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0日 星期二 晴 北京市
今天上午九点正，刘高平、胡伟东、罗欣和我一行四人，赶倒西直门外总政干休所蔡顺利中将家。蔡顺礼与胡伟东是吉安老乡，胡伟东来过多次，由于熟悉的原故，胡伟东与刁秘书谈话也就随便。
蔡顺礼，曾用名蔡教生，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油田镇金鸡村，一九二七年参加儿童团，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延福游击队，后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至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青年干事，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十二团总支部书记，中央保卫营政治委员，红一军团骑兵连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骑兵营、团政治委员。一九四三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组教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第七旅政治委员。一九四八年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一九五0年起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部长。一九六五年起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九年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七五年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蔡顺礼个子不高，一副面善的笑脸，90岁的蔡老走路要借助拐仗的力量，我们分别与他合影留念，与我们谈话时一口吉安音仍未有改变。
1955年9月底，正值金秋。北京城内彩旗飘扬，呈现出一派迎接国庆的节日气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授衔仪式将要举行了。
蔡老在他回忆的文章中谈到了授衔、授勋的经过：“我有幸与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亲临中南海参加授衔、授勋仪式。
我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到达北京的，平津战役胜利后，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的指示，我所在的六十五军随十九兵团挥师大西北，一举攻克了阎锡山长期盘踞、经营的反共老巢——太原，并向兰州进军。在向兰州开进的途中，我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北京中央军委公安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我考虑进攻兰州的任务很重，于是我请示上级，兰州解放后再到北京报到。我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八月底，兰州解放了，我立刻在军里交接完工作，几经辗转赶到北京。
公安部当时叫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是我的老上级。在组建公安部时，他提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调一名军级的政治干部到公安部任局长，并亲令第一野战军调我任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一九五0年，成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时，公安部的武装保卫局改为总政治部保卫部。总政治部是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相对应级的，所以总政治部和下属各部的级别都很高。总政治部相当于方面军级，下属各部相当于兵团级。各部的部长基本都由总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兼任。由于保卫部工作性质特殊，所以保卫部的部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兼任。一九五一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军要实行军衔制度。一九五二年为评定军衔做准备，全军开展了“干部评级工作”，以便根据军队干部的级别评定相应的军衔。当时级別的分类与现在有所不同。团以上的职务都分为“准”“副”“正”三级。我时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被评为准兵团级。
在正式授衔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将被授什么衔，在学习授衔文件时才得知，评军衔的条件是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和在军队服务的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标准的。由于此前的评级工作，即以“德、才衡量干部现职为标准”，与授予军衔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评定军衔是以干部当时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按照编制规定——准兵团多数可定为中将军衔。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一切只等组织上决定。
在举行授衔仪式前，我们每个参加授衔的同志都领到了由专门机构量身裁制的新式军装。打开那紫色纸壳做的服装箱，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湖蓝色的礼服，礼服的袖口和衣领处都是用金丝线绣的边饰，裤子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红色的条纹。同时还配有藏青色的领带和庄重的大檐帽。特别是肩章上用金丝线编着两颗大大的金星。看到这漂亮、华丽又威严的礼服，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想到当年先后从江西吉安金鸡村出来的几十个老乡，经过了多年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能参加这样盛大的、包含有巨大荣誉的授衔仪式。我进而想到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战友们，牺牲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在艰苦的长征路上，牺牲在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战的征程上。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怀仁堂是中南海里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数百名在京的将帅们，穿着崭新的礼服，在怀仁堂中间整齐列队。整个怀仁堂被军人的英武气概所覆盖。下午五时整，授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开始。在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后，毛主席为老帅们颁发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周恩来总理向共和国的将军们颁发了命令状和勋章。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数百名将军中，我们这一列的勋章得到了毛主席的亲授。回想当时的情景，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我们的队前，依次与我们握手，并将勋章交到我们手里，在那神圣、庄严的场合，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最好的军姿，感受这美好的时刻。我们这一列第一名是原来二十三基地司令员郑国仲同志，我在第三名。当毛主席向我授予勋章时，我紧紧地握着他那双大手，不由得回想起了一九三0年十月红军攻克吉安城举行庆祝胜利的大会时，我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讲话的情景。当时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红军要像打狗一样，打倒他们。”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就实现了，我们解放了全中国。”
我请蔡老题写留言，他走到书房内，他在战争年代受伤的手有力的写下了“贯彻十六大的精神，把家乡建成小康社会”。在蔡老题字时，刁秘书巳与老红军杨思禄家电话联系好，杨思禄表示很欢迎我们过去采访，我对刁秘书说：“我还以为杨司令在福建呢？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我参军时在福空，他是我真正的司令员”。
十点钟，我们转到一单元501室杨思禄家，八十七岁的杨老身体很健壮，年年在老干部运动会上获奖，游泳、打乒乓球、打台球，打麻将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奖杯放了一大半橱柜。走进杨思禄的家，在宽敞的客厅里，正面褂着夫妻的金婚彩照，右侧房门上是空军赠送的一付对联，上面用有机玻璃雕刻的“雄鹰高而健，老骥寿且康”十个贴金大字，几架战鹰模型点缀其中。
我一见到老司令员就说：“杨司令，我是你的兵”。
“怎么讲，是我的兵”杨思禄反问我，“我原在新城雷达独立营当兵，你一九七六年去我们基地检查内务，吓得我们当兵的不得了，生怕查出问题挨批评”我说。
“哦，新城基地，我常去，那我们是福空的战友”。杨司令很谦逊地说。
我开玩笑地说：“你是首长，如果当年认识你，我当个团长没问题吧。”
他边笑边说：“那小意思，没问题！没问题！”
“现在年纪大了，要当最少是军长，要么就要转业。”我说着已将设备架好，开始了对老司令的采访。
杨思禄是1917年10月出生于江西于都县葛坳乡牛婆田布头村，1930年加入儿童团，1933年与大哥、二哥一起参加工农红军，在少共国际师任战士，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任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排长、代连长、营长、营教导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旅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师长。建国后任第五航校副校长、第十一航校校长、副军长、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杨思禄说：“刚参加工农红军时，只有16岁，分在少共国际师当战士，1933年9月5日，在博生县跑马场举行了阅兵授旗仪式，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少共国际师”成立。首任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冯文彬。这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队伍，平均年龄18岁，团员占70％，6700多人分为三个团，我编在第四十五团第一营第三连。我的二哥杨思福也在少共国际师。同年我在火线入党。仪式结束后，我们在《少共国际师歌》中，浩浩荡荡开出宁都，8日到达广昌，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和政治集训。9月25日奉命配合红三、红五军团开赴黎川前线。
1934年4月28日，我三兄弟一起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第五次苏区反“围剿”战斗），刚上战场就遭到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这些红小鬼，心都碰碰跳。前面的二连还没有进入阵地，就被飞机炸死炸伤好几十人。一起参军的战友仗还没打，一下子就炸死了几十个，真难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特别痛恨敌人飞机。就在那场战斗里，少共国际师伤亡很大，因为敌人飞机炸、大炮轰，我们的工事碉堡被摧毁，有的干部、战士连人带棺埋在碉堡内。有一个排，打到最后只剩下六个人，三个班长就只剩下一个。后转宁化、清流、石城。石城保卫战后，少共国际师经过一年的战斗已由成立之初的6700人降至2700人。
我大哥在广昌保卫战战斗中负伤回家养伤，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连续打了好几仗后，我们撤到了于都与兴国交界的地方休整，当时我特别想家、想母亲，母亲早年守寡把我们养大，我是老小，母亲也最放心不下我，我便捎信给母亲，母亲来到部队，鼓励我说：“大哥在家养伤，就你和老二在当红军，你要争气，不要贪玩贪睡，要好好干，跟党走，千万别掉队呀！”妈妈的嘱咐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1934年10月，我们出发长征，那时候，我还是小鬼，刚满17岁，少共国际师的，什么也不懂，人家说走就走，说住就住，说打就打，一切行动听指挥。红军长征虽然极其艰苦，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打仗，就怕负伤或者生病掉队。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们在攻打一个县城战斗中我左脚受伤，当时，我忽然觉得左脚被重重一击，疼得跌倒在地，抬起腿来一看，脚跟血肉模糊，血流不止，子弹打中了脚后跟，没有伤到骨头，但不能行军了，部队领导安排我在当地老乡家养伤，部队临走时给老乡两斤烟土算是“报酬”，给我一斤做“盘缠”，我真不愿留下，但不争气的脚又不能落地，要想不留下，还得两个战友来抬，影响部队的行动，我只好服从。
也不知过了多久时候，我听见隔壁像有人在嘀咕商量着什么，竹屋不隔音，我贴近竹板墙一听，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个民团正在逼老乡，要把我那一斤烟骗到手后，把我绑了送官府领赏，我心里紧张，但表面镇静。我想，不能躺着等死，我急忙叫老乡，假装肚子疼，要急着上厕所，对着隔壁大声说：“老乡，我到茅厕去拉屎，有点大烟放在床上，你帮着看好，那几个人听说烟土放在床上，见我出去又什么没有带，也就没说什么，让我出去了，我一出门，就朝部队远去的方向一瘸一拐地赶，受伤的脚一挨着地就钻心地痛，一步一个血脚印，几天后，枪伤感染发炎，行走更加艰难，一路上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晚上露宿荒郊野岭。还要躲避白匪和民团的追捕。走了十几天，遇到了一位也是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马仁辉，（建国后曾任民航局局长），两人结伴而行，互相照顾，互相鼓励，沿着大部队的脚迹追赶着，一个多月后，脚伤也渐渐好了，走路也快了，终于追上了部队。”
过草地的时候我第二次掉队，因为生病，加上两三天都没有吃上饭，晚上，因为下雨，我就睡在树底下。天亮以后，部队走了，我只觉得一身都软了，不但走不动，连坐都坐不稳了，我使劲坐起来，又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有一个战士以为我已经死掉了，就捡我的干粮袋。人啊，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死死拉住干粮袋说你干什么拿我的干粮，他一看我还活着呢，便竭尽全力拉我坐起来，让我靠在树上晒太阳。太阳把衣服烤干了，我坚持着追赶上队伍。”
杨老接着说：“在过雪山时，我遇见了二哥，二哥体质极虚弱，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听说他在进入草地前为部队筹粮时牺牲了，过雪山那次是最后见了二哥一面。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调去给红二师政委肖华当了警卫员，后来任警卫班班长，警卫连排长，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东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我在重庆刚忙完收编国民党俘虏，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接到通知，奉命进京参与空军组建工作。接到去空军工作的正式通知后，我急忙从重庆乘船，穿三峡过武汉，然后转坐火车，于一九五0年四月二十七日到达了北京。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那种感觉真是不亚于又要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在去北京的路上，回想起一九三九年秋，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我们抗大毕业的一批学员刚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等待分配工作，正好遇上日本鬼子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我的一个战友叫杨兴财，是在江西于都同我一起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小伙伴，又共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南北，那么多的枪林弹雨都没能击倒他，这次给炸死了。我非常悲痛。想到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而我又能亲身参加新中国空军的建设，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到北京后，我被安排住在前门西河沿的“光明饭店”，这可能算是空军第一个招待所吧。饭店里早已云集了从全国各地调入空军的干部。有不少是战争年代我所熟悉的老同志，如坦克师师长兴国老表曾克林，陆军某师师长王学清，副师长姚克等。在饭店里我们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聚在一起，一边等待分配工作，一边议论着旧事和未来。
“五一”前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以及干部部的部长杨春甫在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找我和王学清谈话。刘亚楼待大家坐稳后，紧接着说：“你们俩能调到空军来工作，我很高兴。调你们到空军来，就是要你们把陆军的这些优良传统带过来。现在有两个工作让你们自己考虑。一个是预科总队、一个是航校的参谋长。我知道你们俩都是正师职干部，要当参谋长，就得委屈一下喽。” 刘亚楼一说完，我当即表示愿意去当航校的参谋长。
我在北京过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赴山东济南第五航校走马上任了。当时五航校的校长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绍渊，我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仉少久。
到航校不久，我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强健的身体，拼命地干工作。不管是营房建设还是部队管理，甚至篮球比赛，我都尽力参加。但在实践中我唯一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是在飞行技术管理上确实有许多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给自己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必须尽快由“外行”变为“内行”。使我突然萌发了一股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要学飞行！一定要学会飞行！
一九六0年，我调山东济南担任空六军副军长，一九六一年调大连担任空军第三军军长。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我指挥设伏在大连地区城子疃的我空三军高射炮兵第八连和第九连，终于首次击落一架P－2V电子侦察机，受到国防部通令嘉奖。”
杨老对那一天记忆犹新。他说：“我当时正随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下部队察看地型。当敌P－2V飞机从南韩群山机场起飞，以三百至六百米的低空，三百公里的时速，又一次利用暗夜，企图经黄海上空辽东半岛窜扰我东北地区。
当晚十八时四十分，敌机窜向我庄河、城子疃炮群间隙时，驻该地的佯动雷达灯站，立即加高压，诱使敌机改航西窜，敌机迅即向东南急转下滑，正好进入我高炮第五0二团第八连上空，顿时炮弹如雨，齐刷刷地向狡猾的敌机P－2V飞泻而去，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仅用了三十秒钟的时间，充分体现了“快速近战”的作战威力。片刻之后，敌机坠毁于碧流河以东永宁屯北三百米处，机上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中校叶霖等13人全部毙命。”
也就在一九六一年这一年，杨思禄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空军部队
杨老最后说：“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宋静波也是离休老干部，还是老将军夫人合唱舞蹈队的骨干，离休的时候，我本来想住在南昌，江西省政府同意安置我，副省长说盖一栋小楼，做个养鱼池，我们家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大家商讨后没有通过，批评了我一顿，说有条件进北京为什么不进。但拗不过孩子们的劲，还是住到北京来了。来北京也对了，上次突发脑血栓，发现半个小时就控制了，北京医疗条件好，在南昌可能就麻烦了。心里总挂记着家乡江西的变化，江西卫视我是经常要看的，看看家乡新的变化。”
10点45分钟我们离开西直门，开着昌河面包车急匆匆往黄寺总政东大院赶过去，老红军郭林祥约好上午过去。11点，我们四人在顾秘书的带领下，走进了郭林祥上将家的院子，在会客厅等了一会后，顾秘书对我说：“你上去采访吧，首长在楼上等你，你们几位在此等一会”。我拿起了设备随顾秘书往楼上走，并暗示大家一起走，我们一起到了楼上会客厅，郭老见大家上来，很高兴，并要大家坐。郭老很健谈，我在大家聊天时抓拍了几张照片，我请胡伟东也用同样方法抓拍了几张与郭老的谈话照片。正当大家谈兴正浓时，顾秘书上楼来说：“首长，贺部长在楼下等。（贺龙元帅的女儿）”郭老说：“请他上来吧！”我们只好告辞。郭老一直站在楼道平台上送我们下楼，并说：“有时间再来。”
由于时间苍促，郭林祥的简历和题字都未办洽（题字后寄来）。我通过其它途经了解到郭老的革命经历。
1914年9月，郭林祥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石马镇层山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入党。参加了一至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时期，任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一师第十三团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特务团政委、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师副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四年春天，组织上派郭林祥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学习，正值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由于形势变化，同年九月，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四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全团共有2000多人。
宋任穷政委工作非常仔细，整编时，他找郭林祥单独谈话，征求他的去留意见。郭林祥表示，愿意到前方部队去打仗。他说：“干部团就是前方部队。”这样他就答应留在干部团里，被分配到第二营第四连任政治指导员。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干部团随中央纵队在于都集结，出发时没有开动员大会。大家不知道行动方向和转移目标，更不知道要长征。
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列是：先头部队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红八军团，中间为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红五军团为后卫。我们干部团担任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的警卫任务。
干部团到达土城的第二天，就遭遇了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佑的3个团的阻击。朱德总司令当即命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军干部团联手围歼这股敌人。当天，我们在土城东北的枫树坝、青松坡一带同敌人展开了激战。由于敌人刚到土城，立足未稳就与我军交火，结果伤亡惨重。
战斗中，郭林祥和连长各带一个突击排，在兄弟连队的火力掩护下，交替着连续向郭勋祺的师部发动进攻，一直打到敌师部附近，眼看敌人快要无力招架时，不料，他们3个旅的援兵赶到。红军立即转攻为守。这时连长中弹牺牲了，郭林祥马上指挥2个突击排坚守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面对敌方出现的大量援兵，军委下令撤出战斗。当夜，郭林祥带领连队撤出了阵地，随中革军委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顺利甩掉了敌人。这一仗，共产党员和连、排干部都冲锋在前，打得英勇顽强。战斗中，连长和2名排长及6名班长都光荣牺牲，全连共伤亡40多人。
1935年8月21日，红军从毛儿盖出发北上进入草地。草地气候变幻莫测，时而狂风骤起，时而雨雪交加。野草下还隐藏着不少沼泽地，稍有疏忽就会被吞噬。晚上，根本不敢躺着睡觉，只能两个人背靠背坐在背包上休息。有的同志躺着睡，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加上部队缺乏干粮和食盐，不少同志受冻挨饿牺牲在草地上。
进入草地的第6天，郭林祥的干粮也吃完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这时，郭林祥在草丛里捡到一块牦牛皮，赶紧生火把毛烧掉再烤烤，将半生不熟的牦牛皮洗一洗就吃，一边嚼一边发出吱吱的响声，全靠这块牦牛皮，他走出了草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军进行了黄崖洞保卫战。郭林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前方特务团政委，他率领特务团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
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武乡、辽县三县交界处的水窑山上的黄崖洞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是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最重要的军火基地。当年，这里生产的各种步枪、山炮、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可以装备16个兵团。当时日军把黄崖洞兵工厂视为心腹之患。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调集五千多兵力向黄崖洞兵工厂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为了确保八路军武器弹药供给，保卫兵工厂照常生产，八路军总部在朱德、彭德怀、左权的指挥和领导下，原红军特务团政委郭林祥临危受命，出任八路军总部前方特务团政委。他当天接到命令就到政治部报到。罗瑞卿主任亲自向他介绍情况：“黄崖洞兵工厂是我军最大的兵工厂，是部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日军已先后两次出兵进犯。你到特务团要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与作用，牢牢守住黄崖洞，确保兵工厂武器装备生产的安全。”
黄崖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两条羊肠小道能通往厂区。在左权副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郭林祥上任后与欧致富团长商议，黄崖洞虽然地形对我有利，敌人进攻不易得手，但我们必须认真作好充分准备，务使来犯之敌有来无回。他们在战前抓好三件事：第一，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有战之必胜的大无畏精神，严守战场纪律；第二，加强构筑工事和储备物资，全团共构筑大小工事150多个；第三，强化战地练兵，还进行了防御毒气训练。
十一月五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下达了进入阵地、抗击日军第三十六团进攻的命令。左权副参谋长亲临一线指挥，欧致富、郭林祥等特务团领导连夜进驻团指挥所，准备战斗。十一月十一日深夜，日军趁着夜色对黄崖洞地区发动偷袭，敌人刚进入第三营第七连前沿阵地就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打得晕头转向，丢下几十具尸体狼狈逃窜。第二天清晨时分，日军开始炮击我阵地，后又发起强攻。这时风雨大作，山路十分泥泞，敌人就像乌龟一样爬行到山谷里，正好成了七连战士的活靶子。年仅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和三位战友勇敢跳出了掩体，居高临下，向撤到山谷里的鬼子投出两箱手榴弹，炸死炸伤几十个敌人，小崔也为国捐躯。 日军几次强攻失败后，恼羞成怒，向第七连阵地发射毒气弹。由于我军早有准备，毒气弹未能发挥作用。敌人以为我军失去战斗力，向阵地扑来，遭到我第七连官兵猛烈痛击。就这样，我军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歼灭日军二百多人。十一月十四日黄昏，日军以伤亡数百人的代价向我军阵地推进二百多米。十五日一早，敌人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进攻，这是最激烈最悲壮的一战。断桥前，八连战士刘容发头部、颈部、腿部多处受伤，仍不停射击；班长王振喜带领韩立合、李小苟等十二名勇士与鬼子展开肉搏战，将敌人打退后，又用手榴弹、滚雷向山下敌人砸去，不到一小时，水窑口阵地前已躺下一百多具尸体。日军第二二二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气急败坏，下令使用喷火器。顷刻，我军阵地一片火海，王振喜等12名勇士壮烈牺牲。十一月十八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又兵分三路向左会垭口、南山、北山的一营阵地进攻，坚守在南山的第二连第一排官兵与敌人白刃格斗，有个战士把敌人引向山顶，等他们靠近时，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消灭了一批敌人，自己则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在消灭了大量敌人之后，十一月十八日深夜，我特务团开始全面反攻，很快恢复了全部阵地。至此，七天七夜的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日军死伤一千余人，我军仅四十余名官兵阵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策应内线作战，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分别向日军侧背和后方袭击，攻克东崔屯等十余个村落。日军因遭内外夹击，于十一月十九日开始撤退，在横庄间又遭八路军主力伏击，死伤数百人。十一月二十日，日军退回潞城，战役结束。此次战役，日军死伤三千人以上。
黄崖洞保卫战是非常艰苦卓绝的战斗。郭林祥将军回忆说：“当年他参加战斗时才二十五、六岁，日军人数、武器装备都是占绝对优势，而我军兵力只有一个团。我们靠的是坚强的精神、顽强的斗志，靠的是扎实的战备，深挖的工事，用步枪、手榴弹、地雷击退和杀伤了一批又一批的敌人。特别是特务团老兵多，是红军时期的老兵，政治素质强，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打仗勇敢。”
吃了午饭后，中午大家都没有休息，下午2点来到了工体路北京军区干休所老红军邱南章家，罗欣父亲罗友林与邱南章是同乡，又是老战友，很熟悉，当我们进到家中，罗欣哥哥罗合毅已在邱南章家中等我们。
邱南章个子很高，身材魁武，一双大而有力的手一握倍感有劲。家中与普通群众家一样再朴素不过。进客厅的右侧墙上方挂着几副中央领导接见时和老战友合影照片。
邱南章讲话很随和，留有一般江西人特有的直爽，他说：“我一九一一年一月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五丰乡龙溪凹上村，一九二七年参加党领导的万安暴动，任乡儿童团长，一九三0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二十军第一七三团，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一九三四年随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在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宣传员、通迅员、政治委员、机要科员、红军大学学员。
抗日战争时在山西与土匪打了一次后，调回到延安。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后，同其他三人一起从红军大学调去周恩来办公室工作。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广东、广西、武汉、长沙、南昌、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副官兼科长。
解放战争时，历任处长、科长、锄奸科长、团政治委员。
建国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抗美援朝油料部长，在朝鲜“三八”线上工作六年多才回国。邱南章身经百战，身上留有七处伤口，为伤残军人。抗美援朝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长，后勤第六分部部长，分部党委书记，为军级干部。1965年冬离职休养。
罗合毅插话说：“邱老资格老，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能上能下。”邱南章说：“我在抗美援朝三八线以北、南、中工作六年，我主动让了二次提拔，让掉了两级，文革中，由于是林彪的部队，没提拔。我找周总理，周总理打成了中国的？？“孔老二”，是周总理的人，压了我两级。
邱老接着简单说起了跟随总理从桂林到安徽，解决新四军内部矛盾的经过：“国共合作后，只有周恩来能在国内开展工作，他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们当时在桂林，中央发现新四军项英和叶挺之间存在着矛盾，指示要周恩来前去调解，中央在延安不可能派人来南方。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谎称回老家上坟，带领我和一位警卫战士三人从桂林出发，经湖南、江西，本来去南昌转车的，正好日本人轰炸南昌，只好从樟树拐去上铙，没有公路全靠步行，到了上铙，当地国民党政府派了保甲长调了保安团十几人，找了一副轿子，抬上周恩来， 我们跟随向安徽走去。
项英由于受到王明路线影响太深，看不起叶挺、要军权，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没有出来过，他也从不讲共产党坏话，国共合作后，成立新四军抗日，叶挺作为两党都接受的人派到了新四军，他是军人作风，穿泥子军服，腰佩军刀，吃小灶，还带一台照相机，这都是叶挺自己带来的，没有要我们出一分钱，但项英就是看不惯，双方产生了予盾，最后发展到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周恩来到了以后，开了几天会，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次在王明家乡，王明原姓陈，他村里有一间陈家祠堂，在祠堂内开会，会开了一整天，周恩来讲完话后，项英表态，他说：“我跟庙里菩萨一样，你愿意烧香就烧，要熏就熏，熏不熏都是这样”。
最后问题没有解决，造成新四军军部的覆灭，项英是有责任的。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警卫员杀害，叶挺关在上饶集中营，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邱老接着说起了周总理逝世后的天安门事件：“这是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原北京军区派人来到我家说：“上面指示，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我去了，去了三次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怎么了？北京市没有花圈卖，有，我还要买花圈送去”。邱老用手指了指挂着墙上的三位伟人照片说：“我墙上一直挂着几位领袖照片，在北京挂的没有几家，文革时期，要我拿掉不让挂，我说：“就是拿掉我脑袋我也要挂”。
二00六年六月九日，我再次就张国焘出走一事，专门采访了老红军邱南章。
邱老听说我此次采访目的开口就说：“张国焘是在我手上抢走的，别人讲的都是假话。”
接着，邱老谈起了事情的经过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对担任这个职务很不满意，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那么多的部队损失了。他在延安呆的那段时间，红四方面军里面有些人鼓动张国焘搞暴动。当时，在延安是不行的，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你要暴动去那里呢？他也没有办法。
一九三七年清明，国民党西安行营的人到黄帝陵祭祖，我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去祭祖，西安行营的人拜完陵后，提出到延安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只是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了多少，杀人放火杀了多少人，参观后，觉得不是说得那样，延安抗大在那里，有女子大学，还有日本俘虏学校，有几十个日本俘虏，红军和老百姓很好，挖了很多窑洞，自己动手搞大生产，搞得那么好，粮食也自给自足，西安行营的人看法也改变了。
一九三八年清明，又要去黄帝陵祭祖，张国焘向毛主席提出来要去黄帝陵，毛主席不同意他去，他还是执意要去，毛主席就让他去了。他带了一个卡车，一个班七、八个战士，秘书、警卫员张海，到了黄帝陵，张国焘单独与西安行营的人见了面。当年延安有一个国民党设的邮政局，专门进行特务活动，张国焘早就与邮局勾通好了，他通过邮局与胡宗南取得了联系。拜完陵后，本来是延安的回延安，西安行营回西安，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但张国焘没有回卡车，他坐到西安行营的小车内，要警卫员、秘书、战士回延安去，他要去西安，但警卫员随张国焘去了西安。他的警卫员叫张海，他在汉口，原任湖北省武汉市军分区副司令。
张国焘到了西安后，他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厉志社。他没有去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主席在西安，他也没有去。在西安住了三天，他就要去武汉。从西安到武汉有快车，大半天就到了，他没有坐快车，他是坐军车先到郑州，再从郑州坐快车到汉口，第四天才到武汉。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都在武汉，我是中共办事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科长，负责保卫工作。周副主席接到西安发来的电报，马上向延安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回电，要求我们在汉口接张国焘，接到后，想办法要他回延安，不管他干什么，都要弄回来。我们去了汉口火车站三天，西安到汉口的车上，人走完了都没见到张国焘。我们感到很奇怪，几天没接到人，他到那里去了，上天上不了，不可能坐飞机呀！我们分析，张国焘一定要到武汉来，蒋介石、胡宗南都在武昌，张国焘是找他们而来的。
第四天，我和童小鹏、李克农、吴志坚四人去接张国焘，结果火车上人走完了，也不见张国焘，我对李克农说：“我们上车去看看，说不定他还在车上。”李克农同意了，一上火车就看到张国焘坐在车箱里，有两个胡宗南派的人，穿便衣陪着他，张海也在，但张海的枪在西安就被下掉了，我认识张国焘，见到他我说：“张副主席，我们来接你来了，我们车在外面等。”我背了枪，穿的军官服，又有横皮带，两个便衣见到我们，更赶紧走了。
张国焘感到没有办法，下了火车，走出火车站，他想走，李克农不同意并说：“周副主席要我们来接你去中共办事处。”他不去，我们找了个茶馆，烟、酒店，我们在里面坐，叫了茶喝，目的就是不让他走，张国焘提出，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是共产党的地方，他不去。他要求住旅馆，他知道去胡宗南那里是去不了了，面见蒋介石也不可能，他必须跟胡宗南联系上，才能见到蒋介石，我们没有办法，又不能打他，也不能跟他扯皮，那只有同意他住旅馆。
晚上，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去找张国焘，要他回延安，不能离开延安，不离开共产党。在他们谈话时，我把他带来的小箱子打开了，看箱子里带了什么东西，有无党的文件等。箱子里只有几件衣服，为不让国民党知道张国焘住那里，我们自己做饭，我和吴志坚天天照顾他，不让他走，但还是被他们知道了，在旅馆住了几天后，张国焘有些恐慌了，他知道事情不好办，一时走不了，他就给自己哥哥写信，内容是告诉他哥哥，可能他活不了了。因为我们都带了枪看着他，他害怕我们会枪毙他，实际是不可能枪毙他的。
张国焘写了封信要发出去，我们住的地方离邮局还有一段路，张国焘自己要去发信，我们担心外出出事，我们提出帮他去发信，他一定要自己去，我们只好跟着他一块去邮局发信，他将信放在信箱里面，我们知道放在那个信箱里，回来以后我又转回邮局，对邮局人说：“信封上面地址写错了，要拿回去重写，邮局不同意，邮局有规定，信进了邮箱是不能拿回去的。经过交涉，邮局同意有保证人信才能拿走，我赶紧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明情况，办事处以名誉保证，邮局才同意信拿回去修改了再发。信拿回来拆开看后，才知道信写的内容，他是怕死。信照样放回邮箱里发了。
由于张国焘贪生怕死，生活不正常，后来怕出事，我们转到汉口，在中山路上的太平洋饭店里住了下来。我一直跟张国焘在一起，连吃饭、睡觉我和吴志坚都没离开过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他在饭店住得不耐烦，吵着要去见蒋介石，我们说服不了他，后来周副主席带我同他一块去，从汉口到武昌，他们在里面与蒋介石讲话，说的意思是很抱谦，这么多年没见面，我带了枪去在外面等。
从那次见面回来后不久，一天，从武昌来了两辆汽车，我在楼上看见了汽车，汽车停在街上，我心想，来这么多人可能是要弄张国焘走，果然没错，他们上楼，便衣特务抱住我，他们怕我动枪，其实我们也不能动枪，就是要动枪也没用，他们从我手上抢走了张国焘，我当时说： “这是我们副主席，你们不能把他带走。”他们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要我们来接他到我们那里去”。也没说是什么人命令的，什么单位来接他去，他们强行把张国焘带上了汽车，汽车很快开走了。但我们知道是胡宗南派来的人。
我把此事立即报告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周副主席说：“接走了就接走了。”也没说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饭也没吃，我直接到武昌胡宗南办事处去了，到了那里，门口有四个卫兵站岗，我穿着军衣，身上挂了横皮带，像官，卫兵不让我进去，我给他们名片，他们接了名片，还是不让我进去，我与他们说：“我们张副主席在这里，我有事找他，还有东西跟他拿来了。”卫兵却说：“张副主席不在这里。”正巧，里面门开着，我看见了张国焘站在里面靠东的门边上，我边叫张副主席，边往里走，卫兵还不让进，我这时也不怕那么多，胆子也大了，我硬窜了进去。我去的目的是去看他在胡宗南那里会写什么东西，写自首书呀！将我们秘密情况写出来往上报，他没有写。我们将张国焘情况报告延安的毛主席，并晓得他在什么地方。我这次顺便将张国焘的毛毯、洗漱用品、衣物等东西送去给他。第二次，他老婆、孩子从延安送到武汉，我又送他们过去。第三次，我又去了，不是送东西，是去看看，问向张副主席在那里还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好去办，我们基本知道张国焘的行踪和一些情况。
张国焘在走之前说，来武汉是向蒋委员长汇报工作。后来他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去了，我们就找不到他了。
有一次，我陪周副主席从武昌回到汉口，在路上正好碰上了张国焘，我叫他：“张副主席、张副主席。”他见到我们，一声不吭，低着头走了。
后来得知，他在武昌小洪山特务训练班讲课，他讲什么东西，我们没听见，也就不知道。”
最后，邱老对一些报纸，刊物上登载的有关张国焘出走说法，张海后来的叙述进行了更证。因为他是亲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