟，军团长罗炳辉突然命令部队成四路纵队突围。要求大家把可能响的东西全扔掉，不能有半点的声音和光亮。我们三千多人，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穿插前进。一直走到早上七点，我们听到后面传来非常大的声音，敌人的四万骑兵向我们冲了过来。马啼的奔跑声使我们感觉到地都在发抖。
军团长罗炳辉马上命令部队向附近的一个小高地靠拢，用一个团对付后面，一个连对付前面，并且特别要求，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开枪。
当敌人骑马冲到离我们阵地只剩下不到５０米，罗炳辉一声令下，３颗信号弹上天。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开火，还用迫击炮连续向敌人纵深打了６颗炮弹。经我们这一打，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们乘势发起冲锋，三千红军迎着敌人三四万人的骑兵勇猛地冲了上去。这一仗打下来，红军未伤亡一人，将敌人骑兵击溃，还缴获了很多马匹和枪械。
罗炳辉军团长看到我在前线，很不高兴地警告我不许往前靠。他对红小鬼非常好，不让我们这些红小鬼到火线上去。
在长征中，红九军团在罗炳辉的带领下，治军有方，打仗勇敢，管理部队的时候又很细致，经过长征，部队不但没有减员，反而因为不断收容还增员，被中央军委赞誉为“战略轻骑”。
我们在采访刘老结束时，我顺便打听总后其他几位江西籍老红军的情况和住址。
刘老说：“北门外面干休所还有一位江西的老红军，姓黄。”
刘老接着说：“总后院子很大，请保姆带你们过去，要么很难找到北门的。”
我们跟着保姆，在总后仓库院内走了近50分钟，才到达了北门外，出北门左转就是干休所，在警卫班一打听，老红军黄华龙住在所里，值班战士打电话帮助我们联系到老红军黄华龙后，并很热情地带我们到了黄华龙家里。
黄老得知我们的来意，忙打电话请住在前栋的江西老红军郑文甫也过来，并说，“他是我们江西于都人，也是个二万五”。在我们拍照时，郑老也来了，我一并进行了采访。
黄老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石城县，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华北鲁中军区兵站总站政委、长春畜医大学政委、上海总后运输学校政委、军事医学科学院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1年离休。
老红军郑文甫，原名郑文浦，1919年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马安乡溪背村，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
历任：王稼祥同志的医生、军委卫生部药材科员、第一、第三野战医院副院长、东北军区卫生部药材处长、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药材处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副部长、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副校长、校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下午六点多钟的北京，天巳黑了下来，街上灯光巳全部开启，在黄老女儿带领下，穿小巷走近路来到了公交站台，在公交汽车站等了约半个多小时才乘上603路公交车，车子在路上晃晃悠悠走了一个半小时，到达西单巳近晚上9点钟，肚子也饿得“咕咕”响，今天整整12个小时走访了五位老红军，心里也是很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