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2日 星期四 晴 北京市
胡伟东这几天陪我去采访，给我带来了方便，他在北京呆的时间长路熟，省了我不少时间，晚上没事，我拿名单给他，他也能转弯抹角地找到电话帮我联系，今天要去采访的老农业部副部长老红军肖鹏，就是胡伟东昨晚帮我联系好的。
我今天请单位董事长的车协助我去跑一趟，陈茂华也很想去看看采访的情况，10点正，我们找到复兴路63号农业部宿舍大院，在热心人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老红军肖鹏的住宅，住宅在院内最西头，独门独院，门前和内凉台种了各种花木和长青植物，一片春的感觉。
老红军肖鹏见我们进来，热情地与我们握手，肖老精神矍烁，气质儒雅，一见面，老人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好客热情，特别是那一口未改的乡音，使我们打消了一切顾虑。
肖老请我们在客厅入坐，吩咐家人给我们沏茶，并拿出点心和瓜果给我们吃，我请肖老坐在顺光的沙发上，便于我拍摄。肖老很爽直，也很善谈。
肖老跟我说：“1919年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永丰乡豪溪村，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团连副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后任中央军委干部休养所所长、卫生处处长兼政委，冀中军区兵站部政委，白求恩学校政委，冀热辽军区卫生部政委，第二野战军运输部政委。
建国后，历任民生轮船总公司常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广东省航运厅厅长，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司长、副部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水产总局局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中国渔业协会会长、中国水产学会理事长、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肖老接着说：“我们兴国县当年全县不到24万人，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牺牲的烈士有名有姓的约2.5万人，每一里路牺牲了一位兴国人，赣南有25万有名有姓的烈士，江西为中国革命付出很大，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我是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的，当时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当战士，当时宣传口号是打到敌人后方去，由于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他在军事上单纯防卫，分兵把守，政治上把异己扫地出门，是个很极“左”的人，敌人是进几公里就做碉堡，李德采取对着打，红军损失很大，被迫战略转移。就说在过湘江时，毛主席不主张渡湘江，李德非要强渡，当时主席被排斥，湘江战斗损失很大。长征路上我们渡了金沙江，乌江、大渡江、赤水河，湘江损失是最大的。
长征我在红三军团，主要是与红一军团前后保卫中央军委的安全，前有堵敌，我们冲锋在前，后有追兵，又要配合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打阻击。长征中一个最大的关口就是腊子口。蒋介石想把我们封锁在草地里面，饿死、冻死。腊子口两面像墙壁一样立起来，只有很窄的一个河沟能够进出，敌人在那里堵截我们，真是危险。那个时候就是拼命也要打过去，冲出来以后，就到了甘肃南面。我印象最深的，过了腊子口以后，一个老太太装了半碗小米稀饭给我吃，真是好吃。
在长征路上的一次战斗中，我身负重伤，部队到达陕北后，我被送到保安县（现志丹县）治疗，养好伤后，组织上安排我到抗大学习，在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当时，国民党飞机经常轰炸，在一次轰炸时，我们十二个人躲在一个窑洞里，一颗炸弹正好掷在窑洞口，当时牺牲了11个战友，我的肺被震裂了，当时大家看见我的伤势很重，以为抢救不过来，准备了12副棺材，没想到，我还真活了过来。后来我就是这样从事后勤医务工作，先后担任了师卫生科长，总政治部保健委员会主任，冀中军区卫生部政委兼白求恩学校政委等职”。
这时，阿姨说：“就谈到这里吧，在我这吃饭，北方吃方便，煮饺子。，我连忙说：“不用麻烦，谢谢，我还要去海军第一干部休养所。”我看看时间11点10分了，我们告辞出来了。
按原计划，在回宾馆的路上要经过海军第一干部休养所，正好顺便去海军第一干部休养所采访，采访结束可赶回去吃午饭，陈茂华右拐弯没注意红灯，被警察扣照，好讲歹讲都不行，没法，只好去银行交了罚款，这一等就误了半个多小时。当我们到复兴路18号海军第一干部休养所时，已过12点了，这个时候还好找人，上两次来，杨老都不在家，这次门卫一打电话就联系到了杨老。
我抓紧时间上楼，找到了老红军杨德生家，杨老身体不是很好，听说从江西来的很热情。杨老听说我来过两次没找到他时，他说：“我常外出走走，也是锻练吗！”我讲：“我这次来北京，专门采访江西籍的老红军。”杨老听说我专门从江西来的，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老红军杨德生说：“我是1916年8月出生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乌石村，参加红军前，我是乡里的少先队队长。1932年5月红军扩编，我还不满16岁便带领少先队员们参加了红军。到红军部队报到后，我和小伙伴们每人领到一支长枪、5发子弹。当天下午就上前线，晚上我们就参加了战斗，有的小伙伴在第一次战斗中就牺牲了。使我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要参加革命，就要有牺牲。
1934年，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8.6万人被迫从瑞金转移，当时是转移去湘西，没有说长征。那时我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当战士。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不懂得中国的实际，当年11月中旬，红军经过惨烈战斗，损失惨重，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红军兵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当时兵力保存比较完整的就是红一军团。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中央红军渡过乌江、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来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
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我所在的团歼敌两个连，占领安顺场渡口，并缴获渡船一只。冒着对岸敌人密集火力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北岸渡口。我负责用机关枪封锁对岸敌碉堡的枪眼，掩护突击队渡河。团参谋长对我下了死命令：“你要封不住碉堡，我杀你的头！”我和班长共两挺重机枪从下向上打，一起开火，封锁一个碉堡的火力。激战中，枪管打红了，换水时班长牺牲，我一个人轮换着打两挺重机枪。渡过大渡河后，我到碉堡里看了一下，死了5个人。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一天一夜步行240华里，配合沿西岸北进的红军第二师部队抢夺上游的泸定桥，使红军顺利地渡过天险大渡河，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1935年8月中下旬，我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机枪连，随中央红军过夹金山后，到达毛儿盖、婆罗子（俄窝）地区集结休整，准备走过纵横数百里、荒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的草地。
我们连接到过草地的命令以后，感到困难确实很多。人少负重大。全连带有重机枪6挺，每挺枪有子弹1000发，还有其他辎重设备；而人员只有90多名，其中还有伤病员15人。同时，经过长途战斗、跋涉，大家的身体都很虚弱。连长和指导员鼓励大家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他们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战胜困难，顺利地跨过草地，开赴陕北苏维埃根据地。这是我们胜利之路。经过动员，大家情绪高涨，心里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做好各种准备，争取平安顺利地走过草地，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接着，大家都投入到具体准备工作中。1.搞好训练，特别是学会打骑兵的战术技术，以防国民党骑兵的袭击。2.做好物资准备，尽可能多地筹粮和准备御寒衣物。
在物资准备中，上级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搞到粮食和盐巴，每人最好带15至20天的口粮。由于这个地区是藏民区，老百姓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语言也不通，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我们班9人只搞到不足7天的口粮和4两盐巴。我们越向草地纵深走，粮食越少，每人每天只有二三两粮食。食盐更少，有时一餐饭只能捏几粒放在锅里。即使这样，盐也很快就用完了。由于严重缺盐缺粮，大家腿软心慌，全身无力。草地的水都在臭泥潭里，有的地方的水还有毒，是不能喝的，我们只能靠接点雨水解渴。尽管如此艰难困苦，大家还是团结一心，一步一步向前进。
草地的天气叫人很难捉摸，时而暴风骤雨，时而漫天大雪，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冰雹满地。我们每人只有两套破旧的单军衣，有的连鞋袜都没有。遇到雨雪天气，9人挤在一起，等待天明。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头顶上支撑长征以来仅有的一块破雨布，大家背靠背、脸朝外，用体温来暖身，熬过漫长的黑夜。
由于饥饿、寒冷和泥潭，草地夺去了不少年轻战友的宝贵生命。全连队就有21名同志在过草地时牺牲了。我这个班9人也有3名战友永远倒在了草地上。这3位战友牺牲前心情都非常沉痛，念念不忘革命一定会胜利，美好理想一定会实现，为自己不能继续完成党的任务而遗憾。他们脸上滚着泪珠，用微弱的声音对围在身边的战友说，你们一定要坚持活着走出草地，杀上抗日最前线，早日解放我们的家乡，解放全中国。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下旬，我们和陕北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西安事变”后，经过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国共合作对外抗日，我们经过整编为八路军115师。
1937年9月间，我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这次大战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这次战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0年，我还参加了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次大战击毙、击伤日军、伪军2.5万多人，俘虏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随部队到东北，投入了解放战争。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部队又急速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4日，我们部队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卫的大城市，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促进了北平的和平解放。随后，我们第四野战军装备比较好，汽车较多，部队一直南下，过长江经九江到南昌、萍乡等地，一直打到广州。”
杨老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战斗中，先后负了5次伤。这些伤虽然不是致命的，但至今仍然给他留下了痕迹。弯曲的左手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伸不直的右臂这是日本鬼子打的。杨老说：“在革命战争中长征途中牺牲了很多同志。在平型关战斗中不少经过长征锻炼的同志也牺牲了，非常可惜。我虽然受过伤，吃过苦，但比烈士们幸运得多。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最后，杨老在我签字本上写下了“红军长征万岁！”
杨老一九三二年五月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营当战士、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第三营机枪排任排长、一九四0年五月在晋西北八分区第二十二旅第二十二团第二营任营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东北吉江一分区第三团任副团长、一九五三年一月在中南军区海军后勤部运输处任处长、一九五五年六月在海军司令部军交处任处长、一九六一年九月在海军舰船修理部任副部长、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海军装备修理部任副部长、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海军装备技术部任顾问。一九八三年五月离休，副军职离休，后为正军职待遇。
杨老听说我还要去采访老红军毛洪祥时，他说：“毛洪祥就住在我楼上403室，他也是我们瑞金人。”我告辞杨老出来，直接上楼找到403室。
老红军毛洪祥正在午休，我按响了门上的门铃，阿姨听见铃声，热情地打开了门，听说我的来意，忙紧让我们进去坐并说：“欢迎！欢迎！”阿姨把毛老叫醒了说：“他耳朵聋了听不见”。由于双耳无听力，我无法与毛老进行交流。
我在阿姨帮助下了解到，老红军毛洪祥是1915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叶坪乡合龙田心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入党，参加了苏区1至5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4年从江西出发参加长征。
毛洪详先后历任公务员、军委炮兵营班长、排长。抗日时在鲁中任副团长。解放战争任三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团长、哈尔滨松江军分区四处任处长、1948年12月调任海军大连海校校务部长。调海军工程部任副部长、海军后勤部任副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毛洪祥老人知道我们从江西来的，一定要我带几句话回去，他对着我的摄像机说：“希望江西按照十六大精神，建设小康之家，祝江西人民生活幸福。”
我看时间已过13点了，我赶紧下楼，陈茂华坐在车里都疲劳地打起了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