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9日 星期五 晴 北京市
早上8点不到，刘泮林与司机就在香山海军干休所门口等我，按照刘老的建议，我们先到万寿路、复兴路去寻访张銍秀和汪东兴，到万寿路多个大院打听，都未找到，最后，我们商定去复兴路24号炮兵大院采访钟辉和廖鼎琳，两位老红军都是1955年授了少将的。
小车在炮兵大院门口停下，刘老在接待处办理进去的手续后，我们开车找到了80号楼2号院，钟老家人听说我从江西来采访的，很感激并介绍说：“钟辉身体近来一直不好，在301医院住院。”并主动提出要钟辉司机同我们一道去医院。
来到301医院东院住院部，进入到病房，钟老正躺在床上输氧，身体状况很差，公务员知道我要拍照，帮钟老戴了一顶线帽，但插在鼻中氧气管不能拔出，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总感觉展览、画册不便于使用，做资料尚可，我对钟老司机建议说：“钟老家里有没有好些的照片，回他家里去取或翻拍都行。”他同意回去找找，我们离开医院回到炮兵大院，刘老说：“我就不去了，还要办些其它事，我们再联系。”他先行离开。
回到炮兵大院，我在数张照片中选了一张钟老穿65式军装站立的照片，放在木橙上进行了翻拍，并了解了钟老的一些革命经历。
老红军钟辉将军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新塘村。一九三二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军团担任宣传员、排长，在红八军团担任团特派员，在红三军团担任保卫局巡视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要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南进游击支队，钟辉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钟辉率领部队一行南进，与沿途地方党和抗日团体共同努力下，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九年四月，支队根据斗争需要，决定成立先遣第一梯队，由李浩然任梯队长兼政委。该梯队很快从二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下辖两个独立营和七个大队。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月，南进支队第一梯队刚到灵壁、睢宁交界处的九顶山张山口，即发现有一个大队的日军五百余人，分乘二十五辆卡车，四辆轻型坦克，从双沟方向猛扑过来，钟辉和李浩然梯队立即冲上山头，占领有利地形，与日军从清晨激战到下午四时，毙伤敌人一百多人。钟辉部的第一营第一连第三排，继续阻击敌人，与日军激烈战斗到天黑，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敌军五十多人，三排最后只剩下四人，仍然坚守山头，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敌人退却后，排长宋连珠等四人星夜归队。
陇海南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第二十大队，十月主动发起了海郑阻击战，在邵堰、焦营一带打击了来自双沟的三百多伪军，毙死伤敌人三十多人。
1939年冬，韦国清担任支队政委，钟辉任司令员。一九四0年，陇海南进支队归新四军，与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第三支队，张爱萍任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任支队政委，钟辉回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学习毕业后，抗日战争结束，钟辉到东北担任热河军区热西军分区司令员、热北军分区司令员。一九四八年，热河部队组建成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六师，由起义将军韩梅村任师长，钟辉任政委。程子华指挥独四师、独六师、独八师出袭绥中、兴城，独四师包围了绥中，独八师包围了兴城，攻城战斗未打响，锦西敌第五十四军一个团来增援，该部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战斗力很强，向独立六师展开对峙进攻，独立六师在韩梅村和钟辉指挥下死打硬拼，敌军攻击部队后来增加到四个团，独立六师伤亡惨重，程子华急调独立八师两个团增援，终于顶住了敌军的进攻。钟辉后来担任四野第十一纵第一六一师政委、第四十八军第一四二师政委、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九师政委、东北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一年，钟辉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他一九六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担任炮兵技术部部长、炮兵参谋长、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炮兵副司令员、副政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七届、第八届委员等。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来往这么一跑，已近中午11点，司机说：“我送你去五棵松廖政委家。”11点刚过，我们到达五棵松炮兵干休所，司机在院内很熟悉，直接将车停在老红军廖鼎琳将军家门口，廖老见我们进来，听司机介绍了情况后说：“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接着又对公务员讲：“你加几个带辣椒的菜，我们江西老俵不怕辣的。”
吃罢午饭，我同廖老在客厅里聊些家乡的情况，我说：“廖老，你身体很硬朗。”廖老说：“我每个星期爬两次香山，锻炼身体，人老了不动不行。”
廖鼎琳原一直认为自己是江西吉安人，经过多方寻查及兴国有关部门考证，廖老是1914年出生在兴国县崇贤乡麻坑子村。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炮兵营通讯员、警卫员、教导师第二团连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长征和直罗镇战役。一九三六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指导员、抗大一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营教导员、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自卫营指导员、第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军分区第三十六区队政委、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第三纵队第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委、第十军分区副政委、定县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
建国后，任绥远军区旅政委、师政委。第三十六军第一0六师政委。一九五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三十六军第一0六师政委、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政委。获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第六十三军副政委、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政委、第六十九军政委、第六十五军政委、国防科委训练基地政委，炮兵学院政委。？？？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九八年七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廖鼎琳出生在兴国县崇贤乡麻坑子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长年在东固、富田一带地主家里当长工，他很小就寄居在崇贤的伯父家里放牛。一九二九年九、十月间，在距崇贤一山之隔的富田大坑村靠打短工谋生的母亲到了崇贤，对他说：“孩子，跟我回家吧，东固、富田来了红军，打土豪、没收地主田地分给穷人，回去分了田我们就有饭吃了。”他就随母亲离开了伯父家，来到了富田大坑。在大坑他当上了儿童团长，带队出操、放哨、站岗、查路条、斗地主，革命热情非常高，并于当年由袁升平（曾任北京军区政委）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一九三0年三、四月间，廖鼎琳在大坑参加了共青团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动员团员带头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胜利果实。回家后，他对母亲说要报名参加红军，母亲表示同意并鼓励他说：“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去了好好干，不要想家。”五月底，廖鼎琳到东固独立营报名参军。当时负责招红军的干部看他年纪小，个子又小又瘦，还不如马枪高，就不想收他，劝他回家，并说了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可是倔强的廖鼎琳心里只想着共青团员要带头参加红军的决议和母亲语重心长的嘱咐，非要参加红军不可。红军不收他，他硬是跟着队伍走了二十多里地，部队首长看他参军心切，便把他留在营部当勤务兵，和他一起参军的其他青年都分到了各连队。
1930年10月，红军占领吉安后，东固独立营编入黄公略率领的红三军，廖鼎琳分配到第八师宣传科当通信员。唱山歌是当时红军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送郎当红军》、《推翻旧世界》、《反“围剿”胜利歌》等兴国山歌，成为宣传科的保留节目。第一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胜利后，红军缴获了敌人一批迫击炮和山炮，红三军成立了炮兵连，廖鼎琳调炮兵连任通讯员。随着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的节节胜利，红军不断缴获大炮。
第二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期间，廖鼎琳随红三军第八师炮兵连从赣南到闽西，横扫七百里，一路追歼敌人。有一天，正在行军，敌机突然前来轰炸，一颗炸弹就落在他身后几米。轰地一声巨响，气浪卷着土石，把他抛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连指导员派了一名战士下沟找他，因为他落在灌木丛中，未能发现。他甦醒过来后，摸摸浑身上下，没有缺少手脚，又爬起来追赶部队。找到部队后，连指导员大吃一惊，惊讶地说：“你这个小鬼还活着！？”反国民党“围剿”胜利后，炮兵连扩编为红一军团炮兵营，机灵勤快的小红军廖鼎琳改任营政委警卫员。
在第五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战斗异常残酷，他奉营长命令到右边一个山头的阵地传达撤退通知。他急匆匆地还没跑到山头，就看到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看到了这个又瘦又矮的小红军战士，朝他高喊“小老表不要跑了，你过来吧，我们这有好吃的，我们优待你！”他急忙转身就向回跑，连跑带滚掉到了山沟的小河里，还呛了两口水，爬起来继续沿着半山的小路向外跑。这时敌人的机枪也向他扫射过来，他边跑边听见子弹在身边和脚下扑扑地响。他心想：千万不能被敌人抓住，他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的奔跑。直到下午七、八点钟，廖鼎琳终于追上了撤退转移的部队。战友们知道了他这段惊险的经历，都风趣的说：“你这个小鬼比子弹跑得都快”。
廖鼎琳当红军后，虽然没有再回自己长大的那个偏僻的麻坑子山谷和大坑村，但红军的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一直在家乡兴国、吉安周围进行。他的母亲也在第二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因躲避白军的搜捕逃到兴国、吉安之间的深山中，不幸去世。自从参加红军后再没见过自己苦命相依的母亲，成为廖鼎琳始终挥之不去的遗憾。
廖鼎琳说，第一次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红军用的都是土炮，有种“松树炮”，是把松树干挖空装上火药和石砂制成的。打完仗不能撤，还要捡子弹壳，捡回去填药再用，不过“填的药不好使，打不了多远”。战士的子弹袋里大部分是空子弹，“只有几发是真的”。但湘江之战时我们的装备与敌人相比还是相距太大啊！
一九三四年十月，廖鼎琳随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路上，一天中不是打仗就是走路。廖鼎琳当警卫员少吃了一些苦，被子可以放在首长的马背上，上山走累了还可以拉着马尾巴走。但他还是掉了一回队。那是在过了金沙江后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吃不下东西，还拉肚子，他腿上没力，慢慢地跟不上部队。敌人从后面追上来了，红军断后的收容队不断打枪警示：“敌人来了，快跑！”在战友小马的搀扶下，廖鼎琳鼓励自己向前走、不要停下，坚持着追赶上大部队。
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廖鼎琳所在的炮兵营立下了大功。红一团十七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进行强渡的同时，岸上轻重武器火力掩护，炮兵营营长赵章成操纵迫击炮，弹弹击中对岸敌人碉堡。营长因此得到了“神炮手”的美名。
廖鼎琳说：“过草地时，红军战士都饱尝了饥饿的滋味。刚进入藏区的时候，还能搞到牛羊，大块大块的肉放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大铜锅里煮，虽然没有盐、没味道，也算是难得的大餐。草地里就没那么幸福了，那时青稞只有八九分成熟，部队要求每个人背一捆柴火和七天的干粮。开始一两天，烧开水煮青稞吃。后来没柴火了就吃生的，到最后，生的青稞也没有了，就吃点野葱野蒜充饥。走在前面的部队粮食吃完了还能挖野菜，后面的部队连野菜都难找到啊！” 当他们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后，看到零零星星的“牛屎房子”，激动得欢呼起来，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希望筹到粮食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六年，廖鼎琳又参加了红军东征。在担任山炮连副指导员后，被部队送往红军大学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学习结业被分配到步兵教导师的连队担任指导员。巧合的是，曾当过六七年勤务兵、通讯员和警卫员的“红小鬼”廖鼎琳，担任指导员后，这个连的接收的第一批学员都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各级首长的勤务兵、警卫员等，全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又是一批“红小鬼”。
一九四三年十月，分区在深泽县小章村召开作战会议时，被日伪军包围，担任冀中军区第三十六区队政委的廖鼎琳，率领部队阻击日寇。中午，廖鼎琳和区队长谷恒嬴蹲在一座土墙后吃饭。突然，敌人的一发迫击炮弹“轰“地一声，正好打在土坯墙头上爆炸了，土墙被炸塌了半截，濺起的土坷垃和泥土落了他们一身。听惯了炮弹爆炸声的廖鼎琳一点也不慌张，拍拍身上的泥土，再看看饭碗，可惜一碗红烧肉蒙上了一层土，他从容地把土扒掉，和谷队长一起把饭吃完。指挥部队继续进行防御战斗，坚持到天黑后顺利突围。
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担任冀中军区第十分区副政委的廖鼎琳，率领一个团在大清河北的永清县韩村遭遇国民党军三个团围攻。因多次交手敌人吃过亏，这次报复心切，不惜一切代价要吃掉我军这支深入敌后的部队。双方都杀红了眼，战场上硝烟弥漫，枪声震野，战斗成异常激烈的胶着状态。廖鼎琳站在一个土坡上指挥作战，突然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炮兵出身的他马上意识到是迫击炮的攻击，他大叫一声：“卧倒！”，随即同身边人员卧倒在土坡后。一枚迫击炮弹呼啸着落到他面前二、三米远的地方，炮弹却钻进土里没了动静。原来是一颗哑弹！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民党董其武部队在绥远起义，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廖鼎琳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先后到第三十七军骑兵旅和第三十六军第一0六师任政治委员，对参加起义部队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
第三十六军第一0六师原来是傅作义的基干部队发展起来的，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曾经在董其武率领下，在绥远抗战中大败日寇的功勋部队，师长还曾经参与过印缅远征军作战。但他们许多军官对共产党不够信任，有的还怀有敌意。廖鼎琳只带着两名警卫员，几乎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了起义部队。师部给他安排的住处，是铺着杂草的土炕，往来的官兵也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为了防止打黑枪，两个警卫员白天晚上轮着站岗，寸步不离地保卫师政委。廖鼎琳为了团结，跟第一0六师的官兵称兄道弟，称赞他们当年打日寇时的勇敢和功勋。没过多久，第一0六师的官兵发现这个新来的年轻政委很讲义气，便请他住进了漂亮整洁的新房间。
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冲击部队和机关，不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国防科技也面临瘫痪的危险，远在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基地，也开始造反和武斗。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核试验基地的造反武斗，不但影响科学试验，万一核弹管理失控，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决定选派一个能够镇得住阵脚的干部，去主持核试验基地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六八年，一纸命令，老红军廖鼎琳调到了大漠深处的中国核试验“马兰”基地任政委。
“马兰”基地，位于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的西端，十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面积，是中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虽然名扬世界却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身影。廖鼎琳出任基地政委的六年里，的确镇住了阵脚。他顶住了压力，把被“打倒”的科研人员陆续调回到工作岗位。他下令加强警戒，从地方选调来进入基地的科研人员，不允许再参与地方运动，也不允许地方造反派以任何理由到基地串连造反。基地的管理工作逐渐恢复正常，科学试验走上了正常轨道。他还排除了文革中“派性”的干扰，从下面报上来的转业干部名单中留下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了科研骨干，有的人最后还担任了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国第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在“马兰”基地成功，震惊世界。
发生在“马兰”基地的一次次核试验，不断向世界昭示中国的核打击能力，挫败了帝国主义一次次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最终成为中国入主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最重要的军事筹码。
下午两点左右，廖老要午休，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午休前专门交待司机，下午车子由我用。
来到北京十多天，也没有时间去“南昌宾馆”看看几位在京办理上市的同事，利用下午空余时间，我请司机直接送我去黄泥根路上的“南昌宾馆，”同事们见我的到来，既兴奋，又惊奇地说：“你什幺时候到的北京，在北京坐这么气派的奥迪军车。”我说：“来了几天，一直忙采访，刚采访完老炮兵司令员江西老红军廖鼎琳将军，我今天采访时间结束的还早，我就过来了，过两天我搬过来住，在一起不孤单，起码晚上有说话的人，我天天一个人在宾馆无所是事。”
今天是最早返回丰南宾馆的，指针在下午四点零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