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3日 星期二 雾 北京市
按照昨天约定，肖渝萍十点在北京医院西门口等我们，九点钟，我同小田出发，提前在北京医院西门口等肖渝萍，当与肖渝萍电话联系上后，我们在医院门口见了面，虽不相识，但老乡之情使我们像久别的朋友，她领我们办好进门手续，当进门时，武警门卫不让带拍摄设备，好在有301医院的经验，我与田浩已提前做好了器材分散藏身上的准备，我们乘电梯随肖渝萍来到了514病房，肖赤身体虚弱，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在医院已住了2年，躺在病床上不能离开输氧机，不时还要用机子吸痰，我上前握住肖老的手，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拉住我不放，两眼有神，他示意肖渝萍倒水，肖渝萍说：“我父亲平时天天是闭眼睡觉或养神，昨天我告诉他江西来人看你了，还要采访你，他一早就没有合眼，他在等你们到来。”
肖赤是1911年出生在江西泰和县固坡区肖家村，1928年参加地方游击队，同年转入工农红军。
在中央苏区他曾任万太特委冠朝区委书记兼肃委主席、独立营政委、兴国补充师二团特派员、总医院特派员，长征时担任军委纵队司令部特派员。 到达陕北后，任陕甘支队即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干部团二营特派员、特科团特派员、陕北苏区补充师特派员、陕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延长县保卫局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太总校保卫科长、军委总参作战部总支副书记、一局协理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教导二团副政委、 教导三团政委、冀察军区第二纵队民运敌工部长，冀察军区第三、第四军分区主任、副政委、华北野战兵团笫六纵队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西南军区川南教导总队政委、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他曾任第二野战军区第三总队（西南军大）政委、中央公安部交通保卫局邮电保卫处处长、中央地质部保卫司副司长、司长、中央调查部管理局长、党委书记、全国五届人大代表、是共产党隐蔽战线的老战士，一九八三年离休。
肖老家祖辈几代都是受苦的农民，没有家产，家里一贫如洗，为了糊口谋生，父亲肖坚菁在地主家做长工，起早摸黑的拼命干活，仍是衣不遮体，养活不了全家，但父亲力大筋骨壮，又乐于助人，经常受到穷苦人的好评。
肖老母亲罗苏荣，是一个温顺，贤慧的劳动妇女，她不仅针线活做得出色，还会管家和种地。父亲长年在外，家中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操劳，肖老十二岁时，家里实在无法维持生活，母亲万般无奈，让肖老到地主家去放牛，一年熬到头，挣不到工钱，还要受气挨打。
我们几个放牛娃，在山上没事时就组织在一起学武，慢慢地大家感觉要不被人欺负，我们要抱成一团，推举肖高绣为头，我们十几个人组成了学武班，肖高绣还专门请了习武二十余年的教武老师，从此，大家天天晚上关起门来学武、练武。
老师对肖老坚韧不拔和吃苦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很器重他，经常教他一些武功精华与拿手绝窍，使他掌握了真本领，双手像铁钉，抬手能劈砖，身体练得柔中有钢，牙能叼起六、七十斤重的一桶水，稳步走百米而不洒出，经过三年苦练，大家都学了几套武艺，练出了一身铁打筋骨，大家胆量都大了，敢于与村里欺压势力对抗斗争。在斗争中，人员越来越多，周围几个村联合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穷人队”。
肖老的堂叔肖坚兰同曾丙奇（曾任红二十军军长）的弟弟曾老铺合伙在东固做买卖牛的生意，他两都是东固地区共产党地下党员，以做生产为掩护，以牛铺为联络点，担任了东固、富田等地的秘密交通员工作。
堂叔与肖老非常接近，常来常往，由只知杀富济贫的肖老，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共产党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在“穷人队”里有几个人巳经入了党，可肖老一无所知，只知是好伙伴，同路人，在他们影响帮助下，肖老革命思想日趋成熟，参加革命愿望更加强烈。
一九二六年六月，晚上肖老正在家练武，同伴带了两个年龄三十上下，一副书生样的人来家里，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曾隆瑞，是巷口村人，他叫谢守介，是苑前村人，我们第一次与你见面，但你的名字早从你朋友觜里熟知了。”
谢守介又接着说：“今天我们相互认识了，以后更会相互熟悉，今天来你家，主要是想找你谈谈对革命的想法和对共产党的认识。”
肖老激动地说：“我——我谈什么呢？”
曾隆瑞微笑着说：“你就谈谈想不想参加共产党，想不想参加革命，敢下敢斗地主，怕不怕死吧。”
肖老说：“我一个苦放牛娃，有深仇大恨要报，早就盼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不管是斗地主，还是打土豪，斗坏蛋，我都敢冲敢杀，我学的这身本领就是为对付他们的。”
这时， 谢守介郑重其事地对肖老讲：“肖高贵同志，你讲得很好，你穷苦出身，在村内外与地富斗争中表现勇敢出色，经党组织对你的了解和考查，决定吸收你参加青年团组织，从今以后，你要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干革命。”
肖老此时己热泪盈眶，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八年初，肖老在家乡参加了本地游击队。主要在吉安、泰和的富田、沙村、固坡、水南一带地区活动。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在秋收起义时，奉上级指示，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牵制敌人的战斗。他们宿营地在山上，有空就下山发动群众，使周围村先后成立了农协会、赤卫队、爆破队、儿童团等。
一九二八年五月，由曾隆瑞、谢守介介绍，肖老由团转党。
一九二八年八月，富田、东固、泰和等几支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泰和县独立团，刘子奇同志任团长，下辖几个独立营，泰和县的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二区独立营，营长是罗元炘，他是肖老的远房亲戚，曾任江西省军区第一任副司令员。肖老调团部当师爷（文书）。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肖老从独立团调到红二十军训练队学习，当时曾丙春任红二十军军长。一九三0年上半年从红二十军训练队选派到坡头红军学校学习，李立三兼任校长，陈奇涵任第二大队大队长，我们较小的红军战士被编入二大队下属的“列宁少共青年队”，曾隆福任队长，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学设备一无所有。
一九三0年下半年，肖老又抽调到沙村特委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一九三一年初，从党校学习结束后的肖老，被组织上派去筹组万泰特委东、浪、缝临时工作委员会。年底，肖老任少共区委书记接任中共区委书记，并兼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肖老被派往瑞金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学习三个月，毕业后，他分配在后方医院保卫局秘书科任秘书、副科长。同年又派任松山区红军总医院、红军卫生学校特派员主任。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央根据地，前方的红军苦战一年没有打破敌人“围剿”，后方地、富、反分子兴风作浪，被俘人员开始动摇，开小差、逃跑现象不断出现，反革命活动常有发生。保卫任务极为艰难而繁重，肖老及时调查处理事件，揭露敌人阴谋，稳定了部队动乱情绪。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总医院和卫生学校接到上级命令，立即集结到瑞金，准备突围转移。当时不知道转移方向，更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当初意图想转移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称为“突围转移”。
转移时，肖老随红军总医院、卫校出发不久，被编入军委纵队红星司令部任特派员工作，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
中央机关分为两个纵队，一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二纵队为“红章纵队”，长征初期，一纵队、二纵队走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红三军团在中央纵队右边，红一军团在中央纵队左边，其后是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几个军团起着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把作战部队变成了保卫掩护队，不利于灵活打击敌人，红军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突破四道封锁线，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折损剩下三万多人。
毛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到达宿营地时，他总要叫肖赤去详细询向行军人员到齐了没有，有多少掉队的，各道口留人没有，有无意外等。
一次，肖赤向主席汇报说：“今天在村口接到几名伤员，其中胡嘉宾伤势较重，他的腿负伤后基本残废了，靠一条腿行军很困难。”主席听后说：“胡嘉宾同志我知道，他是模范的县委书记，你马上把我的马给他牵去。”长征路上骑过主席马的还有邓小平。
邓小平原任红七军团政委，奉中央指示到上海汇报工作，王明却说邓小平是逃跑路线，从上海回到苏区后，红七军团整编了，受王明迫害被解了职，派往总政治部担任总巡视员。长征到达贵州，邓小平的牲口摔死了，过了几天，脚肿了，行走极为困难。毛主席发现后，派卫士长找肖赤说：“小平的马摔死了，让肖特派员到骑兵连给小平找个牲口送去”。肖赤赶到骑兵连，本想找匹好马给小平骑，挑了几匹不太满意，因马耐力不如骡子，小平个子矮，脚又肿，马又高又大上下困难。肖赤挑选了一匹矮山的好骡子给小平送去，小平见牵了一匹骡子来，高兴极了，他围着骡子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很满意又感激地对肖赤说：“高贵，你可做了件好事，给我找了一匹这么好的骡子”。肖赤连忙说：“不用谢我，是毛主席派我找牲口给你送来的”。小平听后很激动，连连点头，让肖赤一定转达他对主席的谢意。肖赤怎么也没想到，经过四十年后，邓小平同志对此事记忆犹新。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后，二野胡嘉宾等几位老同志去花园村邓小平家里看望他，小平掰着手指点着二野的一些老同志名字，当他点肖赤时，就问胡嘉宾同志：“肖赤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哪里？我真想见见他。他长征时就曾救过我，解放战争时又同咱们一起从北打到南”。胡嘉宾同志把肖赤近况向邓小平汇报了一下，小平听说他还健在，连连点头说：“好，好，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当天晚上许光达爱人周靖华打电话告诉肖赤同小平会见情况，肖赤听后很感动，深感小平同志重感情，自己危难之际还一直记着大家。
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警卫处长又给肖赤打来电话，转达了小平同志想见他们的意见。当天，肖赤同爱人老红军孙克就赶到了花园村，叩响邓小平同志家门，刚一进门，小平同志马上迎上来和肖赤亲切地握手，并高兴地说：“哎呀，肖赤！你好！你们终于来了，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他又对卓琳讲：“把我的好烟拿出来给肖赤抽”。后拿出四、五种香烟，又热情地把他让到沙发上坐，胡嘉宾同肖赤一道去的，坐下后，肖赤对小平说：“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国家受难，我们都遭了殃，真没想到你还一直记得我们”。小平说：“我怎能忘掉你这个老伙计，四十年前我们在长征路上就相识，那时，你在军委司令部当特派员，我被王明解了职，在我最困难时候，你给我送骡子来，救了我一命，你可做了件好事啊！”肖赤说：“这点小事你还一直记在心上，其实当时毛主席让我给你送的，要记还是记毛主席的恩吧！”小平点点头说：“我都记，谁的恩我都不会忘的。”
长征中，肖赤在土城战斗中负过伤，翻越了夹金山，走过了草地，奉命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护送到东北军王以哲驻地太白地。
肖赤老儿肖渝萍与我谈起了他父亲名字的来由说：“我父亲原名叫肖高贵，肖赤是周总理帮起的名，毛主席亲笔题写肖赤二字的，我父亲刻成了章子，一生都在用。”
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保安县不久，立即作出决定，派一个部队到陕北苏区内地组织中央红军补充师，去扩大红军队伍。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保安县召集我父亲和其他五位同志谈话，我父亲去补充师任特派员，白志文任师长，黎林任师政委，吴概之任政治部主任，王某任参谋长。
临行前一天，周副主席、杨尚昆主任、罗瑞卿局长、周兴局长等找我父亲单独谈话，周副主席开头就说：“小老虎，你不是叫高贵吗？这回我可要给你改个名字啦。”当时父亲说：“周副主席要我改名干啥？”周副主席哈哈笑着说：“这回不改名，好人都要骂你，因陕北苏区有个敌军师长叫高桂滋，是人人皆知的大坏蛋，只要提到他老百姓就恨得咬牙切齿，老百姓编了顺口溜骂他。你的名字在陕北地方方言中，高贵和高桂滋听起来几乎一样，不易分辩，不光是骂，搞误会了，你脑袋都要搬家啰！”我父亲说：“我这名字有这么严重呀！那你给我改名叫什么呢？”“叫肖赤，这个赤不是吃饭的吃，是红色的赤，他象征革命”周副主席慢条斯理地说。
1939年在延安王家坪作战室，我父亲与毛主席谈起改名经过时，主席连连说这个名字改得好，毛主席边说边拿笔在纸上写下了好几个肖赤，还问，“写得好吗？”我父亲说：“写得好极了。”主席就说：“你拿去作纪念吧！”我父亲说：“天天打仗，无法保存，我想把他刻成章子永久保存。”毛主席说：“请便吧，不过刻章子嘛，要挑选一个写得最漂亮的。”还告诉我父亲说：“你要刻章子找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去办。”肖向荣指令安寨军政杂志社刻成了人名印章，从此以后，我父亲就把它一直收藏在身边，作永久的纪念。
老红军肖赤儿子肖平分在我采访间隙，对我叙述她母亲的革命家庭在长征路上所发生的故事。肖平分叙述说：“我两个舅舅都参加了红军，我母亲也是老红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她将母亲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
孙克，1922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1932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4年底参加长征。1935年由团转党。参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
在红军中担任抗战剧团、新剧团宣传员、红军总医院护士。1940年加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
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任政治干事、医院教导员、华北兵团第五旅政治部青年科长、二野军政大学第三总队供给处协理员。
全国解放后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幼儿院院长，中央公安部幼儿院院长、地质部技术司联络办公室主任、工业卫生处处长、中央调查部局办公室主任、在国家安全部任职。一九九0年被授于“国家安全战线英雄勋章”。
肖平分说：”我母亲经常说：“60多年来，我没有忘记党，一直勤勤恳恳工作，党更没有忘记我，离休后，还授给我英雄勋章。”平时生活中一直教育我们儿女要听党的话，认真刻苦做好本职工作”。
肖平分谈起了她妈妈的一些事情时说：“我妈妈原名叫孙文莲，大舅孙文思任四川清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孙文村参加了红军，我妈11岁当了巴中新剧团小演员，她歌声好，她唱《讨饭歌》声情并茂，把观众都感动的一边流泪，一边情不自禁地起身高呼“打倒土豪劣坤，穷人分田地，参加红军闹革命”。
妈妈与我常唠叨草地见到大舅的一幕，她一生都难以忘怀。
在长征途中，部队进入了草地，一天下午，送来了一批又一批受伤战士，担架上躺着一个头缠布带的伤员，妈妈急忙为他检查伤口，伤情很重，腿被弹片炸了一个血淋淋的大窟窿，还能看到里面的骨头，她小心地为伤员清洗敷伤。伤口包好了，她掀开伤员脸上的盖布，啊！竟是自己的大哥，她感到了突然和吃惊。
大舅两眼紧闭昏迷不醒，妈妈一头扑到大舅身上，使劲地摇动着，大舅吃力地睁开眼，发现是自己的妹妹，他脸上露出了惊喜。
妈妈此时此刻的心情悲喜交加，自从与大舅分开后，就一直没有了消息，想不到能在草地上重逢。
另外一位伤员在呻呤，妈妈多想在她大哥身边多呆一会呀，可是人手紧张，她不得不去照看别的伤员，当妈妈处理其他伤员回到她大哥身边时，已奄奄一息的大舅，最后看了一眼我妈，点了下头，就闭上了眼睛。
大哥，大哥……我妈当时哭叫声令所有人惊心动魄，护士长过来抚摸着妈妈的头轻声安慰说：“别哭了，你哥没有完成的事业你来完成吧！”
大舅被抬到小山丘上，几个护士伤员扯了一堆野草，覆盖在大舅身上垒起了一座草坟。
大舅走了，妈妈没有丧气，反而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她揩干眼泪，又走在茫茫草地之中。
仅仅过了几天，我妈妈在一个兵站意外地遇到了他二哥。兄妹见面手拉手，半天没有松开。
我二舅对我妈说：“咱舅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也负了伤”。我二舅胳膊上缠着绷带，面带憔悴。
我妈也把大舅牺牲的事告诉了他，想不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失去了两位亲人，她兄妹二人忍不住痛哭了一场。
我二舅告诉我妈说：“我负了伤，部队命令我留下来，转回家乡”。我妈问他怎么办？他说：“我伤也不重，这里离家也不是好运，我只有服从部队安排，回家照顾咱娘罗”。
第二天，兄妹两挥泪告别。
小肖又说：“我父亲今天精神特好，平时，他整天难睁开眼，今天听说你们要来，一早就打开眼盼望你们，几个小时没闭眼休息，住院以来没有过的。”
我说：“这是你父亲对家乡的盼望。”
从肖赤病房出来，肖渝萍带我们去五楼东头第一间病房采访老红军邓六金，邓老躺在床上已经熟睡。我们不忍心去打扰他，我说：“在门外等等看，睡醒后我想拍几张照片”。小肖说：“邓妈妈最近病情较重，拍照很不好看，要不能找几张近几年照的好些。”我认同了小肖的意见，肖赤近照也无法上展览，只好翻拍了原来照片。
在离开南昌来北京之前，危秀英女儿危敏还叮嘱我，见到邓六金阿姨代她问好，我只好对小肖说：“你天天在医院照顾父亲，如果遇见邓阿姨，请你代表危秀英向她问好！拜托了！”
邓六金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一九二九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参加本地农民运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二九年后，任中共福建省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县委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巡视员、妇女部部长。一九三四年被组织派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十月随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
一九三六年一月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中共甘肃庆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皖南、皖中、苏北、山东等地工作，担任过东南局妇女部巡视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干事。一九四八年四月，受命在山东青州大官营村的一个教堂里，负责筹办保育院。这个保育院收养和照顾了100多名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些小童大的六岁，小的才二岁，一九四九年，保育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保育院的孩子增到300多人。历任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协理员、副院长、院长。
一九五三年二月后，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人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等职务。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离职休养。是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下午三点，田浩同我在南昌宾馆用餐后，（我前天已搬南昌宾馆住），稍事休息，于下午三点开车经世坛一路，在车上我打电话与老红军彭儒家联系，问清去彭儒家的行车路线，下午3：20来分左右，我们找到住在北京复外汽车局（白云里）彭儒的家，由于先前电话约好，彭儒的儿媳专门请假陪婆婆在家等我们来采访，一见面，彭老媳妇还能讲南昌话，我当时很惊奇，后一聊，知道她是在江西大学读的大学（现南昌大学）她说：“我们一家对江西省都有着一种磨不灭的家乡情，我公公陈正人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曾山是主席，全国解放他担任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乡音一语，距离拉近，我们之间的交谈随意得像在家似的。
彭儒身体很好，一头银发，清秀而扑素的穿着，一见面轻声细语的湖南话，使我感到了一种亲切感，彭老为我们今天来家采访还专门买来了水果、糖果摆在茶几上，并一个劲地拿起往我手里塞。
彭儒也是一位很健谈的老人，今年90岁了，还对往事记忆忧新，她说：“我前段不小心摔了一跤，头撞在茶几角上，我记忆差多了，前几年更清楚。”但她谈起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经历来还是记忆忧新。
彭儒说：“1913年我出生在湖南宜章县，1926年在师范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1928年参加了朱德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部队在湖南发动的“湘南暴动”，同时跟随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
彭儒接着回忆起上井冈山时的情景：“我家在湘南宜章县，我们村子很大，有三万多人，湘南地区一直有党的组织成在，建立了党的支部，我父亲、哥哥、嫂嫂、姐姐、堂姐都是党员，我哥哥还是村党支部书记。
1928年1月，朱德率领“八一”起义的一个正规团来到宜章县城，城中土豪、劣坤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帮助他征税压迫老百姓的，在接风酒席上被革命军一举抓住了20多位反动派，朱德开仓放粮，分田分地，举行了“湘南暴动”也称“年关暴动”。
暴动后，湖南军阀许克祥率领几个师来攻打宜章，朱德率领正规团，我们地方组织赤卫队，设下埋伏，将许克祥的两个团歼灭了，许克祥吓得缩在长沙不敢出来。蒋介石对于湘南革命势力发展强大害怕起来，调集湘、鄂、赣三省部队合围朱德的革命军，其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毛泽东派毛泽覃下山与朱德联系上后，知道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存在，放弃了在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打算，率部队上了井冈山。
我哥哥、嫂子、堂姐等十来人一起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当时父亲说我小，不让我跟部队上井冈山，我执意要去，我想，不跟部队走，国民党来了，参加过暴动的都要被杀害的，我们村一共有300多人上了井冈山。我们村苏维埃委员长带着老婆、儿女、姐妹、兄弟连挑在担子里的小孩都上了井冈山。
到了井冈山，山上增加了近万人，生活变得很艰苦，睡的地方都很困难，井冈山上的人民群众非常好，他们让出睡的，自己不吃或少吃都送给我们吃，再辛苦也要给军队吃，他们从内心支持红军，当年山上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喷喷香，餐餐吃得精光光。”
当时有些人在后面议论说：“朱总司令、毛委员他们吃好的，我们都没有得吃，有一次我路过他们的房子，正好朱司令、毛委员在吃饭，毛主席说：“小鬼，你吃饭了吗？”我说：“吃了”我就看他们吃饭，他们也是一点红米饭，几只辣椒、茄子，放在碗里洒点盐一拌，就这样吃，和我们一样的，我回到连队就说：“以后你不要乱说，朱司令、毛委员和我们吃是一样的”。
毛主席、朱德为了解决山上粮食不足的问题，带领部队下山打土豪，搞粮食上山，并亲自从宁岗挑粮上山。
由于山上生活艰苦，有些人想回去，说：“在井冈山干革命，不如回家乡干革命。”朱德坚决不让他们回去，并讲了很多道理，有些农协会员坚决要回去闹革命，我记得，有一条木桥，我们跟着部队过桥，我堂姐挽着我手过的桥，过了桥往左边小路是上井冈山的路，往右边是返回湖南的路，我堂姐跟着一些老乡要回去，我一直喊：“姐姐，上山去吗？”后来得知，回去的人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没有留下几个，在井冈山战争时期，我家有七、八个亲人牺牲了。”
彭儒原名彭良凤，一九一三年三月六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迎春乡碕石村。她一九二六年到衡阳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求学，十五岁的彭儒受革命思潮影响跟随朱德登上井冈山。彭儒与先后担任湘赣边界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宜章战士吴仲廉、曾志被誉为井冈山妇女运动的“三杰”。她曾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儒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和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任党总支书记。
全国解放后，彭儒先后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农垦部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派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等职，一九六0年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上，彭儒均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林彪、四人帮“两案办副主任、中纪委机关党委委员等职。
彭老儿媳拿出公公陈正人的简历和照片给我，我对老红军、江西省第一位书记早有所知。
陈正人于一九0八年生于江西遂川县，是早期参加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家，一九二六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遂川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赣西南特委副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九四0年起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一九五二年后调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1972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