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6日 星期五 阴 北京市
田浩今天很忙，抽不出时间，来北京这么久，一直拖累小田，心里很过意不去。
上午10点钟，我与罗欣大姐联系了几位老红军，都安排在星期一后去采访，因采访时间要赶前不能再耽误，我又直接联系名单上其他老红军，在电话里联系中，老红军吕璜同意我上午就去采访。
吕璜是四川成都人，1936年参加革命，他爱人陈泊是江西省委第一任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
我打的士从天安门西边黄泥根路上的南昌宾馆出发，十多分钟到达天安门东边的灯市口东下车，在附近问了几位同志，“同福夹道”所在位置，没人知道，最后还是一位买菜的老太太告诉我，并指我找到了同福夹道81号的所在位置。
由于事前我打了电话，吕老在家等我， 我找到同福夹道81号，来到3单元401室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吕老答应着赶紧开门让我进去，并倒水拿烟，我忙说：“吕老，别客气，打扰你了！”
吕老一人在家，看桌上翻开的书，就知道她刚才正在看书。我环顾了一下屋子，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六、七十平米，家里装饰简单，生活很朴素，听说我从江西省来的，她很高兴地说：“1949年，我和丈夫陈泊随陈正人南下接管江西，一路上很幸苦。”吕老对江西赞不绝口，说：“江西其实山好、水好、人更好，我还是留恋当年在江西工作的日子。”
吕老说：“一九二0年我出生在四川，上面已经有了4个哥哥和6个姐姐。贫民家添丁进口绝无半点欢乐。在我即将出世时，一盆滚烫的开水正等着我。父母已经商定，是男就留下来，是女就扔到开水盆里烫死。接生的是位善良的大嫂，不久前她刚生下一个死胎，那悲痛还深深折磨着她。我一落地便哭叫不止，听到这清脆的号啼，大嫂暗暗流泪，她实在无法将这活生生的小生命扔进开水盆里。她用破布赶紧把婴儿包裹起来，大声喊：“是个娃儿！”
等候在门外的父亲信以为真，放弃了杀生的念头。婴儿由大嫂一手料理，抱去让母亲喂奶，让父亲逗着玩。等父母知道实情后，因为有了感情，也就不忍心再弃绝这个女孩儿了。
两岁上，我父亲因病暴亡，母亲忙于生计没精力也没时间管我们孩子，铺着谷草的破箩筐便是我的小世界。冬天一身虱子，夏天满脸苍蝇，家里的白狗是伙伴，从小没得一点病。苦难造就了顽强的生命力。
在我读书时，那时学校规定优秀学生是可以免学费的，为了不给当家的兄长添负担，小学、初中我年年考试独占魁首。
1936年，我初中毕业还在做高中的美梦，兄长已经准备把我嫁出去了，婆家是县里颇有权势的梁姓地主。母亲为的是女儿能过上好日子，兄长为的是攀上有权势的人家沾点光。四姐、五姐十分同情我这个小妹妹，私下商量的结果，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逃婚。
这年夏天，我16岁偷偷逃出家门。临行前，四姐摘下婆家的一枚金戒指给我，五姐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到县城，在同学家东借西凑帮我凑足了路费，我直奔成都。在成都依靠同学在经济上的资助，我考人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女子高中，
一九三六年，我在学校参加了地下“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简称民先，由于是进步组织，1937年5月7日，学校前厅张贴板上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公布了开除甘佩文、吕守廉（吕璜的学名）等7名学生的处分决定。吕璜和这几位受处分的同学愤然找到校长室，要求说明理由。答复是：你们不好好读书，不经请假，擅自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民先在川大组织下，我们深入农村、工厂、茶馆内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川地下党送我们去延安，当时是去三个人，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范长江写信寄去延安联系，我们走过去的，因没有介绍信，我们就到安抚青训班学习一个月，再集体步行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我先分在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在陕北公学学习时，我被边区的情报保卫部门挑选，进入我党情报保卫系统的特训班学习，而这个边区保卫系统的特训班，被称为黄埔一期的特情训练班，班主任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陈泊（布鲁）。
我在特情训练班毕业后，分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当了一名女侦察员。
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在松江省任县公安局长。一九四九年，我们随陈正人南下到江西接管，一路上很辛苦，路上小孩病了，正好路过上海，就将小孩留在上海。我们到了南昌后，我再转去上海为小孩治病。
陈泊在江西任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他派去赣州布置接管广州工作时，被组织抽调到广州接管治安，任广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长。
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就进厂当了童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他怀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本能，年仅15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洪流，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参加武装暴动，失败后被迫逃亡海外。先后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1年，刚20岁的陈泊担任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总工会的纠察总队总队长。
陈泊回国后，1937年来到延安，成为保卫部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和侦察员。继续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暗藏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曾经破获中统特务“汉训班”大案，及时揭露中统特务冒充新四军师长刺杀毛泽东的罪恶阴谋，由于布鲁的卓越功勋，毛泽东赞扬他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一九五一年，担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的陈泊同志被捕，1972年在劳改农场含冤去世。1980年，也就是陈泊同志冤死九年之后，获得平反昭雪，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
吕老在爱人受冤的二十多年里。清出了公安部门工作，在邓颖超大姐关心下，在妇联做一些勤杂工作，但她一直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她所办的琐事都办得那么妥帖、周详、填密。她要以行动证明她和丈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下午，田浩早早开车来到南昌宾馆，我按约15点30分正点来到了万寿路4号门口，门卫全部是军人，卫士打电话与徐秘书联系后，1分来钟，徐秘书到门口接我们进去并说：“采访要抓紧，30分钟结束，不要影响首长的下午散步。”
一见到张銍秀，我就代云南的颜玉泉向他问好！并将云南几位老红军的照片给他看，张銍秀边看照片边说：“都是老相识，没多久去云南还同他们一块参观，一块吃饭。我原来在昆明军区任司令员，那时，我们几个常会见面”。采访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融洽起来了。
张老是1915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怀忠乡虹桥村。一九二八年参加虹桥村农民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参加工农红军，任战士、班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付连长，第五十三团连长，第四十六团营长，参加了江西田里、金华山，湖南松山等战斗和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新四军中队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支队参谋长兼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卫岗、苏南、丹阳上下会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等职，先后参加了涟水、新泰、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莱阳、潍县、周村、济南、淮海和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副军长、代理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常务副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昆明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五0年十一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师师长，不久升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参加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一九五五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是中共第九大代表、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二00七年八月一日，他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代表军队老干部发言。
张老回忆说：“我父母生有5个子女，因贫穷只养活了3个儿子，那年，比我大10岁的大哥张成秀，发动虹桥村农民暴动，叫我当暴动队小号手。那天，天刚蒙蒙亮，按大哥吩咐，我爬到村后的山坡上使劲吹号，把沉睡的乡亲们从梦中吹醒，大哥带着暴动队员把村里的土豪劣绅甘世才和两个作恶多端的地痞恶棍押到甘家祠审判，全村男女老少在我的号声中迅速来到祠堂集合，开展公审，乡亲们群情激奋，当众处决了土豪和两个恶棍。大哥留在家乡当党支部书记，后任左坊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而我跟随10余名暴动队员到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农民暴动队——秋溪暴动队汇合，接受党的领导。”
张老介绍说：“红六军团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英勇善战的部队，他诞生在湘赣边，转战湘赣苏区多年，为创建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撤出湘赣苏区西征，途中斩关夺隘，攻克了新田地，甘溪，并在分水岭战斗中负伤。
打下新田城后，部队得到了补充，红六军团兵分两路向蔡家埠前进，深夜到达蔡家埠准备抢渡湘江。
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红六军团穿过来阳，宜章公路，敌人判断红军必西渡湘江，赶调了9个团和大批保安部队在湘江沿岸布防。
我们集结在蔡家埠，既不能渡江又不能停留，因为追敌第15师、第16师，还有桂系第7军正向蔡家埠方向开进，红六军团首长经过研究敌情，决定放弃强渡湘江计划，迅速掉头折向东南，向森林密布，山恋迭障的阳明山区前进。
我们后卫部队到达了进山的分水岭地方，全连立即在分水岭两侧占领阵地，准备打尾随的敌人。
尾随而来的是国民党第15师，他们头一天已进到阳明山附近，兴是没有料到红军折头向南，敌人发现后，疯狂追踪而来。
我们在分水岭埋伏后，敌人首先开炮，然后向阵地上发起攻击，我们待敌人进到手榴弹所扔的范围，一起扔出手榴弹把敌人打退，敌人连攻数次，始终攻不下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近一个小时，当我后卫连掩护任务完成后，在我带领一个排掩护主力撤出阵地时，一发子弹打中了我的头部，我当即昏了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团卫生队临时设的病床上，很庆幸，子弹从右额上面打进，只伤着骨头没伤着大脑。第二天，连长和排里的战友们来看我，见我头和脸都肿起来，几乎都认不出我来。
我以受伤身躯跟随部队行动，吃了不少苦头，因缺医少药，伤口发炎，头和脸一直消不了肿，由于炎症，又引发了低烧，过去身强力壮，行走如飞的我，我什么东西不带还跟不上队伍。坚定的革命信念，给我添了无穷的力量，为了不掉队，我每天忍着伤痛，比部队先出发一会儿，部队休息，我不休息，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我瘦了，但没有因伤掉队而高兴。
我军进入广西，从湘江上游过江，团里突然通知我在广西嘉禾留下养伤，说部队进入广西，山高路险，伤员很难跟上部队，加之李宗仁已调两个师来追堵红六军团，部队经常打仗，伤员很难走出广西。我知道“留下”是什么意思，我找到连长和营长说：“我参加红军，随军征战，只要活着就要革命到底，我还活着，为什么丢下我，我头受伤，腿脚可以走，无论如何不能丢下我！”
由于我的执意不留下来的决心，营、团首长同意了我的要求，在以后日子里，我随部队先后进入广西、湖南、贵州，排除艰辛万苦，冲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西征前进。我也挺过来。张老谈兴很浓，心情很好。
采访时间一下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天渐渐黑了下来，他还有很多故事要讲，他对徐秘书说：“去拿一本回忆录给小戴”，当徐秘书将书拿到客厅来时，他停下题字的笔，转而在书扉页上写下“廷耀同志留念。”并说：“我要讲的故事书上都有，明年四月我要去江西省上饶，到时见面再聊。”我说：“到南昌时打电话给我，我陪同你一道去。”
翻看张老送我的回忆录“军旅生涯”，老将军很多经历感动着我。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红六军团长征来到贵州石阡县西南地区，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合围圈内，前受敌阻击、后有敌追击、左右被敌袭击，行军中，每天与敌回旋应战，红军伤亡较大。红二军迅速赶来会师，才走出困境。
十月底，红二方面军在印江县木横地区整编合为红三军。整编空隙，张铚秀主动提出带一个尖刀排先行，打扮百姓昼夜跋涉，赶在敌阻前。敌调两个旅在龙家寨的谷坪中布兵阻击红军北上，张铚秀却高明地带兵埋伏在敌军头顶背后的萝卜山上，当战斗在进行时，张铚秀从敌背后山顶发起猛烈攻击，敌做梦没想到背后山顶上有红军，以为是红军大部队，顿时慌乱阵脚全线崩溃，纷纷丢枪投降。那次战役张铚秀指挥的排歼敌三十余人，俘敌四十余人，这是两军合编后第一次大胜仗，军威大振，战后即提升他为七连连长。随后的长征，他总是英姿潇洒带兵抢在敌前方，争得有利地势，待机从敌后给予致命打击。19岁的张铚秀突显出军事指挥的将才，随后从连长提升为营长。
红六军团是在印江县木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贺龙同志派出的红三军会合，当时，红六军团从甘溪突围，艰难地翻过了梵净山，经过一个小村镇休息，在街上看到红三军贴的标语，大家高兴地跳起来了。
几天后，两军在湘、鄂、黔三省交界的南腰界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会上贺龙、任弼时先后讲了话，给大家很大信心和力量。
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时有九千余人，经过近百天的征战损失了三分之二，在印江县木黄会师时只剩下三千多人了，只好缩编为三个团，红三军这时也只有四千多人。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任弼时、贺龙、肖克等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给敌人沉重的打击，蒋介石在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重兵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
一九三五年春，蒋介石调集五十个团对红二、红六军团开始了第一次“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于四月中旬在陈家河，桃子溪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陈耀汉两个旅，还缴获了日本造山炮两门。不久，敌人又增兵八十个团，对红二、六军团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主力于六月中旬在忠堡歼灭张振汉师一个旅和师部特务营，并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八月初，又在板栗园歼灭敌第八十五师主力，击毙师长谢彬。红军转入战略进攻，攻占了石门、津市、澧州、临澧一线，威逼常德。
红军接着取得了两次反国民党“围剿”的胜利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一百三十余个团，第三次“围剿”湘、鄂、川、黔苏区。为粉碎敌人“围剿，第十六师在军团政委王震亲自率领下攻打新化，新化城守敌不堪一击，很快被红军突破城防，保安大队弃城而逃。覃团长命令张銍秀率一营向兰田方向追击敌人，在距城十几里的一个小岗上追上了逃敌，很快将他们大部消灭，俘敌二百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追击战。
这时，敌除中央军、湘军外，又调集贵州、云南军阀的部队和川军对红二、红六军团进击。红军向安顺转移，后因情况有变改向滇东进入乌蒙山区，在这个三省交界的山区，跟敌人转了几个大圈后进入宣威地区，与滇军打了一仗直插曲靖威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急调部队守昆明，红军转经楚雄进丽江，准备从长江第一湾的石鼓至巨甸段渡过金沙江。从鹤庆出发，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为前卫团，张铚秀率领第一营为前卫营，到迈巨甸向维西方向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掩护主力过江。经过三天三夜，主力胜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掩护任务后，张铚秀乘最后一趟渡船过了江。红军过江一小时后，敌人追兵才赶到江边。
第二天向中甸前进，因为要翻越哈巴雪山，凌晨一时多就出发了。哈巴雪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走每步都非常艰难，第一营过雪山时牺牲了七八位同志。下山后在小中甸宿营，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跑了的藏民回来了，喇嘛庙送来了不少酥油、青稞和牛羊、猪肉等物品。刚进藏区不会吃青稞，开始时煮青稞吃，拉出来还是一堆青稞。后面部队上来看见了，收集起来洗洗又煮着吃，因此就有了“吃青稞、拉青稞、洗青稞、吃青稞”这一说法。后来学藏民磨面，用酥油，盐开水，冲兑做成糌粑吃。
从中甸出发，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稻城、理塘，又翻了几座雪山，在理塘附近与第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会会，几天后，又在西康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和朱德总司令会师。大家像亲人一样，红四方面军把自己织的羊毛、牛毛袜子送给红二、红六军团的同志。
甘孜会师后，由于部队一路减员严重，军团将原三个大师编为四个小师，即模范师、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取消团的编制，一个师下辖三个营，张铚秀在十六师第二营任营长。
红军在甘孜出发北上前，每人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发了一个用牦牛皮做的斗笠和几双生牛皮草鞋，一张生羊皮。雪山、草地气候多变，要么太阳狠毒，要么下冰雹，下雨雪加狂风。路上河流也不少，水从雪山上下来的特别凉。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沼泽，行走特别困难，走到一半粮食吃光了，很多身体差，有病的同志牺牲在草地上。
最后一段路程是在绝粮情况下过来的，大家把身上能吃的牛皮草鞋，牛皮带，牛皮斗笠等都充了饥，最后，没办法把战马都杀了分给战士们吃。
部队翻过腊子口到达哈达铺，这是回民地区，我们打下了岷县、武当、两当等县，部队向天水前进时，一路上战斗不断，在小天水附近娘娘坝一仗，师长张辉光荣牺牲了，在罗家堡遭敌人伏击，敌机空中轰炸扫射，战斗中晏福生政委负了重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营营长都负了伤。张铚秀率第二营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全师冲出了重围。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不久，部队进行了整编，营以上干部和部分连、排干部分别调红军大学和步兵学校学习。张铚秀开始在步兵学校“上干大队”任中队长，后调保安红军大学（后改抗大）学习。“七、七”事变后，张铚秀从抗大毕业，党中央分配他到新四军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铚秀一行经西安南下，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接见并与他们作了重要指示，周副主席安排分批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张铚秀第一批十几个人，坐一辆闷罐车颠簸了两三天到达了武汉。住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三层楼房里，在这里，又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林伯渠同志，林老让他们作好准备，到南方各游击区去，帮助动员部队下山整编，两天后，张铚秀和彭福民、李王宝为一组，去南昌找陈毅安排工作。张铚秀为组长，公开身份是十八集团军上尉副官，彭、李为少尉服务员，每人发三十块光洋作盘缠。
从武汉上船到九江，南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在码头接，并安排坐火车到南昌，第二天上午八时许，办事处来人通知，说陈毅召见，三人即到陈毅住处，副官曹鸿胜同志在门口迎接，陈毅同志热情地让座、倒水，并问三人籍贯和长征所在部队，并介绍了南方游击战的情况，当得知三人老家都是湘、赣的时说：“你们都是老表，就到湘、赣地区谭余保同志那里工作，不过那里只有几百人，你们都是团、营级干部，暂时没有那么多兵给你们带。你们都知道，我们红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以后有的是兵给你们带。你们到那里去，传达党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动员部队下山整编，然后进入敌后”。
过了两天，陈毅安排副官曹鸿胜同志送我们，我们一行四人在南昌城郊上了一辆开往吉安的破汽车。在吉安休息了两天，我们租了两匹驮行李的马上路，经过三天到达莲花县联络处，联络处派了一位同志带路到垅上谭余保同志住地，谭主席和游击队战友们热烈拥抱欢迎了他们，不久，部队奉命下山，一路步行、乘船、坐火车，前后十来天，到达了安徽的岩寺地区集结整编，湘、赣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司令员陈毅兼，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支队两个团，第一团由湘鄂赣地区游击队整编而成，团长由傅秋涛兼，第二团由湘赣、赣南游击队编成，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即政委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处主任肖国生，湘赣游击队编为该团第一营，营长段焕竟，张铚秀先在团部任侦察参谋，后担任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一九四0年十一月，张铚秀任扩编组成的新四军一支队新一团团长。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张铚秀率领新一团为左纵队前卫。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率皖南部队主力共九千余人向苏南转移，准备到镇江以东地区渡江北上，开赴抗日前线。五日，部队行进到茂林地区，张铚秀发现情况异常，隐约可见两侧有国民党部队出现，即派出侦察分队在两侧警戒。国民党七个师八万多兵力对新四军实施突然袭击和残酷“围剿”。
七日七时，新一团到达大康王东南地段，即遭敌两个营攻击，由于张铚秀预先有思想准备和安排，指挥全团迅速展开，敌军终于狼狈溃退。 ？
次日，新一团与老一团一道涉水向榔桥河守敌攻击，经激战强行登岸建立了桥头堡阵地，打开了向东北方向前进的道路。下午4时，新一团在行进中突然接到支队命令，回撤向西北方向军部所在地靠拢。新一团重新回头攻占已被敌占领的裘岭一线阵地。当晚，支队与军部失掉联系，傅秋涛司令员当即决定单独突围，由新一团掩护支队队部和老一团，然后尾随老一团突围。张铚秀指挥全团与敌激战一整夜，天明后发现老一团一部分部队尚未突出去，而突破口已被敌第四十师重兵封锁，第一营又与团部失掉联系，他决定新一团坚守磅山及董家山制高点，伺机突围。他把老一团、支队特务营和支队机关等单位人员收拢起来，把马夫、挑夫、伙夫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战斗中，张铚秀亲自端一把机枪向敌人扫射，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张铚秀率一千二百名铁军将士与敌整整激战八天八夜，七百多名铁军健儿阵亡，团政委负伤、参谋长牺牲，张铚秀率余下数百名将士与敌周旋，边战斗边突围。突围途中，给养完全中断，只能靠采撷野菜掺和着有限的粮食充饥。队伍踏着沉重的步履夜行晓宿，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边走边收拢兄弟部队被打散的同志。在荒山野岭中隐蔽行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白天蹲山头，看地势判方向，夜深人静才进入纵横交错的山林小道，常常是三五天才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饥。饥饿、疲劳延缓了行军速度。张铚秀带领新一团一直冲杀到长江边，二月底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从团洲过江到达巢（湖）无（为）根据地时，全团仅剩下二百多人。这是“皖南事变”中剩下的唯一建制部队。按路程计算，从皖南地区到繁昌的江岸边，不过百多里路，新一团却走了一个多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二千多名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千二百六十人被俘，仅有二千多人突出重围。作为“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张铚秀经常回忆起这段悲壮的历史，并用来教育后人
一九四三年春到一九四五秋，张铚秀在新四军第七师含和支队任参谋长。其时，国民党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断绝了对我军的一切供应，部队的吃饭、穿衣、医药、武器弹药全靠根据地自行解决。张铚秀除领导司令部机关参谋工作、筹划部队作战行动之外，还要亲自组织筹划部队后方的勤务保障。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支队长以下干部要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张铚秀回忆说：“当时，我在自己的茅草屋前开了一块荒地，种了各种蔬菜，还养了一群鹅。为调剂和改善生活，有时晚上我还和警卫员张世春一起下稻田去抓田鸡、捉黄鳝呢。”张铚秀夫人丁亚华当时在含和支队供应处任党支部书记，她动员所有干部、战士克服困难，把供应搞上去。
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先后办起了被服、织布、弹花、毛巾、鞋袜等六个小工厂。张铚秀还亲自找汤家沟的商人帮工厂买了布匹、药品、油漆材料。一九四三年，仅夏衣一项，就生产了四二三0件，保证了全区党政军人员的穿着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财富就来了。”
二00三年，徐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张司令来到南昌，在滨江宾馆九号楼，首长想见你”。我正在上班，赶紧开上摩托车赶到滨江见面，很遗撼当时没有带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