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4日 星期六 阴 北京市采石路11号
我们约好9点30分到王屏家去采访，昨天到过采石路13李良汉将军家，王屏将军住在采石路11号应该好找，但是到了采石路来回寻找几趟也没找到到11号门牌，我们开车一路来一路去并用电话联系，经过一个来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了王屏将军家，王老的儿子在院子里迎候我们，边领我们进屋边说：“我父亲刚出院，身体很虚弱，采访时时间抓紧点。”我说：“我们就在房间里采访就行，我们会尽快地完成”。
房间里光线很暗，我只好借助台灯光作辅助，拍了几张照片，我们不便耽误太久，为此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对王老进行了采访。
王屏1919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宣传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政治服务队指导员、第五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二支队政治处代主任、雁北察南十三县办事处锄奸部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秘书、晋察冀抗战建国学院军训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调查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保卫科科长、中共鞍山市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辽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热察军区第一六五师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第一六三师副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师政治委员、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政治部主任、装甲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老谈起1946年3月间破获敌特份子密谋叛乱的经过。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鞍山保安司令部所属铁西医院院长安尔康，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她以为反革命暴动的时机已到，便在国民党特务的操纵下暗中网罗人员，筹集武器，建立国民党地下军“鞍山挺进军第一团”，自任团长，制造恐怖气氛，阴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时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屏，发现线索后，布置侦察员打入安尔康组织内部，将它们的密谋查清后，秘密调集鞍山保安司令部和鞍山市公安局的武装力量，果断采取联合行动。1946年3月23日清晨，安尔康一伙在乐天地一家鞋铺楼上，召集骨干开会，进行暴动策划。王屏率公安干警一拥而上，将这股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并立即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安尔康死刑。平息安尔康叛乱事件，在鞍山引起巨大反响，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王老抑制不住对家乡的怀念，说：“江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我相信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工作更进一步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并提笔写下了：“祝江西发展的更好”的题词，在家人和战士的挽扶下，王老先行休息。
我看时间在11时，还有时间采访，我们驱车前往万寿路农业部宿舍，在肖鹏老部长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老红军张继璜家。
张老披着一件草绿色军棉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们进门，忙起身关掉电视，与我们聊起了往事和经历。
张老是江西省兴国县城冈乡下洲村人，1917年出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战士、班长、排长。参加过中央苏区四、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第二营机枪连政治指导员，鲁南支队第二大队党总支书记、第四大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巡视员，第二旅第四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处副主任，临沭独立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政治委员。1948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命名第二十八团为“塔山守备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在庆功表彰大会上，接过四纵队首长授予这面锦旗的人就是张继璜，人们称他是“塔山守备英雄团”的擎旗手。在转战东北的日子里，除了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之外，张继璜还参加了三保本溪、四保临江，三插敌后，新开岭、辽鞍战役，平津战役、张家口战斗。随后，部队向北京进军，解放北平入城警备北平。在北京西郊机场，张继璜等所有东北第四、第一纵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大家都感到十分荣幸。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政治部主任、军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武汉军区第五八二部队师政治委员，国家农垦部人事、宣教局局长，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1980年3月任中国农垦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后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
张老说：“参加红军后，我在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长征中是一路战斗，1937年在平型关战役中我任指导员，后参加了农房突围，保卫延安战斗，在辽沈战役中，我在塔山阻击敌人，任守备英雄团政委，平津战役结束进京，在西苑机场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1949年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
衡宝战役后，我在长沙住院，写了一封信回家，信中告诉家人，你儿子还活着，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广东，这是参加红军给家写的第二封信，在此之前还写过第一封信是在山东临忻，六月份收麦子，一天中午休息，我想家了，写一封信回家吧，目的就是告诉家人，我还活着，又不能讲在八路军，我就写道，我现在在做生意，做买卖，开骡子马店，生意很忙，不能回家看望老人，也不敢落部队的地址。
我第一次回家，是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在报到前，我要求回一趟家，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带了两个警卫员，从汕头搭乘盐贩子运货到南昌去的车，车到了瑞金后，住在当地部队里，得知兴国山里土匪很多，团长派了一个排，一辆车保护我回去，那个时候路很难走，又遇下了几天雨，路上走了七、八天才到家，现在好了，从县城到乡里，再到村里都通了班车，原来老百姓地瓜都吃不到，现在都吃大米饭了，张老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张老最后讲：“我希望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午下，在江西省委、江西省政府领导下，早日实现小康生活。”
从张老家出来已是中午12点10分，我们赶到北京西单黄泥根路的南昌宾馆已到了12点45分，康秘和小陈还在等我们一同吃饭。
稍事休息，下午2点20分，我们按约定，又赶到了老红军钟仁辉家，钟老见我们按约而来，穿上新的毛料中山装，陪我们一道前去他哥哥老红军钟志雄家采访。
15点30分汽车才到达北京中关村黄庄钟志雄家，钟老也有一段时间没来哥哥家，找了几栋一样的房子前后呼叫着“哥哥、哥哥。”当找到哥哥往的单元，钟老特别高兴，兄弟俩一见面，格外亲热，虽然住在一个城市，也有一年多没有相见。
老红军钟志雄爱人见我们进来，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很热情。兄弟俩聊了会最近家庭情况后。给哥哥介绍我的情况，坐下来我询问了老红军钟志雄的情况
钟志雄于1913年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云集垇垅村，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钟氏兄弟也是中国幸存的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长征的红军亲兄弟，哥哥钟志雄是在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党委书记任上离休的。
钟志雄谈起了参加革命的经过，他说：“我们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五兄弟，大哥比我大五岁，弟弟钟仁辉比我小三岁。钟家祖上世代以种田为生，父亲是个勤劳、善良、忠厚、正直的农民，母亲是个童养媳，勤俭持家，心地善良。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农村中懂礼貌、会交际、知农事、能干活的“明白人”。为此，父亲从两方面着手培养我们：一是生产劳动。父亲要求钟志雄学会全部农活，还要学会撒网捕鱼、狩猎。他五岁起就跟大哥一起劳动，上山砍柴、放牛等。在大哥上学那年，钟仁辉还小，家中的一些主要劳动都由我承担。二是读书识字。父亲喜欢交际，痛感没有文化的苦恼。那时的农村很少有人读过书，谁要是能写些便条书信，逢年过节写写春联喜帖，那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因此，父亲决心要钟仁辉上学读书，把他培养成农村的“明白人”。可是学校离家远，途中要经过一片墓地，每当走到这里弟弟就害怕，要我陪着一起去。父亲培养子女读书心切，便同意我俩一起去。仁辉年纪小，不懂事，只读了两年就不想读了。而我一向喜欢读书，成绩优异。初小只读了两年就转到县城读高小了，高小毕业后又补习了一年的应用文。看到自己的儿子会劳动又有文化，想到他们以后可以在家好好种一辈子田，父亲心里很高兴。
1929年大年三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瑞金大柏地打败了尾随之敌，消灭敌军八百余人，震撼了瑞金大地。第二年瑞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红军”“革命”开始为我们兄弟所接受，思想跟着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参加了少先队。
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来到瑞金叶坪，准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宣传发动工作。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我们家乡云集圩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发表演讲说：“我们农民会劳动、会干活，却没有饭吃，就是受了地主老财的剥削。而地主不劳动，却有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还要骑在穷苦农民头上拉屎、拉尿，为非作歹。这个世道很不公平。我们红军就是要砸烂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使贫苦农民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住……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我们，我们要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的一席话是闻所未闻的全新理论，给我们广大贫苦农民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我俩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反复回味着毛泽东的演讲内容，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
1932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并被选为坪山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走上了革命道路。”
虽说兄弟两相差三岁，但他们都是在1933年同时参加红军的，那一年，瑞金叶坪乡有170多青年人加入红军，长征结束时，同时参加红军的青年，包括他们兄弟在内，仅有6人幸存了下来，他们的一位亲叔叔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哥哥钟志雄与我们谈起了兄弟俩在参加长征路上几次见面的情景。
我俩参加红军没有在一个部队，仁辉当年在红一军团红二师当宣传员，我在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教书。在长征出发前却没有见上一面。
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仁辉已住下，得知我们红五军团在后面要过来，也要经过黎平，他请了假在路上等我，他老远就见到在部队行军中的我，边跑边叫“哥哥，哥哥”，我“格登”一下，看见仁辉跑过来特别高兴，我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牵着手，随行军的队伍一同边走边说。待住下来后，我俩在一起谈起了分开后的情况，兄弟俩在一起总想多呆一会，但当时战事紧张，没有办法，分开时，难舍难分，见面两个小时后匆匆地离开了，那也是长征中见面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二次见面也是在贵州，我随部队行军经过一个村子，我看见仁辉在那煮饭，他见我来了，送了一个饭盒子给我，因为部队在行军，没有住下来，没说上几句话就分开了。
第三次见面，是在四川两河口，我们红五军团翻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听说弟弟在天金战斗中，被敌人飞机炸伤了，翻过雪山后，红五军团为左路军，过完草地到达了两河口镇，我们已住下了，听说右路军马上要过来，我很想见到弟弟，因为听说他负了伤，也不知道怎样，当红一方面军部队过来时，我在路上一直等他，弟弟随部队过来后，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多交谈，弟弟给了一些荞麦面到我，当时过完草地，粮食很困难，这些面真是雪里送炭呀！但没有来得及多说几句话，弟弟一直往北去了，我们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这一次分开后，就是二十五年没有见过面。
钟仁辉接着说：“在抗日时期，我在山西，哥哥在庆阳步兵学校，学校里有些人认识我，告诉我地址，我们相互通信联系过几次，我还寄过枕头、钢笔给哥哥，后来我从山西调山东后，就联系不上了。
全国解放后，我们都往家里写信，相互问才知道都活着，我从武汉调到北京，一九五九国庆十周年，我应邀到北京观礼，我打听到志雄的地址，很快找到了哥哥家，我俩当时都很激动，一下子拥抱在一起，周围的人都感动得哭了，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从长征谈到解放，从家乡谈到部队，三天三夜共诉衷肠，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见面机会就多了。”
采访结束时，弟弟钟仁辉唱起了长征歌曲：
十二月里来过湘江，广东军阀来设防，三道封锁线齐突破，势如破竹谁敢挡，正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红军收复数十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兵……。
天黑了下来，我们告辞时，兄弟俩一再挽留我们吃饭，我们只好遵命，随二老及家人在饭店很像样地和吃了一餐酒席，在席间，九十四岁的哥哥钟志雄还高兴地喝了酒，让我们见到了兄弟手足之情的欢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