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4日 星期三 阴雾 北京 装甲兵大院空军大院
冬天的北京，雾气较重，天总是阴沉沉的，九点正，我们开车赶到了坐落在复兴路上的装甲兵大院，办理手续时，卫兵要我打电话与姚国民家联系，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开车找到了20栋，姚国民的儿子姚军在家协助我们采访，姚老几年前双目已失明，所以，姚军不协助我们采访还真有些困难。
姚军说：“今天我父亲心情很好，如心情不好就无法拍照了，因为前几年失明，人很厌燥，经常会发脾气”。姚军从卧室扶父亲出来，在客厅寿字下坐定后，我用不到五分钟时间，连续完成了拍彩色，反转片的过程，摄影机是放在墙边桌上一直开着，在拍的过程中，姚老也催促了几次，姚军扶父亲进去后，姚军回到客厅，我提出能否请姚老签个名，姚军说：“他这几年签不成名了，原来他还喜爱书法，有些作品还参加过将军书法展览，现在只能盖上自己名字的章子以作纪念了”。接着他告诉我说：“我家祖籍是江西省吉水县，我父亲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参加了长征，他是从班长一直升到了装甲兵政委的。
在临别是时，姚军提出能否在网上将我父亲的照片和资料给发给我，我们互相留了QQ号码和邮箱，热情的姚军还告诉我几位江西籍老红军家在北京地址及联系电话。供我联系采访。
此后，我常在QQ上与姚军多次联系，成了网上好友。
姚国民，曾用名姚桂民，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出生在江西吉水县文峰区江头村一个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斗争风起云涌。青少年时期的姚国民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看到共产党组织农民闹革命带来的光明和希望，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农会被解散，共产党人被抓被杀，在白色恐怖面前，他一心向着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加入了区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村少年先锋队，任宣传员、指导员。一九三0年四月参加模范少年先锋队，八月模范少年先锋队在吉安集体编入红四军第十师，上了井冈山。一九三二年五月，经康克清等同志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部警卫连班长、排长、防空连副指导员。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中，直接参加了龙岗、富田、建宁、高圩等战斗，由于他战斗勇敢，立场坚定，忠诚老实，被选为朱德总司令警卫员，并随朱总司令参加了长征。一九三六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营教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第十九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七团政委、第八军分区第二十三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黑龙江军区绥化军分区副政委、绥化县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7纵第二十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0师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一九五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三0师政委，第五十四军干部部部长、第五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历任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装甲兵副政委，一九七一年后任装甲兵政委。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下午15点30分，我和田浩驾车离开了南昌宾馆，于16点10分到达空军一号大院，经过几道岗哨检查登记，于16点30分准时到达了老红军吴富善家。公务战士在别墅门口等我们，待车一停下，他忙上前协助我提器材，并说：“首长在客厅等你们。”
我随公务战士进到客厅，吴老清瘦的身材，头带红军时期的八角帽，身着朴素的兰色中山装，坐在沙发上，右手夹着555烟，边吸边与我们打招呼：“辛苦了，坐，坐。”我一进客厅，注意到客厅墙上挂上了数副名人字画，但最为显目的要数中堂一副，是毛主席手书的“奋斗”二字，字体刚劲有力。
北京天黑得早，17点天基本上全黑了，我利用客厅内的一盏日光灯，一盏落地台灯的光源，认真地进行了拍照。吴老见我拍照认真说：“来，抽根烟，坐坐，”并和我聊起了当年参加红军的情况。
1912年10月，我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横江乡良观村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我村子离吉安市十几公里左右，全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都是自食其力的穷苦人。听父亲和家乡老人讲，我家曾祖父时，在当地还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家庭，说得上是书香门弟。祖父是满清秀才，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望。由于祖父抽上了大烟，短短几年，万贯家产被祖父大烟枪毙掉了。从此家景一落千丈，生活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我父亲叫吴敏士，父亲出生时，家中巳是一贫如洗了，祖父虽然是秀才，我父亲却是个文盲。家中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读书，被生活所迫，父亲经人介绍离家到汉口，在一家小钱庄里做小伙计。
我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全靠父亲收入，无法维系家中生计，全家人经常处在半饥饿生活状态，母亲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在家养猪、养鸡，砍柴拾粪，纺纱织布，尽所能养活我们。
1924年秋，在外经商的大哥托人带口信，准备介绍我到吉安去当学徒，并说是父亲的意思。我很高兴，家里没有一分田地，一年到头靠放牛、砍柴，给人帮工换点粮。十几年没吃过一顿饱饭。
来到吉安，我好象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什么都感到新鲜。我随大哥来到位于吉安偏西花巷口的泰记布店。我大哥是给一个叫戴丰泰的人送礼说情后，才在“泰记布店”学徒，我由他出面做保人，与布店订下了为期三年的契约，三年学徒期内，只管吃饭，不发工钱，除了忙店里店外的活外，还要伺候老板两个老婆，买早点，倒尿盆、洗衣服，还卸门板忙开张营业。
1925年吉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行各业相继成立了工会，总工会成立不久，在一座破庙里开办了工人学校，名义上教工人识字，实际是青年团的一些先进师生前来宣传革命道理。一天晚饭后，我来到工人夜校，发现我们布店的晏然先生在讲道理，他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直讲到了中国共产党。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9月，出兵江西，由赣南、赣西直逼吉安。面对北伐军的大军压境，吉安守城军阀蒋镇臣早已闻风而逃，北伐军在吉安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支援下，一弹未发，顺利拿下了吉安城，吉安总工会成立了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我任副委员长兼武装纠察队队长，并在叶剑英任师长的北伐军支持下，建立了一支500多人，100多条枪的工人纠察队。
1927年4月12日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改变，1927年8月6日在朱培德指使下，国民党驻吉安第八师师长朱世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梁一清，商会会长、共产党员晏然等人。反动派8月12日在吉安中山广场杀害了他们。我从1924年10月到1927年8月离开，只差两个月就学徒期满，却被老板以“目无法纪、违反店规、顶撞老板、不服管教”为由开除了。白白替老板干了三年，分文未得，但我在一批共产党人的身上明自了许多革命道理。
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了吉安，毛主席为他们召开了追悼会，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庆祝大会，10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陈正人为付主席，方志敏、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朱德、陈毅等53人为委员。
第二天上午，红四军第十二师特务连政委刘毅民找我说：“赣西南特委的同志要我来找你，通过你动员一批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我说：“正好昨天开了大会，我们少先队集中了200多人就在附近，没有分散下去，我马上集会，你给大家动员一下。”
我来到吉安车街头小庙中，把集中住在小庙中和分散在附近住的队员召集起来，请刘毅民做动员，刘毅民同志讲完，我马上讲到“少先队员干什么都没有落后过，参加红军我第一个报名。”接着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四军第十二师，加上解放吉安后参加其他红军队伍的，少先队基本上全部参加了红军。
吴老接着说：“参加红军后我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把刚刚成长的工农红军扼杀在新生时期，蒋介石组织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派出近十万敌军在东、西、南三面呼应下，由北向南压过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东渡赣江，撤向苏区，使敌军企图与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苏区外线决战的阴谋破产。
11月，面对敌军大规模进攻和寻求决战的意图，红军以一部分兵力配合赤卫队、少先队等地方武装，阻滞、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在赣江东岸一带休整。中句，红一方面军向苏区中心城区实行退却，以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红四军也由崇仁撤到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岗地区，后又转移至宁都西北的黄陂地区隐蔽集中。
12月16日，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地带发动进攻。到20日前后，敌人分别占领了东固、招携、草台冈及新风、三坑等地。由于我们根据地军民对反“围剿”早有准备，敌军在进攻时常受到小股赤卫队、少先队的阻击。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精辟的讲话，详细阐述了“诱敌深入”方针的好处。
过了几天，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打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敌第十八师张辉瓒部，1930年12月29日，我们师在红四军编内，向龙冈的上固、下固地区前进，天下着小雨，又冷又黑，面前的道路一点都看不清，大家的衣服全淋湿了。
天亮后，小雨变成了雾，白茫茫一片看不出很远，上午九、十点钟，南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的敌第十八师遭到红三军第七师居高临下的迎头痛击，敌向红三军展开猛攻，激烈的枪炮声催促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中午过后，我们到达龙冈北侧张家车一带，截断了龙冈之敌同东固、富田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敌背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下午四时许，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开始敌人抵抗还有点组织，敌向西北方突围不成后，随即溃散，到处窜逃，我是参军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一直跟着连长，没有丝毫的紧张，只是缺乏经验，连枪都没使用好。
到下午六时左右，战斗全部结束，龙冈一仗，红一方面军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国民党“围剿”的胜利。毛泽东还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歌颂这次战斗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按照军、师部署，扩大苏区、发动群众、筹措经费、做好斗争准备。我和连长黄寿发带第十二师特务连，由广昌向南至驿前镇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在驿前镇的几个月中，不仅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农会和党的组织，而且在这新开辟的地区动员了三十多人参加红军，筹经费近万光洋，收获很大。
1931年3月，我连接到师部命令，集中部队，准备第二次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战斗。红军主力根据敌情由苏区北部向南部转移，红四军主力移至广昌、驿前、古成、湛田地区，向宁化、南丰一带警戒。
1931年4月初，敌人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开始分四路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五至十公里，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工事并搜山，组建反动地主武装。
按照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命令，4月20日，我们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向苏区中部转移，两天赶到了离敌人仅四十公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我们师与红四军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龙冈等待战机。
作为特务连政委，要做好战前政治工作，还要抓好生活。当时几万红军集中在方圆几十里的大山中，没过几天给养发生困难。为节约粮食全军上下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削减了各种费用。开始，烧老百姓稻草不够了，各连队利用上山训练间隙每人每天背回一捆柴，为节约菜金，组织战士晚上去河沟、田间找田螺捉泥鳅。
1931年5月14日，侵占富田的敌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从碉堡阵地中出来，向红军集结的龙冈一带进犯，九寸岭位于富田和东固之间，周围山峦起伏，丛林密布，是个险要隘口，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就在这里打响。
1931年5月15日拂晓开始至16日清晨，我们第十二师三个团全部进入九寸岭阵地。曾士峨师长、罗瑞卿政委率领红十一师在比九寸岭稍高的观音崖埋伏，九寸岭和观音崖象两头雄狮扼守着仅有的大小两条进山通道，控制周围地形。
这些敌人从北方刚调来的，对南方5月炎热潮湿的气候和山林作战很不适应，但武器装备比红军好得多，战斗一开始，敌人依靠装备优势，集中各种炮和重武器向九寸岭猛烈轰炸扫射。敌人妄图夺路前进，一口吃掉我们，不到半天，连续向九寸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右侧观音崖一带也是枪炮震耳。中午时分，正面之敌向九寸岭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第三十四团战士与敌浴血奋战，一股敌人冲上第三十四团阵地，敌人第二梯队己进到距山头仅二、三百米的地方，并向山头冲去。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我们耿飚师长说道：“命令第三十五团出击，坚决把敌人压下去，通讯员应声而去，我站在师长边上，耿飚？师长突然喊道：“吴富善！”
“到”我立即回答。
“你带特务连从右侧上去”和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团一起把敌人打垮，动作要快，要猛！”师长命令说。
“是”黄寿发连长答道，我两商量一下，喊道“特务连的，跟我冲！”
刚刚冲到隘口处，发现从观音崖方向过来一小批红军战士站在隘门处，其中一个人高高的个子，未戴军帽的头上留着一头稍长黑发的人，正是毛泽东总政委。
我正不知如何打招呼时，只听毛泽东总政委扬手问道“喂，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赶紧放慢脚步跑到毛政委面前说：“报告毛政委，我叫吴富善。”
毛政委指着我身后的战士问：“你们是那个单位的？”
“我们是第十二师特务连，耿师长命令我们把进攻敌人压下去。”我大声回答。
毛政委亲临前线，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大伙呐喊着向山头杀去。第三十四团从正面往下压，第三十五团从左面，我们特务连从右面，一起往下压，一阵猛打，把进攻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整个九寸岭一带响起了追击逃敌的冲峰号声和喊杀声。天黑前，九寸岭前的敌人大部被我们消灭了，残敌逃向富田，又连夜向水南方向逃跑，天亮前，我们占领了富田。
还未休息，耿师长、张政委把能召集到的七、八个连以上干部叫到一起，说毛泽东政委要见我们。
我们随师长、政委来到富田镇外不远的一座庙宇中，只见毛泽东政委在大殿中踱步，用两扇门板搭起的临时床铺放在大殿中央，看得出他也是一夜没睡，贺子珍同志一身征尘，看上去也是刚进门，大殿里除我们红四军的干部，院子中还有红三军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同志约七、八十人。毛总政委站在大殿门前的台阶上向大家讲了话。
为了实现总前委的作战意图，我们人不停脚，马不停蹄地向东追击敌人，我们特务连奉命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水南的潇龙河，截断敌人退路。
在当地赤卫队员带领下，我们钻山林，走小路，急行军十个小时，傍晚赶到水南的潇龙河。河上浮桥己被赤卫队员破坏，我们将残桥拆除，把拉索砍断，彻底断敌退路。
天刚黑，溃退的敌人也赶到了潇龙河边，我和连长将全连四个排分占四个山头据守，为了逃命，敌人夜间向我们发起三次试探性进攻，敌人一进攻，我们各山头之间紧密配会，互相掩护，构成交叉火力，由于夜暗，敌人摸不清我们实力。
天亮后，敌人发现河上桥已破坏，转而向白沙方向逃窜，这是红军主力已赶到，一起向敌人发起猛攻，我们前面敌人虽有两个营，但无心恋战，在我们进攻下仓皇逃窜、溃不成军。我们一连即缴获枪六、七百支。
1931年5月19日，我们红四军、红三军在白沙截住逃敌，全歼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及第四十三师一部，获得第二个大胜利。
三天后，我们向中村之敌第二十七师发起了进攻，歼敌二千六百余人，缴枪三千六百余支。
1931年5月27日，在总前委直接领导下，向占据广昌的敌六路军第五师发起猛攻，缴战整天，到天黑攻克了广昌县城，我身上衣服被子弹打了七、八个洞，惊奇的是没有受伤。
进入广昌后，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庠，每人都换上了新军装，总前委决定，红四军团留广昌休整，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继续东进，突袭建宁，建宁战斗后，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第二次反国民党“围剿”的巨大胜利，深深震惊了蒋介石，他决心集中更多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六月底，他调集大量嫡系部队由河南、湖北等地进入们江西，加上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共约三十万人，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原预计敌人至少要三个月才会发动新的进攻，红军很多部队还在千里之外的闽西开辟根据地。当敌人七月一日发起进攻时，我们部队还未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使反“围剿”一开始形势比较严重。
开始，蒋介石把南丰一带的我红十二师和红九师误认为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命令其左翼集团迅速发起进攻，敌进攻速度很快。7月5日己迫近南丰，并向南丰及南丰以南地区进攻。我们依靠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埋雷破路，阻滞敌军前进速度，派出部队袭击敌人，打乱其进军计划，使敌人十三日才进占广昌。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人，虽然没有实现其战略意图，但“长驱直入”却开进了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占领了根据地大部分城镇。正如毛泽东总政委所说：“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敌人在根据地内横冲直撞，烧杀抢掠，红军的医院、兵工厂被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群众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一天傍晚，突然接到由兴国高兴圩一带隐蔽北移，出击富田歼敌命令。部队当夜开始出击，但行军途中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我们又返回高兴圩待命。
原来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敌人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向高兴圩扑来，其中两个师已进占了富田，两个师进至高兴圩以北的崇监地区，两个师在向高兴圩以东的莲塘、良村开进，蒋介石嫡系第六、第九师也巳到达了高兴圩以南的兴国一带，我们处于北、东、南三面敌军的包围，唯一没有敌情的西面是赣江。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亲率红军主力几万人，利用大山有利条件，从敌军之间仅几十华里的空隙中星夜穿插，来了个“中间突破”。次日中午到达了莲塘、官田一带隐蔽，准备歼灭东路进攻的敌人。
下午，敌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至莲塘附近，首先与红军警戒部队交火。我师连夜秘密向敌接近，于八月七日拂晓开始向敌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九时，将敌人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敌人全部歼灭，毙敌旅长潭子钧，取得了第三次反国民党“围剿”的第一个胜利。
莲塘战斗结束后，我们不顾疲劳，没有停留，立即向良村急进，途中与由良村向莲塘增援的敌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我们红四军和红三军及红三军团迅速展开，向该敌发起进攻，并由遭遇战改为围歼战。敌第五十四师是北方部队，不适应山地作战，接火不久就一败涂地，逃回良村。我们直扑良村，把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团团围在良村并猛攻，战至午后，我们占领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大部。战斗一结束，我们连战场都来不及打扫，挥师东进，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黄陂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八月十一日，该部被我们包围，第二天中午，天下着大雨，红四军冒着大雨担任主攻，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突进了黄陂。在东侧红三军团、红七军的攻击配合下，歼敌近三个团。
经过三战三捷，敌人发现红军在兴国以东地区，调集部队与在兴国以西、以北敌军大包围逼近红军。毛泽东同志再次带领我们利用夜色，从东进敌军间十公里间隙向西南方向撤出，再次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撤到了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处休整。红十三军却按总前委部署，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进发，牵着敌军鼻子在山林里转了近半个月，使敌人疲劳不堪，红军主力得到了休整。
八月，蒋介石令其围剿部队掉头西进，敌人来回奔波两个多月，“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全部陷入了被动局面。九月初，蒋介石下令实行总撤退。这时，敌第十九路军从高兴圩至老营盘大道向北撤退，总前委命令我们歼灭这股敌人，红三军首先向老营盘敌人展开攻击，红四军、红三军等部将敌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围困在高兴圩一带。
九月七日拂晓，敌人发现被包围了，构筑工事，组织几个团向红军冲来，试图打开缺口，红十一师在前，红十二师在后，向高兴圩敌阵地压去，敌人利用工事向我们猛烈射击，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在此战斗中中弹牺牲的。红十一师撤下后，由我们红十二师接替攻击，敌人火力很猛，我特务连伤亡也很大，经过几次冲锋和反冲锋，经过两天一夜的连续战斗，我们奉命进行了方石岭战斗，痛歼敌第五十二师韩德勤部，方石岭战斗后。进攻苏区的各路敌军纷纷后撤，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对苏区“围剿”以失败告终。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任红七师十九团政委，是个小团，全团约千人，下辖五个连没有营级编制。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推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敌人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担任此次“围剿”主攻任务的是国民党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他把所属的十二个师，七十个团，约十六万人编为三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根据压来。蒋介石还调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为左路军，驻赣南、粤北的广东军队为右路军，共二十余万人配会中路军行动。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督战。
反第四次敌人“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根据地大了，红军发展到七万多人，装备有所改善。但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仍坚持“先发制人”、“以进攻打”破敌人围剿战略，不顾广大指战员反对，强令我们夺取南城、南丰等地。
南丰城是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工事坚固，重兵防御，红三、红五军团久攻不下，在敌援军进逼时，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撤围南丰，变被动为主动。
我们在黄陂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在草台岗战斗中歼敌第七师，草台岗战斗胜利后，作为敌第四次“围剿”的主力中路军，纷纷后撤，敌人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宣告失败。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在结束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围剿后，经过半年的充分准备，集中了约五十万兵力，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向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敌人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进攻速度很慢。
面对敌人的进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宗派统治，博古不懂军事，授权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取消了军委集体领导，制订了一套“阵地战加短促突击”的所谓新的战略战术，提出“寸土必争”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反“围剿”初期取得了局部胜利外，其它战斗虽打了不少，但都打得艰苦被动，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损失越打越大。特别是广昌保卫战，苦战十八天，终因敌强我弱，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撤离。
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旬，敌人北路军占领驿前一带，南路军继续向会昌地区深入，九月底，我被任命为红一师第二团俱乐部主任。
一九三四年十月，保卫兴国的战斗打了近一个月，我们红一师在兴国高兴圩、狮子岭一带顽强抗击敌人几个师的疯狂进攻，部队在“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口号下死守阵地，牺牲了许多好同志。
十月初的一天，李聚奎师长说：“刚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即赶到于都待命，任务不详大家立即行动，天黑转移。”
从高兴圩撤下来后，我们驻在于都东面的梓山一带，十月初，石城失守，十月中旬，红一师作为左路军的前卫部队，接到渡过于都河，沿粤赣、湘粤边界向西转移的命令。我随红一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路上，我们师负责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打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渡乌江、打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了陕北吴起镇，长征终于结束。”
吴老说：“红军夺取泸定桥后，泸定城里成了历史上最繁华的几天，二郎山就在泸定城边上，我们一出发就开始爬山，山势高耸雄伟，不到半山腰回头往下望，大渡河上下河似深谷的一弯细流，再往上就是原始树林，直到下午才爬到山顶，见到蓝天格外舒坦，在山区连续急行军，几双草鞋都磨烂了，我只好把平时舍不得用的两块斗皮拿出来，包在脚上当鞋用。
一九三五年六月翻越夹金山，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师里要求每人多穿些衣服，设法买些白酒和辣椒发热抗寒的食品，潭政主任专门召集布置任务和动员，他说：“这夹金山是邛崃山的主峰，山势海拔四千二百六十米高，常年积雪，山上空气稀薄、缺氧，不能坐下来休息，否则没力气站起来。”
根据分工，我带宣传队和伤病员、炊事员提前出发，凌晨三、四点钟动身，走到雪山脚下一个叫凉水井的地方天才放明，这时从前面传来消息，走在最前面的红二师第四团己于昨天翻过雪山，己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会师了，这兴奋的消息鼓舞了大家。
雪地难走，没雪的地方更难走，上面结了冰，摔倒了站都难站起来，有的地方雪下面有雪洞雪沟，掉下去很难爬起来，快上山顶时，山头上下起了大雪，寒风一吹，浑身冷得发抖，我围了一条毛毯，冷得话都说不出，眼看不行，我心里知道不能倒下，腿也迈不动，正好一匹驮伙食挑子的马从我身边经过，我伸手抓住了马尾巴，才到达了山顶。
山顶上风雪太大，我们不敢停留，我带着几个宣传队员翻过山顶，向前面同志一样，坐在雪上向山下滑去。
山下就是达维镇，从镇外小金川桥头到镇里路两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站满了在迎接我们，我们一走近，“欢迎中央红军！”“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口号响成一片。
在达维镇只短暂停留，我们经两河口继续北上，又翻过了第二座四千一百米的雪山梦笔山，到达卓克基，往北行，又先后翻过了第三座雪山大坂山和第四座雪山打鼓山。
过了夹金山就进入了藏区，这里供给困难，藏民跑了，我们常处于饥饿之中，每人一个大茶缸，大家到处找野菜煮着吃，快到毛儿盖时，难得大灶开了一次伙，煮青稞麦吃，由于时间短没煮熟，大伙顾不得，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结果消化不了，拉出来仍是一粒粒的，于是我们又收集起来，用水洗净，用大茶缸重煮吃了。
在毛尔盖，由于张国焘对红军去向出尔反尔，一会儿同意向北，一会儿又坚持往西，结果一停就一个多月，把筹集过草地的食物吃得一干二净。最后决定过草地时，己到了八月，毛尔盖一带青稞麦成熟了，上级通知收割青稞麦，做过草地准备。
总政治部通知，割土司头人的青稞麦，不到万不得己不准割普通藏民的，割了要做块木牌写明原因，插在田里，并留下光洋或物品作报酬。
我们作为右路军通过草地，出发前军团指示，撤掉师一级巡视员，集中到军团政治部，我成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巡视员，并任一个小组的组长。从毛尔盖出发，沿着第二师留下的路标前进，，经过一片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后，一望无际的草地呈现在眼前。
六百里的草地，开始还觉得新奇，可不到两天，大家领略了草地的厉害，天气一日多变，狂风、浓雾、暴雨、雪花、烈日、冰雹轮番袭来，加上腐草沉积，覆盖在泥潭上，虽是平地，走起来比爬山还累。陷进泥坑要赶紧卧倒，越挣扎越下陷，否则会被泥浆吞没。晚上找不到一块干的地方休息，由于晚上寒气重，使得一些体弱的同志睡下后，第二天再也没起来。
进入草地六、七天开始，因为饥饿而倒下的同志越来越多，到后来，皮带、皮鞋、皮马鞍子、皮衣都吃掉了。
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我们红一军团九月中旬与红三军团在俄界会合，继续北上，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红军只剩下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共约七、八千人。
从俄界出发，沿白龙江向东，经过莫牙寺后，来到了长征途中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红四团负责打开腊子口，我们在离红四团二百米的地方待命，拂晓，腊子口打下来了，我们在日出前通过了腊子口。
翻过岷山后，我们到达了哈达铺。在这里休息了好几天，部队整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红一军团改编为一纵队，林彪任司会员，聂荣臻任政委。部队经过直罗镇、占通渭城、进抵六盘山，翻过了二千九百米的最后一座山六盘山，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们到达了吴起镇，长征终于结束了。
吴老说：“到达延安后，我参加了东渡黄河战斗，在红军大学学习后，我在抗大任过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组织上安排我在第三十一军任宣传部长，还没报到，组织上又派我到“援西军”政治部任总务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转战晋、冀、豫边抗日，参加了百团大战，建立和巩固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政委，和田长江队长带着一二九师第三抗日游击支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开辟发展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翻越太行山，从辽县进入武安县开展抗日工作，协助中共直鲁边特委在磁县贾壁阴沟诗成立磁县抗日县政府。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二九师派我到伯延与翟墨新接洽，然后决定派两位同志领导这支队伍。当时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由于是一支自己组建的抗日武装队伍，缺乏打仗的经验，于是翟墨新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我按照师首长的指示，在伯延与翟墨新和他的舅舅武伦佩就共同抗日的事项进行了具体的商谈。这两人非常高兴，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带上全队人马及武器和马匹，加入了陈赓领导的三八六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武伦佩为大队长、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三八六旅先遣支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给日军进一步的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决心以三个主力团，在响堂铺一带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响堂铺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东阳关以东，邯（郸）长（治）大道上的一个小村。村南侧，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并有一些村庄。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简便的汽车路。响堂铺是日军由邯郸进犯山西的咽喉之地。三月三十日，徐向前副师长部署：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和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的主力，分别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设伏。同时，第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王堡等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涉县西援之敌，并掩护该团左翼。为了打好这一仗，我和团长徐深吉商量：我们第七七一团担任伏击任务，应该多消灭些敌人，打后头100辆车。随后召开了连以上干部战前动员会，明确要求各营、连以火力压制鬼子，伺机打汽车轮子，使得汽车开不动，鬼子也就跑不了了。第七七一团于三十日的夜晚进入设伏地。
三十一日上午，当由黎城开向涉县的日军汽车队约一百八十辆汽车驶入伏击区时，我伏击部队向日军汽车队突然出击。日军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伏击他们。我们的机枪向日军车队猛扫，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汽车上和鬼子中间，压制了日本鬼子的还击。日军有的趴在卡车车头上和车厢两边、有的从车上跳下来钻到车底下负隅顽抗。日本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有的汽车相撞了，有的汽车中弹了。战场上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四起。接着，我们参战指战员向日军车队发起冲击。这一仗打了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战斗就基本结束了。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日军400余名，而且还击退了前来增援的千余名日军。当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将一百八十余辆汽车一一点着，全部毁掉。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在太行山下的南宫成立，我任第一二九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政训处主任。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派第三八五旅的第七六九团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然后由第三八六旅在潞城与浊漳河畔的潞河村之间打一次伏击战，给敌人以歼灭性地打击。伏击战场选在哪里呢？在陈赓旅长召开的战前准备上，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神头岭。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个好地方。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正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出击。但是，陈赓旅长却没有马上做结论，他问道：“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会场沉默，大家都还没有顾得上去看。“这不是纸上谈兵吗？”陈赓笑了起来，“刘师长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吃饭，要饿肚子啊！我看这样，会暂时开到这里，先去看看地形好不好？”陈赓带着我们赶到神头岭，放眼望去，大家愣住了：实际地形和地图根本是两回事，公路不在山沟里，而在山梁上！山梁宽度不过一二百米。路两边，地势比公路略高，没有任何隐蔽物，只是在路两边不远处有一些国民党部队废弃的工事。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沟对面是申家山。山梁西部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那就是神头村，再往西便是潞城了。显然，这样的地形既不便于部队隐蔽和展开，也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是不宜设伏的。“怎么样？这一趟没有白跑吧！”陈赓对发愣的众人说，“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哪！”大家议论着，有的忍不住骂起国民党那地图来。第七七二团肖永智政委说：“差点没上那地图的当！”我说：“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不免又出乎众人意外，陈赓偏偏选了这个看来不宜设伏的地方，要我们利用国民党废弃的工事设下伏兵。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我和徐深吉团长带着第七七一团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当时我们第七七一团埋伏在路北废弃的工事里，同时陈赓旅长还决定由我们第七七一团在左，第七七二团在右，都埋伏在路北，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第七七一团抽出一支小分队向潞河村方向游击警戒，择机炸毁浊漳河上的大桥，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由第七七二团第三营担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断敌退路。
三月十五日，担负“钓鱼”任务的左翼第七六九团在团长陈锡联的率领下，对黎城展开了猛烈攻击。次日，驻潞城的1500多名日军，慌忙赶往黎城支援。上午九时，当他们赶到神头岭附近时，看到公路桥被毁，才知道中了我们八路军的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就在他们掉转回头时，我们从正面和公路东、西两侧实施夹击。由于我方的火力、加之我们的迅猛冲击和地形地势等因素，日本鬼子的重火器在此时此地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我们的机枪则不断地向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到鬼子中间，打得鬼子叽里哇拉的乱叫。这次战斗，我军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和骡马600余匹。取得了神头岭一仗的大胜。
一九四0年五月，任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辖771、10、11三个团）。一九四0年八月八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下达了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在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配合活动的作战命令（百团大战）。根据总部作战的命令和指示，第一二九师迅速对战役进行了部署。八月上旬，第一二九师对冀南军区参战部队，发出了命令，其作战部署大致有这么几点：冀南根据地军民参加此役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控制的平汉、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及沿线敌据点进行大破击。其战役动员7个团（后实际是十个团参加），并发动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配合行动。
在战役第一阶段，八月二十曰至九月十日，为总破击阶段，作战重点放在正太路；战役第二阶段，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上旬，为攻坚战，重点放在破坏德石铁路和邯济公路沿线敌据点；战役第三阶段，十月六日至十二月五日，为反扫荡战。
根据第一二九师师部对冀南作战的部署，我冀南军区选调了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并对各军分区的作战进行详细的部署。各军分区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到敌交通线和据点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工作。与此同时，冀南各地的抗日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参战，并对群众进行了破击铁路的常识教育。根据师部指示，整个作战准备工作都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
为了打好百团大战首次战役－－破击平汉路，在侦察、动员等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冀南军区具体布置了三个破击队，即以第四旅第十团、第十一团，第七旅第十九团为内（邱）高（邑）段破击队，统归易良品、吴富善指挥；以尹先炳、秦基伟指挥所属部队为邢（台）内（邱）段破击队；由王近山率领二十四团为邢（台）沙（河）段破击队。我和易良品接受任务后，于八月十九日夜，带着三个团的内高段破击队，到达柏乡、隆平、尧山地区集结。同时，军区和各级内高段破击队以第十九团破击内邱至冯村段，炸毁冯村南铁路桥两座，攻克了敌碉堡一个；第十团也于当夜向鸭鸽营至古鲁营段发动攻势。正当我军向铁路线和车站发起猛烈进攻时，日军以火车两列、汽车数辆、装甲一辆，载200余日伪军向我正在进攻鸭鸽营车站的第十团袭来。同时，敌火车两列，载兵百余，也向正在破击古鲁营的我第十团扑来。我第十团的指战员英勇反击，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一九四一年四月，我重返太行山，任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久，调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除了保障部队供给，有时还要作战。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总后勤部被日军包围于壮地脑。我在突围中跳下悬崖，受了点伤，跳出了日军的尾追。一九四四年奉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与夫人李榕一道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奉命奔赴东北。
解放战争时，一九四六年六月，任嫩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兼中共林甸地委书记。当时东北那地方，情况比较复杂。前苏联红军刚撤走，美蒋又拼命强占，土匪也很猖獗。记得是在一九四六年的中秋前后，我们接到情报，说是在我们的林甸发现一个大土匪带着约二百人正在作乱。我当即电话骑兵第三团，要求即刻围歼。后来王俊杰团长报告这次战斗共击毙土匪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四十多名，匪首被当场击毙。缴获轻重武器二百余件，战马一百多匹。整个战斗不到四十分钟，我军无一伤亡。
随后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随军南下华南，解放了广州。
全国解放后，我曾利用一些机会，多次打听和我一起参加红军比较熟悉的几位同志，竟一个也没有找到。就连从少先队同一天参加红十二师的那100多人中也没寻找到一个同志，在漫漫的革命征途上，多少同志作出了牺牲，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值得人们称颂和怀念。我们能有今天幸福生活，是多少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荣誉，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吴富善是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后任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横江少先队支队长兼政委，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第四军连政委，第一军团团政委、师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长征和东征。一九三六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团政委、青年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员、嫩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西满军区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纵队政委、第十五兵团军政委。
参加了东北一九四七年秋季攻势和辽沈、平津、广东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广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中南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一九五二年曾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志愿军空军联合冲击机指挥所政委。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一九七五年调任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七八年兼任空军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老对老一辈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谈到他们时心情很激动。采访结束后，我们在一起闲聊，吴老递一根烟我，我无意地问吴老现在有多少钱一个月，吴老回答我有4700多我说工资不多，我也3000多，吴老却很知足地说：“我战友在战斗年代牺牲了生命，他们什么都没有，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比起他们我强一百倍、一千倍。”我指着毛主席题给他的“奋斗”说：“没钱拿毛主席给你提写的中堂“奋斗”二字可以卖六十万。”吴老脸一沉地说：你怎么能讲这话。”我讲开个玩笑，吴老很认真地说：“这个玩笑不能开、这个玩笑不能开、这个玩笑不能开。”他接着重复三遍，并说：“这是毛主席赐给我的，你看主席写时没有写日期，这是告诫我要终身奋斗。”
吴老说着又告诉我老红军邝任农住在对面房子，你去采访了吗？我说：“联系了很多次，他身体不好，采访不了。”“是呀，他刚出院不久。”吴老说完，叫爱人留我们在家吃饭，我们看看时间还早，就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