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1日 星期三 晴 北京市
一早，田浩就调来辆昌河面包车给我用，我到丰台已近9点，在附近几个部队干休所探问打听老红军方震的情况，经过几经打听，用了40来分钟，才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干休所找到方震住宅，我和胡卫东走进院内，推门进去就是客厅，阿姨见我们到来，听说我们从江西来采访，马上上楼请方震，方震边下楼边说：“来了，来了，请坐”并吩咐倒开水。
方震很有家乡感情，特别有乡意，一坐下就说：“我也常会回家乡住一段，县里还做了一栋房子给我呢！”
坐了一会，方老请我们上楼，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很多纪念章和各部门送的慰问纪念品，方老一一给我们介绍这些东西的情况，听完他介绍后，我就坐在这间房里对方老进行了采访。
方震，原名方强火，1911年3月20日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湾里乡广兴村，1926年加入儿童团、农民协会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3月在家乡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班长，同年6月选派到横峰葛源镇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学习，结业后分在红十军第八十二团特务连任见习排长。1931年7月入团，9月入党，1932年1月任第八十二团第四连连长，后又任指导员。1933年5月，任红七军迫击炮连指导员。1934年7月，红七军担任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方老派任福建长汀设立兵站任兵站政委。10月，中央红军长征，兵站改为运输队，任中央军委四局运输队指导员参加长征。
1935年6月，随朱德总司令到左路军，任运输队指导员。1936年10月参加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后，随西路军西征，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参谋。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兵站分站长兼指导员，1939年任前总后方总站部副官处处长。1940年任兵站部巡视主任兼太谷兵站办事处主任。1945年任晋西北军区总兵站副站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任晋冀鲁豫贸易公司办事处监察委员。1948年3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军工组组员。1949年8月任华北军区后勤运输分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检查室主任。1952年任中央军委总后勤务部检查局副局长。1960年任总后勤务部上海物资供应办事处主任，后任华东物资局政委。1968年受文革迫害，1973年平反，1977年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顾问、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0年离休。
方震当年参加的是工农红军第十军，主要在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为中心的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方老回忆往事时说：“1926年秋，北伐军追歼北洋军阀进入江西，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年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方志敏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农协筹备处委员长兼秘书长身份，委派了一批农运特派员赴各县指导农民运动。
1926年冬，我家乡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当年十五岁，退出长工伙后，加入了农民协会，接着全家人都成为农民协会会员。
为配合北伐军东政，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亲自发动领导的“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活动在弋阳、横峰两县轰轰烈烈开展，农会会员由六千多人激增到五万多人。这些地方区、乡政权都归农会所掌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村农会会员起了分化，坚定的会员坚持秘密活动，动摇的会员逃离本村去外乡，投机分子反水投靠土豪劣绅，屠杀、镇压原农会领导和骨干。我堂兄方官火他是共产党员，是本村农会领导人之一，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
但赣东北地区革命活动没有停止，很多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我村成立了赤卫队，我加入了赤卫队。
1927年6月初，在方远杰的指挥下，农民自卫军、赤卫队三千多人向弋阳县城发起了攻击。占领县城后，镇压了几个土豪劣绅中的首恶，组织了万人民众反蒋游行示威。
1929年4月间，敌人眼看对弋阳、横峰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调王均的第七师第四十四团向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王均面对弋阳横峰绵延起伏的莽莽大山和蔽日茂密的森林，心想若把这山上树木统统砍光，就不难将红军一网打尽。
为此，他纠集了广信、饶州两府十几个县的官府衙门、豪绅地主，组织砍树队，居然拼凑了六千多人的砍树队伍。
方志敏命令红军开进深山密林，扎口子，打埋伏，准备迎战。敌人押着砍树队来到磨盘山脚下，见连绵大山茫茫林海，一个个都失去了信心。这时白军上下都认为“砍树围剿”荒唐可笑。
当砍树队进入红军布置扎好的口子时，枪声一响，几千人的砍树队员吓得屁滚尿流，四散逃命。白军也边打边退，一直退进了弋阳县城。
后来，红军又先后在长茅岭、团林打了两次伏击，把进犯之敌击退。王均的残余部队被驱出弋、横地区，他的“砍树穷追”战术彻底失败，几个月的“砍树围剿”被粉碎了。”
方老接着说：“我两次跟随方志敏进军闽北。1931年初，敌人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对闽北苏区也发动了“围剿”。闽北红军因寡不敌众，屡次失利。
为了巩固闽北苏区，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领导决定红十军进军闽北。1931年4月下旬，由邵式平同志率领红十军一部和赤色警卫师向赣浙边境出击。方志敏政委、周建屏军长率领红十军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二团、第八十三团向闽北进军。我当时在第八十二团特务连任第二排排长。
4月27日，我们打下了铅山的一个封建堡垒——石塘街，消灭了盘踞在该街的任老汉靖卫团，击毙了敌区长曾省三。4月30日，我们向武夷山的桐木关进发，与闽北红军独立团汇合，乘势收复了闽北分区机关原驻地车盘和坑口，接着攻打长涧源的战斗。
敌人把长涧源一座地主的土屋改成碉堡，红军来后，敌人钻进碉堡固守顽抗，后在红军强大兵力包围和政治宣传下，被迫全部投降。
结束长涧源战斗后，消灭了驻在黄柏、谷前的白军和靖卫团之后，直插闽北重镇赤石镇。赤石镇是闽北竹木、岩茶、香菇等山货的主要集散地，镇上商贾云集。红军进镇后，注重保护中小商人，打击奸商和高利贷者，没收土豪和反动商家、钱庄的财产，共缴获银元十几万元，黄金三千多两。
在第一次进闽北的战斗中，红军指战员伤亡也不少，第八十三团政委李新汉、军部卫兵连连长张厚发等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方志敏政委在坑口召开了红军阵亡指战员追悼大会。全体指战员穿着整齐的军服，枪上插着一支香，香上札着一朵白纸花，用以寄托哀思。唱完《国际歌》后，方志敏了讲了话。最后大家唱了方志敏写的一首悼歌：“可恨！一切反动派，天天打注意，屠杀工农兵，我们工农兵，痛苦到万分，宁为革命死，不愿苟生存，红军诸先烈，都是这等人！开会来追悼，大家齐痛心。誓把那反动派，坚决消灭尽。报得先烈仇，完成大革命。”
后来，从赣东北传来消息说，国民党第五十五师有偷袭葛源的企图，方志敏决定回师赣东北。为加强闽北的军事力量，方志敏将在闽北缴获的枪支、弹药全数留下，并拨一个营的部队充实闽北独立团。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向建宁、黎川、泰宁方向进发，同时命令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方志敏政委、周建屏军长率领红十军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二团、第八十三团于1932年9月10日从横峰过信江，12日到达武夷山的紫溪。同闽北特委书记黄道、闽北独立团长黄立贵、团政委薛子正等制订了作战计划和行动部署。9月15日，我们包围了赤石街和星村两地。
驻守赤石街和星村的敌人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一个团，在红军强大兵力包围下全部向红军投降。9月19日，我们继续向浦城进发，于20日拂晓赶到浦城县周围。守敌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福建省防军钱光玉旅一个团驻守，后又临时支援了一个团共两个团。
我们原计划冒充白军奇袭浦城，而守敌得知红军要攻打浦城，紧闭城门，军部决定改奇袭为强攻。
我在的第八十二团担任攻打浦城西城战斗任务。团里组织了敢死队，特务连组成两个攻城敢死排，我任敢死队二排排长。
深夜12点左右，我军开始强攻蒲城。先以迫击炮、机枪、步枪等密集火力压倒城墙上守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敢死队迅速靠近域墙架起云梯往上爬。在敢死队勇猛冲杀下，敌人节节败退，敢死队攻上城墙后，迅速打开了城门。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在黎明之前，占领了浦城县城。
红十军胜利达到了第二次进入闽北作战的目的。
当我们问起方老怎么去了苏区时，方震说：“那是1933年1月，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苏区参加反敌人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斗争，并由邵式平、周建屏、方志敏等随军前往，这时，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都处于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紧张阶段，方志敏见到中央电报，颇为踌躇。因为红十军一走，势必削弱闽、浙、赣的对敌斗争力量，但方志敏以大局为重，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只有委托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到瑞金后，将闽、浙、赣苏区与敌斗争形势向中央作一汇报。
1933年1月30日，由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率领的红十军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这三个主力团（我当时在第八十二团第二营第四连任连长）共4000多人渡过信江河，前往贵溪县的上清宫地区与中央红三军团会师。
红十军出发时，方志敏同志专程赶到贵溪、鹰潭附近的信江河边给战士们送别，他紧握邵式平的手，再三叮嘱一切听从中央指挥！他不断向指战员们挥手致意，一直目送部队通过那条临时建的浮桥。
我们与红三军团会合后，改称为红十一军，不久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这三个师。
不久，我连在副营长带领下第一次外出游击，在江西信丰的王母渡河上，截获了七条民船，船上装着一个医院的全部人员，设备和药品，我连一枪未发就轻易缴获了这个医院。红七军团当时没有后方医院，以此在金溪县的一个山沟里成立了红七军后方医院。
方震接着说：“1934年10月长征我是从瑞金出发的，在兵站部运输队，主要负责军委机关的运输任务。在长征中我三过草地，四翻雪山，但我一生忘不掉长征路上的战友情，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的脚扭伤了，不能站地，无法步行。这时，一局政治协理员刘少文把他的坐骑让出来给我骑，在四川炉霍时，总部四局局长刘景庭因病逝世，康克清将他的遗物中的毛毯和毛衣给了我，这条毛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在零下30度夜行军的日子里，我把他披在身上，夜晚宿营盖一半垫一半，即隔潮又御寒，伴我走过了雪山、草地。今天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从方老家出来已是10点30分，我们没有一刻的停顿，开车朝万寿路奔去。汽车不能进万寿路地段，我们只好请司机将车停在路口，我和胡伟东背着器材步行过去。走了约15分钟才到15号院大门口，刘高平已在此等候，我们办好手续一同上楼来到张耀祠将军家。
张耀祠住在二楼，他是从四川成都搬回北京来住的。房子有150多平米，是新建成不久的新式高层大楼。张耀祠见我们进来很高兴，请大家在客厅沙发上随便坐，我看时间不早，赶紧架好设备，边聊边拍。
张耀祠说；“我回过江西二次，县里照顾得很好，我是江西人吗？去年又去过一次家乡，过去的山是光的，去年回去看到江西山清水绿，树木都长得很大，家乡变化很大”。
1916年张耀祠出生在江西于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不久调往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警卫连。1935年由团转党
1934年，张耀祠被调到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同年从瑞金出发过于都河参加长征。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时，红八军团被撤消建制，张耀祠调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1935年1月，张耀祠在国家保卫局特务队当班长，负责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张耀祠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副官、中央警备团政治处干事、参谋、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教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中央纵队二师副政委。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就是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和政治处主任张耀祠率领两个连、一个骑兵中队保驾到西柏坡。
建国后，张耀祠任中央警卫师副政委。1953年5月，调任9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1978年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由于时间短，人员多，张老在与大家聊天时没有系统地讲述自己的经历。
张耀祠讲：“我看了《长征》电视剧拍得不错，有几个小地方有些虚，如：邓颖超过草地掉水沟是虚的，掉进去了是走不来的，贺子珍被国民党飞机扫射受伤是真的，这是一个编剧的过程，长征我一直跟着中央，遵义会议前，有几次开会，周恩来副主席和很多同志提议请毛主席来参加，博古都是反对的，他说没有必要。一直排斥毛主席，动不动就拿共产国际压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2005年11月23日，张老从于都老家做了九十大寿后来到南昌，刘福通知我赶往滨江宾馆9号楼，我从单位骑上摩托车，赶回家里带上照相机和摄像机，勿勿赶到滨江宾馆9号楼，张老房里己有七八个原在八三四一部队参军的同志，他们与老首长正在叙旧，我帮他们照了几张照片后，张老说：“你们到隔壁去座，我与小戴聊聊。”并拿出一本回忆录说：“上次送你的那本回忆录漏了一部分，这本是补齐了的。”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接着我说：“张老，上次在北京人多，很多事情没有采访你，今天我们俩，有两个事情采访你一下。一是请你谈谈参加红军的经历。二是请你谈谈你任警卫团长之后的经历。我要摄相的行吗？”张老说：“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没有半句假话，你摄吧！”
张老说：“我父母亲生了三个孩子，老大生下不久就死了，我没见过。老二是个男孩，他在于都县里上高中，高中毕业后就回到家里，有十七八岁，他学得很好，他会写，会刻公章，公章刻得很好。他就是因为得了肺病，缺医少药，家里又没有钱治。我三岁多就没有父亲，二哥也死了，家中剩下我一个，我只有八九岁，母亲把我拉扯大了。
1929年，我有十四五岁了，土地革命战争发展到我们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家乡很热闹。到一九三一年，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地方上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少先大队长和乡共青团的支部书记，我常参加会。
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央号召，扩大红军规模。要发展一百万铁的红军。可是那个时间怎能发展一百万红军，当地人都没有一百万。没办法，就号召共青团的书记呀，委员呀带头参军。我是支部书记，我就带头参加红军，我们乡有七八十个青年参加了红军。
参军后到了少共国际师，当时，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我们在宁都进行军训，到了七月份，选了几十个人到瑞金沙洲坝中央人民政府警卫连当战士，我被选去警卫连当战士。
我第一班哨就站在毛主席住所门口，不一会儿，毛主席出来散步。那时，毛主席很瘦，瘦长瘦长的。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过去没见到过，听说朱毛。那次见到很高兴，我跟班里的战友讲：“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我当时实在高兴，这个事我一直没跟别人讲，这次写书才写上去了。
王明去苏联后就没回来，用电台指挥，博古是总负责人，我们开始还认为他是总书记。一九三一年把毛主席书记，红军总政委都撤了，他们控制了军队，让毛主席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做地方群众工作。
毛主席对军队非常有感情，但他没有指挥权，连发言权都没有。
1934年，国民党巳攻占广昌，那个仗没法打，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装备都是步枪，一个人还只有五发子弹，一棵手榴弹，敌人攻占了还要对抗，不让撤，非要打胜。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由他亲自指挥。
1934年下半年，决定要转移，请示共产国际批准了转移，共产国际决定也不向政治局传达，只有他们三个人晓得，叫“三人团”。“三人团”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组成，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只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李德和博古手里。
当时转移是想去湘西，与贺龙、肖克会合，但过不去呀！从江西出发红军八万八千多人，过下湘江，红军损失了五万多人，五万啦！唉，真惨呀！
你说博古什么总负责，李德什么总顾问，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瞎指挥，只是在图上画一画，今天到那里，明天到那里，限定时间打仗。他们不知道敌情，敌情他不研究，不看报纸，不搜集消息，就懂得胡来。
博古过了湘江准备自杀，拿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聂荣臻在后面看见了，把他手枪拿下来说：“你搞什么名堂，这是好玩呀！”这样就没自杀成。
红军到达遵义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开了三天会，会上许多人要博古下来，撤他的职，要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回到党内来领导红军。连张闻天他同博古一道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也要求毛主席来指挥红军。
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毛主席进了政治局常委，与朱德一道指挥红军，重大问题经过政治局。
后来毛主席讲：“我们党是多灾多难，我们开创的根据地，被他们搞掉了，像这样还能到湘西与贺龙会合。”毛主席主张往南走，进贵州，贵州王家烈部队战斗力弱，在贵州有盘旋的余地，可以争取时间来整编部队，这个意见大家都同意。
后来打土城想进四川，土城当时敌情没搞清楚，打了土城一仗，敌人越打越多，红军马上转移。四渡赤水，就是要甩掉敌人，不要敌人老在我们后面追。四渡赤水走路走得大多了，来回跑，打仗打得大少了，当时林彪发生了动摇，提出毛主席这样领导不行，要彭德怀出来领导。后来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红军过了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开了个会，会上批判了林彪，会上大家认为，没有四渡赤水，红军怎么能把敌人甩掉，我们处处挨打，敌人前堵后追，敌人军队多，我们就这点红军，打光了靠什么？我们红军也完了，我们党也完了。没有毛主席，我们红军就完蛋了。这个功劳还是靠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扭转这个局面。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毛主席的。
我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四十多年，毛主席当年和后来对我都比较信任的，他跟身边的同志讲：“张耀祠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老实人。”主席的事不得到他批准，我就不做，交办的事，我就办好。到了北京后，我一直负责他衣、食、住、行，四十多年没有离开他，他也不要我走。有些不老实的人，爱搞小动作，三年困难的时候，到处要东西，也不给钱，后来毛主席发现了，生气了，把他们都赶走了，只留下我一个，调了些新的来。
毛主席的伟大，从历史上来看，大约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这中间十四年，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十四年多一点，第三阶段解放后。
第一阶段，陈独秀任总书记，蒋介石杀共产党人，他采取投降主义。陈独秀还要搞合作，还要让步，让得自己没路走了，最后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还是提出来要搞武装斗争，从城市退出来，到农村去，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些教条主义份子就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在遵义会议上也有反对毛主席的人，跟王明路线走的人批评毛主席，他们说：“毛泽东懂什么呢！你打仗还不是靠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一本是水浒传。”所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你们看过没有。”他们说不清楚，他们又讲，山沟里那能出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有莫斯科出。他们都在苏联学习回来的，他们要打城市，打长沙，打赣州，你几颗子弹怎么打得下赣州，损失很大，毛主席说他们是宗派教条主义。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会上选举向忠发任总书记，他是一个工人，被他情妇告发在上海被捕，后来叛变了，被国民党枪毙了。党的权力落在王明手里，掌握四年多，使我党处于瘫痪状态，打仗一点不懂，这是前十四年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
我1933年参加红军后知道一些，后面十四年我就清楚了。我跟着毛主席走的。1935年10月19日到了陕北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了，红军力量增强了。打了直罗镇战斗，消灭了张学良的一个师，从这以后，慢慢地就搞统一战线，与张学良关系搞好了，双方互不战斗。
1936年，东北军退出延安，我们进去了。在延安前后呆了十三年，这十几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东北的义勇军，八路军都发展壮大了。
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名誉上要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多少钱，多少物，实际上什么也没给。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们实际是延长停战时间，获得美国的飞机、大炮等装备，又去东北接收，是为了延长准备时间。
1947年3月18月，胡宗南率二十八万人进攻延安，我们当天撤离了延安。胡宗南占领了延安，认为胜利了，毛主席坚持不离开延安，和敌人周旋，拖住他这二十五万人。有许多人主张要毛主席过黄河，毛主席不同意，一直坚持要留在陕北，他说：“我留在陕北可以拖住胡宗南，你们拖不住他。”在陕北与胡宗南打了一年零几天，就把胡宗南打垮了，最后胡宗南跑到西安去了。
从陕西出去到了西柏坡，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
我好奇地问张老：“你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团长，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八三”是毛主席活到八十三岁，“四一”是在位执政四十一年，是庙里一位老道写的，不知是真是假。”
张老说：“一九五三年五月的一天，中央警卫师师政委张廷桢通知我说：“汪东兴同志有事找你，你上午去中南海。”
我到中南海汪局长办公室，他是中央公安部九局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局长对我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保卫五大书记，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玉泉山、新六所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的安全任务。现在调你来中央公安部九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我说：“中央警卫团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任务。这项任务很艰巨，责任重大，我怕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吧。”
汪局长说：“上级己决定了，不要变了。你快点来吧，把中央警卫团组建好。”
我到职后，同中央警卫师第一团团司令部机关同志一道，一方面做好保卫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的安全，做好保卫政治局委员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玉泉山、新六所首长和机关的安全任务；一方面组建八三四一部队。
1953年5月上旬，以中央警卫师第一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第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干部资历比较老，部队军政素质也好，干部战士作了些调整，不够的从别的部队选调一部分。这样，任务交接完了，部队组建好了。
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了报告。按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八三四一部队。八三四一部队代号就是这样来的，并非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神，说什么“开国开典后，毛泽东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八三四一”四个字，毛泽东不详其意，就把它作为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数字有两个预示，一个预示毛主席活到八十三岁，一个预示毛主席在位四十一年，细一推算，毛主席确已活到八十三岁，从遵义会议到毛主席去世也是四十一年。这纯粹是一个巧合，绝不是什么老道的灵验。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有派什么人去访什么老道。”
我又问张老：“上次在北京你家里采访时，你对我说，你们这些小记者，说抓江青时她在地下打滚，还说毛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来抓老娘……。”
张老接着说：“1976年10月6日下午三时，汪东兴主任通知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说：“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八时统一行动，粉砰“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同志还交待了逮捕方式说：“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峰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高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
我领受了中央的任务，将工作准备就绪，一看表才下午五点钟，离晚上八点还有三个小时。
晚上八点时间到，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我们先到了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
我宣布说：“毛远新，我接华国峰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活，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离毛远新住地很近，这个地方我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和武健华同志在20点30分来到她的住所。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说：“江青，我接华国峰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们罪行，要遵守纪律，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未发一言，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华国峰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江青出来。外面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
张老是事情的当事人，最后张老说：“江青是政治家，她不是家庭妇女。”我在倾听时频频点头。
因为先前约好，下午同欧阳平将军的爱人吴文桂阿姨去医院，看看时间已是中午12点多钟，我们就在外面吃了便饭，待我们赶到西直门总政干休所时，已是14点10分，胡卫东打电话给吴阿姨，她已在301医院，我们只好赶紧往301医院去。找到老红军欧阳平将军病房。
欧阳平总是一脸的微笑，交谈也是微笑，他穿件毛衣，外面套罩了件毛背芯，头戴一顶六角型的帽子，见我们进来，很热情地叫爱人和女儿让我们坐。
我提出请欧老换套衣服拍照，欧老笑呵呵地说：“就穿这套好，穿伤员服照个纪念相吗？”我说：这次拍的照片要展览用，还是换一件好些。”欧老找了件中山装套在外面。
欧阳平说：“我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隆平乡木梓坳村，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4年10月出发长征，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抗大的政治教员和红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长征中历经了土城、金沙江、大渡河、波罗子、老爷山等战斗。
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奉命调到敌后山东抗日前线，任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数十次率部同日伪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渤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渤海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胶济路西段、昌潍、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建国后，历任凇沪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成都军区和济南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毛主席给我的教导，对我的鼓力。”
欧阳平将军回忆说：“我的家在兴国县隆坪乡木梓坳村，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我们附近几十个村子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那时我才十三岁，没有参加，但却耳闻目睹了这场暴动。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是快过年的前四天，早饭后，我家门口聚集着百把人，每人脖子上围一条红布条，有的杠着土炮、鸟统、大刀，更多的人拿着木棍、粪叉、锄头、梭镖……，人群前面有人举着一面镶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
这些人有好些是本村的，我哥哥欧阳俊渭扛着鸟铣也在里面，为首的是钟能铜，也是我村的，我读书启蒙时，他是我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一九二八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大声地向大家动员说：“工农弟兄们！我们革命暴动起来了！我们马上要向地主豪绅进攻，打土豪、分田地、废债务、烧契约、开仓济贫。我们的革命行动不是孤立的，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领导……。”
暴动队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旗岭的大地主、豪绅、恶贯满盈的钟瑞冰。这个家伙躲藏在牛栏里，用粪草盖着没有搜到，他儿子潜逃了，只捉到他老婆，罚得五百银元，把她放了，所有的地契、债约都搜出来当众焚烧了，人人拍手称快。能穿能用的和粮食都分给贫苦农民。
暴动队伍游行到隆坪圩，在那里没收了另一家地主钟能斌的当铺，并将穷人所当的东西发还给他们。午饭后，暴动队员继续游行，游行时一面斗地主，一面宣传革命，三天中在旗岭、隆坪、上洛、灵山、合龙、左别、启光等村先后斗了八家地主和土豪劣绅。
刚过年不久，农历正月初九，敌人开始反扑，隆坪几个土豪劣绅勾结荷岭乡地方武装靖卫团，拂晓前将木梓坳、席头、吾境等村包围。当时我和哥哥及母亲都在家睡觉，只听到狗吠，脚步声、敲门声及喊骂声乱成一片，偶尔还有一两声枪响，我们都警觉到是白狗子来清乡捉人的。待天明后，哥哥领着我寻机逃了出来，逃到十里外的山里我姐姐家藏了起来，这次我哥哥俊渭如被敌人捉住，必定会杀害。后来得知，参加暴动的钟瑞来、王茂腾等人被捉住杀死在河坝里，钟能铜、钟瑞谐、钟能镇、韩斌等人百余家的房子被烧掉了。
四月份，钟能铜等人到兴国崇贤乡向红军求援，红四团派了一个连，由暴动队员带路，经木梓坳向住在隆坪圩的清乡靖卫团发起攻击。白匪向圩场后山溃逃，大地主清乡队头目刘懋作被红军击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打仗。
隆坪农民暴动，动摇了该地区千百年来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的统治，随着全县革命形势高涨，一九三0年三月正式建立红色政权－隆坪乡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是韩斌。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向县里建议，在木梓坳树立隆平农民革命暴动集合场旧址石碑。一九九0年五月，中共兴国县委、县政府在木梓坳岽子上树立了隆平农民革命暴动纪念碑。我很感谢家乡的政府”。
欧老回忆参加红军时说：“一九三一年秋未，红军学校在瑞金成立，一九三二年，我参加了第三期学习，每期四个月。当时的校长兼政委是刘伯承，我分在九连，指导员姓许，湖南人，连长前后两个，不记得名字，后一个连长我记得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北方人。
第三期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开学，开学典礼在瑞金天后宫举行，欧阳钦主任宣布开会后，会场上响起了“发展革命战争”、“创造铁的红军骨干”的口号声和爆竹声，军乐声响成一片。刘伯承校长作了开学典礼报告。
十月初，学习结束，学校进行大规模联合对抗演习，地点在百里外的会昌县。由于我九月份在一次夜间演习中，不慎铁入一个墓洞，左脚踩进破棺材里，被刺了一洞，虽坚持演习，但过了雨天伤口发炎化脓了，行走艰难，被送进了校医院。会昌演习我没有参加。
会昌演习后，十月十日，举行了毕业典礼，连里派人把我从医院接到典礼现场，我领取了毕业证书。在红校操场举行了典礼大会，黄昏前，在操场上举行了露天大会餐，同庆毕业和即将上前方。
第二天，毕业同学编队上前方，我因伤口未愈合，留在医院疗伤。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我才伤愈出院，到校组织科要求分配时，黄火青科长同我谈话，决定把我留在学校工作，到校部特务队任专职党支部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我有机会参加了中央军委在瑞金沙洲坝举行的“八一”纪念阅兵典礼。
当年我在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第二营任政治教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下旬，我校由校长林野、政委李芳远率领下，从于都驻地开赴瑞金参加阅兵。部队在瑞金沙洲坝附近驻下后，利用早晚加紧阅兵各种动作的演练，每天练习回来个个都汗流浃背，但人人情绪高昂。
阅兵场离中央大礼堂不远，叫大铺桥红场。八月一日拂晓前，沙洲坝广场上站立着黑压压的整齐的接受检阅的队伍，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彭扬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和军委直属队、红军新编师，还有机关和瑞金城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两万多人。另外，还有红军家属代表、赤色工会代表、贫农团代表参加观礼。
在晨曦中，阅兵典礼正式开始，首先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博古同志和刘伯承参谋长骑马依次进入阅兵场，从队前走过，绕场巡视一周。
接着，首长们登上阅兵台，在台上还有洛甫、项英、王稼祥、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首先由朱总司令领导举行抗日宣誓，宣誓后由毛主席演说，他一开口就大声地说：“同志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由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闽江！”继而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演讲。
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受阅部队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进行分列式，以数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为先导，一队队整齐的从检阅台前走过，受阅部队装备各式各样，有近代的山炮、迫击炮、机关枪、步枪。还有古老的梭镖、大刀、土枪。大家特别注目的是炮车队和头戴钢盔肩枪的红色战士。当队伍每每走过阅兵台前时，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检阅过了大半时，传来了敌机出动的警报。阅兵一结束，部队刚离开阅兵场，五架敌机就窜到了上空，狂轰滥炸起来。在高地上，红军用重机枪改的高射机枪也猛烈地向敌机开火。
敌机飞走后，经抢救和清查，军民伤亡二十余人，有些房屋被炸毁，中央大礼堂的门楼也被炸弹穿了一个洞。有人说：“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欧阳平接着与我谈起了在延安的日子：“1938年8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给我题写的“奋斗到底”已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珍藏在身边，每每看到毛主席的题词，就想起在延安时，毛主席对我们广大干部的谆谆教导，那种感人肺腑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
“1938年7月，抗大六大队由洛川到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张正光邀请安征夫和我去毛主席住处看望毛主席，听他的教诲。我和安征夫提出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是否有时间接见我们，张正光说：“听好多人讲，毛主席很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玩、谈话，每天都有人会去，长征路上我听过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但当面谈话还没有过。
有一天，我们三人果然相邀而去，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崖石下有几眼窑洞，毛主席就住在里面，经卫兵通报出来说：“主席请你们进去”。我们往里面走，迎面遇见几位青年面带笑容地向外去，无疑是刚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的。我们向毛主席敬礼后，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毛主席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职务，与我们一面喝茶，一边谈起来。毛主席首先问我们一些问题，如在抗大学习情况，学员伙食怎样？能不能吃饱？每人每天有几钱油？每周能否吃上一二次肉？ 毛主席逐个提问，欧阳平告诉毛主席，自己是兴国人。毛主席兴奋地说：“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多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味道好极了。”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大家没有拘束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告诉毛主席，因为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毛主席鼓励他：“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理论，起模范作用。”
我们跟毛主席谈话很随便，他穿着灰军衣，坐在板凳上，跟我们谈话有说有笑，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送我们到门口，嘱咐说：“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也行”。
“1938年8月，总政一位摄影员（我四队学员）在延安给我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毛主席在抗大一次大会上作报告照的，我把这张照片寄给毛主席，请他在上面给我题词，数天后收到了回信，照片背面用毛笔题了“奋斗到底”四个字，署名毛泽东。时间是1938年8月9日，我十分感动，战友们也为我高兴”。
1955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许世友带着欧阳平上前敬酒。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欧阳平是那个从太行山回到延安来过我家的吧？现在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啊。你们都是将军，不要骄傲啊，要继续奋斗！”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令欧阳平终生难忘。
1964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公安部队积极分子代表，担任公安部队领导的欧阳平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随即与他握手，说：“欧阳平，你现在在公安部队工作，好呀，你这个兴国老表奋斗得不错！”欧阳平说：“谢谢主席的亲切关怀，你给我的题词‘奋斗到底’，我将牢牢记在心间。”
“1984年我将题词照片和回忆文章送给《星火燎原》发表了。我一直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自己，只要我向长征那样，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