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3日 星期五 阴 北京市西便门外大街
早上起来，外面被一片白白的霜覆盖着，汽车档风玻璃都像昨晚下了小雨一样，厚厚的冰霜抹不去，我同陈茂华到厨房提来开水边泼水、边擦抹，将玻璃上的雪霜清理干净。
9点40分，我们驾车离开宾馆，向西便门外大街驶去，陈茂华开车，我看地图，一不留神，车就过了路口红灯，在复兴路立交上下来回转了几圈，边走边问，找到了铁道部宿舍，铁道部老干局王主任昨天在电话里与我约好，今天专程赶过来在此等候，我拿出有关介绍信给王主任查验确认后，王主任叫上该宿舍工作站于站长，一道同我们去老红军胡波家。
走进单元楼道，很整洁，但光线不太好，我们一行人上楼敲开了老红军胡波家门，胡老坐在滕椅上，见我们进来，执意要站起来欢迎我们，王主任上前扶住胡老说：“你坐，你坐”。我说：“赣州你老战友潘奕星向你问好”，胡老说：“他好吗？”我说：“很好，他跟你是老乡，很惦记你，希望你有机会回家乡去看看。”谢谢，代向他问好，”胡老边说边请大家坐。
上楼前，王主任和于站长说：“胡老身体不太好，在20分钟内结束采访，我说：“好，抓紧时间采访。”
老红军胡波说：“我原名罗绍芹，1915年3月出生在江西兴国县崇贤乡，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至1936年参加长征。”
王主任插话说：“胡老长征是一步都没少走的。”
胡波接着说：“我1949年6月转入铁路工作，曾任郑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
1938年，我所在部队住扎在宁夏，相对以往固定了下来，我就想起要给家里写封信，又怕信写去被地方上反动派发现，连累家里人，当时家乡是国民党统治地区，我就将名字改为胡波，还有就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时，我的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有时候叫名字，特别是接电话，喊罗瑞卿，罗绍芹常混淆不清，我就改吧，叫胡波了。”
胡老对刚结束的十六大深有感触，他说：“十六大是新时期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对我们老同志，对全国人民，我们全党有很大的鼓舞，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制订了十年发展方向，制订了科技、经济文化，政治目标，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建设党、发展党、提出了重要的要求，我们老党员非常高兴。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0多分钟，我们提出告辞，胡老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下楼时，王主任说：“胡老今天心情特别好，言语也多，真是见到家乡来人感情不一样。”在王主任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马路斜对面的国务院宿舍11组老红军钟仁辉家。
我们找到老红军钟仁辉家，钟老一人在家，见我们进来很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并倒茶、递烟。
胡伟东对钟老说：我们今天来，请你能谈谈你参加红军时候的经历行吗？谈完后再拍几张照片。”
“行”钟仁辉说：“我是1916年10月27日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叶坪乡云集垇垅村。父亲对我寄予厚望，希望长大后成为农村中懂文化的“明白人”，送我去读私塾，仅学了两年就中断了学业。
1930年家乡闹革命，毛主席率领红军来到我们的家乡，我14岁就参加儿童团，当过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查路条。1933年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红军开始扩红，我们儿童团、少先队很多人都参加了红军，我在红一军团第二师，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是左权，宣传队队长梁必业看中了我，就分在宣传队。
由于学了点文化， 在宣传队唱红歌、吹口琴、打快板、写标语，学得样样精通，成了宣传队里的骨干。我演的《拉尾巴》。反映一位红军战士一心向往上前线杀敌的故事，让妻子支持他，不要拉后腿的故事。由于部队女同志少，我长相秀气，男扮女装演红军战士的妻子，演得活灵活现，赢得满堂喝彩，让我“一夜成名”。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笑着喊道：“拉尾巴”过来，让我们看看你究竟是男还是女？”从此，大家给我起了个别名——“拉尾巴”，这个名字当年还在红二师走红了。
在苏区的时期，我参加了广昌战斗，福建文房战斗，从福建回到兴国，参加了高兴圩战斗，当时上面指挥失误，它不是打游击战和运动战，而打防御战，与敌人硬碰硬，红军损失很大，我们在10月份离开兴国到达于都参加长征。
在长征中，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宣传到哪里，宣传队激励了战士的士气，在战斗中，我们红一军团第二师是有功的，我师走在最前头，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长征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到达陕北吴起镇是1935年10月19日，总共1年零3天，走了11个省，25000里，打了500多次仗，歼灭和打垮敌人410多个团。
乌江、大渡河，遵义，沪定桥，腊子口都是我们师打的，长征最艰苦是爬雪山，过草地，因为从江西出发带的棉衣都扔掉了，翻雪山是6月份，大家都是穿单衣，部队买了酒、买了辣椒，做好上夹金山前的准备，要求我们12点钟前过去，我们爬到山顶，喘气不息，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雪山上雪很深，走人的地方走实了，没有走过人的地方，面上一层冰壳，下面很松，有些战士不知道，一踩上去就滑进雪谷里，牺牲了。
过草地，没有粮食，我吃过皮带，草根、野菜，有很多战士吃野菜中毒，有的走进沼泽地陷进泥里就再也没有出来。
毛主席一看见我们第二师就高兴，特别是在贵州打土城战斗的时候，我们本来走赤水，上级调我们回来，朱总司令看见我们回来很高兴，带着两个警卫员跟着我们部队上前线，长征中占领了50几个县城，我们第二师就占领了40多个县城。
1936年，红军东渡到山西，为了扩大红军，宣传抗日，同年3月16日，我正在山西霍县火车站写宣传标语，突然遭到国民党重兵袭击。突围时，一颗子弹由右至左穿透了我的脖子，鲜血直流，昏了过去。梁必业把我背回宿营地抢救。半个月后，伤势明显好转，但双手还不能自由上抬。一天散步，遇见了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邓小平关心说：“拉尾巴”向我敬个军礼好不好？”我使劲把手抬到帽沿处作敬礼状，邓小平连声叫好。他是想测试一下我的手有没有好。
在医院里，我曾和同样负伤的红二师政委肖华成了病友。一天，我用口琴为肖华吹奏《红军远征曲》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派人叫我速回军团政治部。赶到政治部不一会儿，眼前走来一个人，居然是毛泽东！朱瑞拉着我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这是我们宣传队的红小鬼，能歌善舞会演戏，负伤后表现很坚强！”毛泽东亲切地叫我坐到自己身边来，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伤病痊愈后，钟仁辉在部队继续做文艺宣传工作。1938年，跟随肖华到冀鲁边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等战役。每到一处，就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救国救民的主张，在部队搞文艺演出，宣传发动，在战场对敌宣传，用宣传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1950年，随部队转战大西南。1956年3月，我担任了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1959年，响应党的号召，脱下军装到昆明298兵工厂担任党委书记。1965年，邓小平来到厂里视察，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那个“拉尾巴”嘛！”
1972年，钟仁辉调到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一直到离休。”
钟老最后深有感触地说：“没有战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建国五十多年来发展很慢，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我们发展更快了。
我们江西不是沿海，相对来讲发展慢些，十六大会后，我听了江西省委书记的发言，听了我很高兴，提出了发展战略，做沿海的后方，乘东启西，每次开人大会，我特别关注江西的发展。
江西人民对中国革命成功是有贡献的，希望江西加快发展步伐，把江西真正建设成为工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省。发扬井岗精神、瑞金红都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发挥江西人民踊跃参军、积极支前、英勇牺牲精神，江西建设一定会更好，人民生活水平就一定会得到提高。”
钟老在讲起刚刚中央台播放的《长征》电视剧后说：“中央电视台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特别邀请了我俩兄弟参加，因为我们兄弟从江西出发长征，瑞金、甚至全国就是留下了我们唯一的一对从江西岀发参加长征的兄弟老红军。”我和胡伟东邀请钟老明天一同去他哥哥家里，他很乐意地答应了，并说：“明天下午我在家等你们”。
从钟老家出来，已是中午12点10分，解放军后勤学院吉安老乡刘高平大校约我们去他那吃中饭，并说：“婺源县江湾村有几位朋友来了。”我们如约赶往。吃完中饭，已到下午15点多，我同胡伟东连忙赶往复兴路原铁道兵大院。
老将军郭延林的秘书小尚在等我们，尚秘书见我们到来说：“首长在301医院等你们。”尚秘书请我们上他的红旗车，我就对送来的司机李师傅说：“你先回去”。
我随同尚秘书来到了301医院东511病房，郭延林已在病房内活动，见我们一行进来，吩咐后勤战士给我们倒茶，胡伟东是吉安人，一坐下来，胡伟东就与郭老拉起了家乡话，郭老心情很好，谈话随和，热情。
郭老说；“我回家时，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玻璃框里看见有我父亲郭朝秀的名字，吉安可能也有，”我说：“吉安肯定会有，省里也是由下面报上来的”。
胡卫东说：“郭老是哪年参加红军的。”
“我是1914年11月21日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栗山郭村”郭老接着说：“我在1928年就参加了农民暴动，我父亲是个头，叫农协会，又叫苏维埃，他是农协会主席，我记得，是9月份的一天晚上，按风俗习惯过“齐九皇”节，村子里男人们集中在一起，手拿大刀，土铳，棍棒当武器，我14岁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就跟着去参加了，我父亲看见我也没说话，对大家讲：“走”。在他带领下，向三、四里的王家山村奔去，快到王家山村时，表兄刘和带着河山冲的人也到了，大家汇合在一起有三四百人，当时有几家土豪劣坤在一座大祠堂“祭九皇”，我们包围了这座祠堂，人们喊声，土钪的发射声在祠堂墙外响成一片。表兄刘和带领人们冲进祠堂，把几个土豪劣坤捆了起来，拉到外面批斗，人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痛快。
暴动胜利后，在桥上村成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农协会），我父亲被选为主席。1929年1月份，从吉安城开来了国民党军队，他们包围了桥上村，随后又包围了我们村，他们先烧掉了村里的一栋三层大祠堂和一些民房，把我父亲和村里几个年青人都抓走了，我继母去吉安想把父亲保出来，结果人没保出来，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牢。过了七、八天，我父亲作为暴动首领杀害了，被杀的还有几位年青人，继母才被放出来了，当时敌人要抓我想“折草除根”，我跑到邻村的亲戚家躲了起来。
一天晚上，村里来了几个便衣，要村里把我交出来，当时我不承认，亲戚求情并说没有这个人，便衣走了，亲戚当晚就送我走，外面下着大雨，我戴着斗笠，连夜去找表兄刘和。表兄见我疲惫不堪的样子，问出了什么事，我把事情说了，姑姑大哭了一场，表兄劝我，勇敢一点，不要害怕，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到长东埠田一带去找一个叫“北卢办事处”的机构，在我离开表兄家不久，敌人就来到了河塘下村，把表兄全家杀害了，村庄也烧成了一片废墟。
几经周折，照表兄说的办法，我终于找到了“北卢办事处”。 我把表兄写的信交给了负责人。他看见信，问了些事情安排我住了下来。1929年7、8月份，办事处要组织游击队，我立即报名，当时游击队有100多人参加，14、5岁的只有几个人。
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作战是打吉安固江圩，后来又打了七都、八都，新余县，经过不断地战斗，游击区不断扩大，队伍也壮大了，成了游击大队。人有500来人。1930年8月，我们配合红四军打开了吉安城，在吉安城我见到了毛委员和朱德军长，打开吉安后，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开南方，会师武汉，要扩大全国的红军100万。”红四军向南昌进军，我们改称二十纵队在吉安地区活动，不久接到上级命令，二十纵队改为二十军笫一七三团，我们成了正规军。大家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二十军在那里，也没会合，我当时在第一营第一连当通讯员，蔡顺礼同志（1955年授中将曾任石家庄陆军学院政委）是连里司号员。不久听说二十军要“反水”。
1930年底，上级命令我们开到桥头镇同红四军会合，第二天上午，部队都在搭好的木台子下集合，我们部队站在中间，台上坐着一些人，突然一个人宣布：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到台前集合，我当时猜想可能是去领驳壳枪，干部到台前集合后，朱德军长出来讲话，他说：“二十军的士兵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你们现在编入红四军。”二十军的干部就没有回来，当时我编入十三师，听人说，我们都是二十军来的“AB”团，我曾听说过“AB”团是反革命组织，别人讲我们是“AB”团也不敢吭声，后来组织上宣布，以后不准说二十军来的同志是“AB”团的，我这才放下心了。
1931年12月，组织上调我到瑞金红军学校特科学习，成为红军学校工兵第一期学生，主要学筑城（修工事）、爆破、架桥等专业科目，校长是刘伯承，学了五个月后毕业回到红一军团，军团参谋长陈奇涵找我谈话，看我个子小，就分我到军团司令部交通科当参谋。到军团后不久，就参加了打乐安的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战斗。
最后一仗是在兴国县，为防止敌人进兴国县城，上级命令工兵连等我军过桥之后把桥炸掉，连里决定我带一个班去完成这项任务。这也是我第一次担负爆破任务。怎么炸，我心里不踏实，晚上10点左右，我带着炸药出发了，我到桥上一看，这是一座大石桥，我在中间选了一个桥孔，决定把孔桥炸掉，我和大家一起把炸药包绑在桥下，插上导火索，我军过完桥后，等国民党军接近桥头时，我们把导火索点着，只听轰的一声，桥断了，敌人过不来了。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长征，我仍在工兵连，血战湘江时，我同工兵连战友一道在湘江上架桥，第一次打开遵义，桐梓，我工兵连在遵义架桥。1935年1月2日，我工兵连用竹排架起了浮桥，使红军顺利渡过去了乌江，红军四渡赤水，赤水河水是长江支流，河水流湍急而多险滩，我工兵连用当地盐船架起了两张浮桥。翻过雪山后，我们到达毛尔盖，这里驻扎敌人一个营，敌人在围子里进行顽抗，上级命令工兵连挖坑道进入围子，我带一个班，在离围子很近又比较隐避的一座庙里向里挖，到天亮时，敌人发觉我军意图，仓皇地冲出围子向山上逃走，结果被我军全部消灭。
1935年9月18日，我们到达了甘南的哈达铺。部队进行了整编，我们红一军团工兵连与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工兵连合并，成立了陕甘支队炮工营。1935年10月19日，来到了陕北的吴起镇。
郭老最后说：“我深切怀念牺牲的战友们，我们工兵连走在最前头，是最艰苦最危险的队伍，长征出发12个工兵连，到达陕北最后剩下不到50来人。
回顾从小参加革命以来的60多年历程，风风雨雨坎坷不平，我从一个无知少年成为将军，都是党培养的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也没有我的今天。”
解放后，郭老担任了志愿军铁道兵团师政委，军委铁道兵师长，军副政委，铁道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
时间不早了，我们告辞郭老，尚秘书派车送我们。
从301医院采访郭延林将军出来，离采石路不远，我与老红军李良汉将军家联系，老红军李良汉将军之前回过我的采访信，这次到北京来很想见见将军，由于将军患病未能如愿。秘书接电话后约我到家门口见我，我们赶紧开车赶到采石路13号院，李老秘书向我提供了李老的革命经历和照片。
李良汉将军一九一二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良村镇岭下村。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永丰县模范团连副政治委员，红一军团警卫连排长、司务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连副政治指导员，第一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总校直属队政治协理员，太岳大队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太岳分校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三总队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第三十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工程兵副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良汉将军参加了在自己家门口的良村战斗。一九三一年八月六日傍晚，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战争，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其主力部队，已经分头挺进到苏区腹地兴国境内，而数万红军主力，却仍象赣南山区沉沉的暮霭，有影无踪。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把他的指挥部安放在良村圩的万寿宫内，他接到旅长谭子钧的报告，说莲塘方面发现红军主力。上官云相并不在意，一面命令谭旅就地设防，一面命令第二旅、第三旅从良村出发，增援莲塘，同时命令已经到达城岗圩的郝梦龄师回良村驻防。
七日清晨，良村的第二旅遵照昨晚的命令，天一亮就整队出发，赶往莲塘。上午十一点，他们赶到了莲塘与良村交界的山谷隘口大坳，数万红军已挟莲塘胜利的余威，呼啸而来，敌人猝不及防，敌旅长张銮诏慌乱中下令就地抵抗。枪响不过半小时，一个旅的敌人被打得烟消云散，张銮诏死于乱军之中。
大坳隘口的茶亭里，这里宽不过四、五米，前后都是陡坡，鹅卵石砌了一节山道。东西两侧均为高山，南北两边都是峡谷，峡谷两边就是莲塘、良村二个圩场，距离都是15里，是一个天然伏击战场。当年张銮诏旅从北面登山时，红军第三军团已经于头天半夜就迂回到这里严阵以待。
红军歼灭张銮诏旅后，红旗直指良村。午后一点，良村战斗打响。午后三点，红军占领良村圩。
红军在八个小时之内，在三十华里之间，打了三仗，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余名，俘虏敌人三千五百多名，缴获步枪三千五百支、机枪四十多挺、花机关枪六十多支、驳壳枪六十多支、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二架、子弹计余万发。
良村圩傍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一九五五年一位返乡的老红军提议修建的，当时良村镇属于吉安地区永丰县管辖，永丰县民政部门拨款建塔，但塔刚建完，碑文尚未来得及雕刻，良村乡已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划归兴国县管辖。
当年红军追歼逃敌后，在大坳的岭下村，有一位放牛的小少年，就从战场上拾起一杆步枪，追上红军队伍走了。
一九五五年，他已经成为解放军铁道兵少将，骑着马返回故乡，崎岖的的山路折坏了跨下马腿。
一九九一年，老将军再次还乡，汽车仍不能开到红军古战场岭下，他只能站在这个塔下眺望当年的战场。宝塔静静地伫立在这烈士血洒的土地上，刚刚半个世纪。将军的后代再来到塔前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塔是为谁而建了。
一九六五年，侵越美军扶植南越傀儡政权，向北越步步进逼。经中越两国高层协商，中央军委作出出兵越南的决定，派遣中国后勤部队二支队，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出国前，周总理指示：“出国参战人员，要选精兵强将，事关外交，所有重大行动，都要报经他本人同意批准。”因此，参战部队要“高配”一级。本来，二支队只是师一级建制（53师），而周总理却亲自批准由时任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的李良汉将军兼任二支队政委。这位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将军，以天命之年，披挂上阵。一九六五年六月，他率两万多人的部队，来到北越海防要塞下龙湾，担负抗登陆守备和抢建国防工事的重任，从而拉开了抗美援越战争的序幕。
二支队进驻下龙湾后，边设计，边施工，不仅任务艰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美、苏、中、越军队驻地相距都不远，政治环境十分复杂，更为严酷的是，每当部队施工时，都要遭遇美机的频繁轰炸。然而，我军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冒着高温酷暑，同时在15个岛屿登陆，在敌军炮火下开辟施工作业场。为了避开敌机轰炸，每当夜幕来临时，李良汉将军便指挥部队把到港的各种军需物资，涉过滩涂，人拉肩扛，抢运到安全地点，隐蔽到位。敌机来临时，常常把敌机放进到四百米内的距离，再集中火力，专打迎头，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敌机，直到敌机凌空爆炸。由于火炮在坑道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李良汉将军的耳膜一次次震得鲜血直流，老将军的右耳失聪了，但他一直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和战友们同甘共苦。正是由于李良汉和战友们的浴血奋战，苏军顾问设计建筑需要三年时间完成的海防工事，我军仅用一年多时间便顺利完工。同时，击落敌机二百余架，取得了战斗、施工双胜利。
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军委电令李良汉将军回国，胡志明主席亲自接见并宴请了他，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李良汉将军和他的部队。
一九五五年，李良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步兵学校政委时，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江西省兴国县良村镇岭下村探亲。
一九三一年，17岁的李良汉跟着红军踏上革命征途。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整整24年没有回家乡。
今天李良汉将军乘车到良村镇政府，离家还有二十里，山道弯弯，坎坷难行。兴国县政府干部把唯一的一匹马牵来给他代步。李良汉扬鞭策马，转眼来到双龟峡。
第三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在莲塘的十万洲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乘胜追击，在双龟峡又遭遇敌人赶来增援的另一个旅，国民党军利用峡谷里凹凹凸凸的岩石掩护射击，企图阻挡红军。当时李良汉在附近配合红军作战，兴奋地跟着红军冲锋。从这一天起，他归到中国工农红军的钢铁洪流之中。
进了双龟峡，当年的战斗情景又浮现在李良汉眼前。他左顾右盼，全然忘了走的是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稍不留神，一个趔趄，险些栽下马来。他跳下马一看，糟了，一个马失前蹄，竟折坏一条马腿。他牵着瘸腿马回家，心里非常懊丧。
几天后，他返回县政府，拿出一百元钱给马治腿。县政府干部万般推辞，不肯接受。李良汉坚决地说：“这是解放军的纪律，我要带头执行。”
李良汉数次回家乡探亲，都得到江西省委、江西省军区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帮助，江西省军区在车辆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派专车把他一行送到家乡。
有一次李良汉回乡时，他们非要开几个菜宴请将军一番不可。将军谢绝说：“家乡的生活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一些，但仍要珍惜老百姓的血汗钱，把钱用到建设项目上去。”村干部没办法，只好提议说：“将军不肯吃饭，我们可以为您开个欢迎会吧？”“可以”将军高兴地说：“我离开家乡很久了，跟父老乡亲们见个面，向大家汇报我离开家乡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李良汉鼓励大家：“要让家乡的面貌更加美好，一要靠党的政策，二要靠大家齐心。首先要修好通往山外的公路，路通了，村里的产品可以运出深山，山外的物资可以进山来，整个经济建设就会带动起来。路修好了，我还会再回来，和大家相聚在一起，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
以后，李良汉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支持老区建设方面，多次发表过意见，提出了提案，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良汉曾长期在工程兵部队工作，担任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他主持过公路建设。在抗美援越期间，他率工程兵在美军的飞机轰炸下修路，把通衢大道修到了外国。他很关心家乡的路，见了家乡人便问：“路修好了没有？”回答总是说：“正在修。”岭下的公路修了很多年，工程在双龟峡受阻。要在石山上修公路，没有一定的资金是不行的。
星移斗转，光阴茬苒，李良汉一直挂念着家乡的路。三十多年后，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再次回乡探亲，一九九一年十月，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传来，岭下村全村男女老幼齐上阵，苦干一个月，决心把公路修通。将军知道后，兴奋地带着儿女赶回来，他说：“我今年七十七岁了，盼了几十年家乡通公路，现在全村人出力，也要算上我的一份。”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亲自参加修公路。于是派儿女作代表回到村里，并拿出五百元钱，说是自己为家乡的公路添上一锹土。站在乡政府大院里，遥望岭下村的崇山峻岭，李良汉心潮澎湃，他脑海里浮现出家乡一条不断延伸、拓展，通往幸福的五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