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7日 星期三 晴 北京市二里河
今天一早，我和小田开车直奔香山南路香山海军干休所，待我们到达时，刘老已在香山海军干休所大门口等我们，见我们来到，刘老迎了上来说：“我们先去俞占鳌家，再去肖森、彭富九家，看时间再安排其他的人。”我说：“你安排就行，我跟着你走。”
我坐上了刘老的桑塔纳，先去老红军俞占鳌家，到达北京市二里河路，由于城市的变化大，汔车在二里河路来回好几趟，寻找老红军俞占鳌的家，不知怎么进去。刘老说：“俞占鳌这里房子差不多，忘了从那两栋中间插进去。”他下车转转，转了一会回来说：“找到了。我赶紧背起设备，跟在刘老后面进了俞老的家。
老红军俞占鳌见刘老的到来说：“你好久没有来呀！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刘老说：“江西老家来人，专门帮我们这些老家伙拍照，要搞展览出画册。”“好啊！”俞老说着，就让我们去他另一北边的房间，原来房间内有一首毛主席“七绝“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诗挂在墙上，俞老坐在诗词下说：“就在这儿拍好吗？”我将他与墙上毛主席诗词一并拍下。
俞老1915年出生在江西大余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他曾经担任过红一军团红五团赖传珠政委的特务员（即警卫员）和排长，在一次战斗中，他曾将受重伤的赖政委从战场上背下来。1935年到陕北调三五九旅。
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任电台区队长，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一师通讯科长。
俞占鳌回忆说：“1932年1月的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步行30多里路去参加红军。我们第一天晚上参军，第二天队伍就出发了。家里都没打招呼，还不知道我们去当红军了。我们参军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第二次“围剿”刚结束不久、第三次“围剿”还没开始的间隙。
1932年5月，我参军3个多月就加入了青年团。1933年5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长征刚开始，部队从信丰到了大余县，有一天晚上，部队在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的地方宿营。那天，我望着家的方向，一直难以睡眠，很想念家人却又不敢去相见。因为我当年参加红军是偷偷跑出来的，还有就是一起出来的伙伴已经牺牲了几个，回家之后如果他们家问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如果回到家，就会暴露自己的红军身份，可能连累家人，给他们带来灭顶的灾难。
长征中粮食很少，我连的一个班长。有一天早上我去喊放哨的班长吃饭，发现班长笔直笔直地站着那里不回应，当我走到他面前才发现，班长已经牺牲了。他是没有吃而活活饿死的！他死都保持着军人站立的姿势！”
俞老说：“打开了腊子口，在过六盘山的时候，部队为毛主席预备了马匹。在爬山时，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当毛主席骑马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顺手抓住了马尾巴。毛主席发现后回头瞧了瞧这个战士，就跳下了马，亲切地问他是哪个连队的，从哪里出发来的。当这个战士说是从瑞金走过来的时，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再坚持一下，我们翻过山。就会有陕北红军来接应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整！一定要相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935年，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党中失决定恢复各种学校，为部队培养干部和补充人才作准备。我到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解放初期，俞老参加了旅大市（大连）的接管工作，担任过旅大市关东邮电管理局、大连电报局局长，1954年转入电业部门工作，先后担任旅大市电业局局长、吉林省电业局副局长、局长、电力工业部列车电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1982年12月俞老离职休养。
从俞老家出来已近10点，我们又开车往香山方面返回，到达厢红旗1号总参三部时，刘老前去接待室联系，他拿出老红军离休证，值班室战士一看就不多说话了，马上开了通行证，比我介绍信管用。
我们将车直接开进总参三部大院内，往里右转快到山脚时，老红军肖森家的院子就坐落在此，房子四周用铁栅栏围着，我们停好车，刘老走在前头推开铁门，进到房子跟前，门敲了很久没人理，他又转到南面敲玻璃，听见有人问话，刘老说：“我们找肖森。”边将小门打开，我们俩人进去，勤务员说：“首长还没起来，身体不太好。”刘老说：“叫他起来：”指着我说：“他从江西来帮老人拍照的，”勤务兵只得进去，阿姨出来，刘老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老刘，刘泮林，老肖呢，叫他来拍照呀！”这时，肖老柱着拐杖慢慢地走出书房，他一见到刘泮林就说：“你好。”刘泮林说：“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肖老说：“捣蛋鬼刘泮林，我还会认错呀！”俩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肖老说：“你个捣蛋鬼，还是我们江西老表呀，长征中，在延安我还一直认为你是福建地瓜，你讲话像福建人。”刘老说：“我是寻乌人，离福建近。”转而刘老又对他讲我这次来北京目的说：他从江西来帮我们拍照的。”
肖老听说我从江西来就问我：“你认识袁林吗？”
“认识，他是吉安的，现住吉安市人民路，前不久我还采访了他。”我说。
“我和他都是永新人，同出来当红军的，在一起练吹号，你有他的电话吗？”
“有”我说着马上翻花名册找袁林家电话。
我将花名册递给肖老看，指着袁林名字说：“这是他家电话。”
肖老指着台子上右边电话说：“你用军线拨一下他的电话，我跟他说话。”
我拿走军话机，拨通了袁林家的电话，袁林爱人接的电话，她说：“你找谁”
“我找袁林，袁老”我回答。
她说：“你等一下。”
过了一会，袁老接电话问：“谁呀？你是那里。”
我说：“我是小戴，上次去你家采访的，我现在在北京，你一个老乡，老战友找你，要与你通电话。
我把话筒给了肖老，肖老一接电话就说：“老伙计呀，还没死呀，你好吗？五十多年都不来北京看我。”此时，肖老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都出现了抖音，眼眶内泪水在转动。
他们相互问候后，拉起了家常和询问了各自家庭的近况，肖老放下电话，久久未缓过神来，沉静在回忆中。此时，老人脸上已挂上了两行泪痕。
1914年肖老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任红6军第9纵队司令部通信员，中共苏区中央电台报务员，长征途中担负通信联络和侦察敌情任务。参加了四次突围、四渡赤水、大渡河等战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二局二处处长兼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部三部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肖森回忆说：“我在长征中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历经千幸万苦，排除千难万险，1936年才到达陕北，”
肖老说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转战川西北，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彻底让蒋介石“南追北堵”计划化为泡影。
部队在泸定县城短暂休整之后，继续北上，准备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国民党敌人的追堵，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占领了芦山县之后，便来到了险峻陡直的夹金山，当地人称夹金山为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终年积雪，日落之后，日出之前，更是冰雪遍地，别说人上去，就是鸟也飞不过去。
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和战斗，身体极度疲劳，再加上衣服单薄，雪山附近人烟稀少，补给困难，要翻雪山非常困难，红军战士有一种坚定的信心。
6月12日清晨，大家准备了酒，辣椒等从附近几个村庄集结，于9时许，部队沿着小路向雪山进发了。
大家相互搀扶着，鼓励着，同无情的大自然作斗争，越往上，空气越稀薄，雪地越来越深，天空虽有太阳，但没有暖气，一朵乌云过来，就是一场无情的冰雹，打得我们捂住脑袋前进，历经千难万险我们终于翻过了夹金山，到达了一个叫达维的村庄。
这时，山下突然响起了一阵响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王开湘和杨成武跑到前卫班，营长报告说：“发现前面有情况，因风太大，互相问话听不清”杨成武命令第二营展开战斗队形前进。
这时，一个侦察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红军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
与此同时，山下传来了清晰的“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喊声。
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
红一、红四方面军同志们紧紧地握手、拥抱，大家高兴地热泪夺眶而出，沉醉在欢乐之中。
这胜利的消息由陈光师长电话告诉军团部，给随后跟进的红军部队增添了巨大力量。
6月13日，红一军团开始翻夹金山，6月14日晚也到达了达维。
这次来迎接红一方面军的不光是三十军的第八十八师，还有九军的第二十五师，统一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队。6月15日，红一军团首长在懋功与李先念见面了。
1935年8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和中央军委决定，中央总部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毛尔盖地区的红一、红三、红四、舀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参谋长是叶剑英，经班佑北上，毛主席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五、红九、红三十一、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上，我原来一直跟着毛主席工作，这次被调到左路军，跟随朱总司令工作。
从毛尔盖到班佑，从卓克基到阿坝，都要经过茫茫的水草地，我调左路军不久，就随部队第一次过草地，草原上没有人烟，没有路，地理环境更是险恶，忽而风雨冰雹，忽而浓雾弥漫，没有可食的东西，腐草结成表面十分枯软，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慢慢地淹没掉。
经过四、五天的艰难跋涉，我们走出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正当左路军在阿坝休整时，历来反对北上的张国焘又出现了动摇，他打着去四川吃大米的幌子，无视党中央会议决定，竟然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南下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还发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出紧急决定，红一、红三军团等脱离危险地区，经阿坝西到俄界继续北上，而我们左路军又折回南下，第二次过草地。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条件更加恶劣，指战员个个饥寒交迫，粮食又缺乏，吃草根、牛皮充饥，一次我吃了毒蘑菇中毒发癫，逐淅失去知觉，身体动弹不了，第二天才清醒过来。我原来带的动西都丢了，干粮袋也没了，衣服、党证也不见了，寻我的人埋怨我耽误了时间，还用棍子打了我几下。
过完草地不久，1935年10月初，部队进驻松番县卓木碉，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成立红军总司令部某局，下设五个科，我分到一科。
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南下，先后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我们再次翻过了夹金山。不少同志连冻带饿，在翻山途中倒下去了。由于敌强我弱，又无根据地，部队连连失利，被迫向西康转移，部队边走边打，减员很大，又得不到补充，处境十分困难。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责令张国焘，立即撤消另立的“中央，”立即北上，此时，红二方面军也即将到来，张国焘见南下碰壁，加上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不得已而同意部队北上。
1936年2月，我随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第三次翻夹金山，党岭山，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爬到第三天深夜才到山顶，在月光下，四周一片灰白，看不清那是路，那是雪，大家分头找下山的路，我和李永悌、刘忠生、罗应钦一块走了一程，发现前面有个人躺在地上，我们叫了几声，不见回答，我弯腰用手去摸，那个人早已冻僵硬了。不少同志为了探路，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雪山之上。
爬过党岭山，经过炉霍到达道孚，1936年7月2日，我们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和军委电令，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是我第三次过草地，由于有前两次的经验，物资和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局每人还配发了一头牲口，较为顺利地过了草地。
肖老最后说：“在长征中，千千万万的战友为今天革命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局长蔡威也长眠在长征路上，那么多的战友也牺牲在长征路上，我永远怀念他们。”
此时，肖老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几下眼晴。
由于室内光线较差，我请他在外凉台上拍照，拍完后肖老说：“穿上将军服拍更好看，”他叫勤务员拿来了将军服，我又拍了几张。
拍完照，我们到屋里刚坐下，急性子的老红军刘泮林就问肖老说：“彭富九住在那里。”肖老说：“他住在小香山，本来也住在院内，他大院里的房子在装修，搬到那里临时住。”说着肖老拿起了电话说：“我打电话问一下。”放下话筒说：“在香山南辛村19号，一个大院子，是我们三部的房子，找得到的。”
我们11点30分才找到老红军彭富九住的地方，彭老住的是一个大院落，房子顶上是黄琉璃瓦，红木柱子，方格窗户，像是古建筑，他住的像是大型会议室边的小会议室似的，彭老得知我们到来，忙请我们在他的临时书房里坐。
彭老说：“江西发展我看跟不上其它省、市，江西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抓住机遇，1982年我们总参三部通讯设备换装，我是部长，下面请示，如何处置退换下来的通讯设备，我说：“联系江西省有关部门，送给江西老区。”我是准备送给家乡，如果用上了，比其它地方至少先进十年，后来他们汇报说：“联系了江西没人要。”家乡老来找我，家乡的大队、乡里来人，要个汽车、拖拉机，我批一个连给你又有什么用，能发展吗？江西省委1985年时，万绍芬任江西省委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在京江西籍老红军座谈会，我被邀参加了，那时，江西籍的老同志都退下来了，办事难呀！能帮得到家乡还是会去帮。”
彭福九是江西永新县高溪乡梅花村人，1918年出生，1928年参加了儿童团、任区儿童团团长，1931年任永新县儿童局书记。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长征。
彭老先后历任第六军团电台队长、中央军委第二局研究员、副处长、系主任，晋察冀军区二局副局长、局长，华北军区、中南军区二局局长。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
1950年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局长、副部长，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兼解放军外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总参谋部三部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彭老回忆说：“1932年12月，肖克从中央军委带来一台50瓦的电台，湘赣军区立即在永新县城办了第一期训练班，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推荐我去干一份“特别的工作”。参加报务训练班，这期学员共8人。
12月中旬，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当时考官对我们说：“学报务员每天可以吃四顿饭，没事了还可以听戏。”在耳机里果然可以听见国民党电台里传来的唱戏声音。教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
1935年6月，国民党恩施“剿匪”司令部的徐源泉和张振汉的41师之间的联系电报被我们破译，为红军消灭41师并活捉师长张振汉作出了极大地贡献。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我任红６军团电台队长。我们用的电台质量非常好，是英国制造的。贺老总特别重视电台，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我们做饭。
然而，就在这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前后，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
我当年才17岁，担任电台队长，把我急得团团转。我不停地发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我们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无奈之下，我飞跑着去找贺龙。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这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从洪湖根据地撤出来的时候，电台丢了，与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贺龙带着红三军东奔西走，吃尽了苦头。贺龙曾多次对我们电台的人说：“我宁愿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了电台。”
带着巨大的压力我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六七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我生怕中央不理我，都没用密码，直接用了明码。我马上用明码连续不断地联络：“我是２６分队，我是２６分队。”当时，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代号是２６分队。
中央的电台终于给我们回复了，我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８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二、红六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
贺龙得知我们与中央联系上了后，他喜上眉梢地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我的手上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李达很快叫人用缴获的英国蓝呢料子给我做了一件大衣。穿上漂亮的蓝呢大衣，我一下子成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明星人物。大家都羡慕地送了个别号——“大少爷”。可惜怀表在过金沙江的时候掉进了江里，大衣在过草地的时候也丢了。
张国焘分裂南下以后，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呼号、密码与中央红军都是一样的。中央红军的电台和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当时的联络手段受限，红二、红六军团对这件事并不知晓。所以我们把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成是中央的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了陕北。
1936年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电令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甘孜与之会合。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作北上动员时，仍然以为红一、红四方面军都在甘孜，于是鼓励大家说：“等到了甘孜，红军就有８个军了。”
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彭老是1955年授少将军衔，是所授将军里年龄偏小的，当年只有37岁。
彭老说：“授衔之后，自己感到光荣，但没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同志和已经离开部队的老领导。比如曾希圣和曹祥仁他们长期担任军委二局的领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他们还在军队任职，军衔肯定会比我高。”
后来我了解到，彭老的爱人周博雅是上将周士弟的女儿，他与岳父是一对“翁婿将军。”
在我采访彭老时，彭老谈吐稳重、言语筒洁又带着热情，使我对他有一种崇敬的心情。
由于时间关系和环境问题，我们聊了一段时间，就告辞出来，时间已到中午12点多，我们就近在路边餐馆吃饭，我去结帐时，服务员说刘老在吃饭前就先结了帐，我很是不好意思，要给他钱，他执意不收。吃完饭，我们没有午休，刘老带我直奔丰台大街海军干休所，找老红军曾克林的家，当我们找到曾克林的家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曾老刚午休起来，由于他身体行动不便，他请我们在客厅里坐，曾老听说我从江西来的，他很热情地与我谈起了当年的故事。
曾克林是江西兴国县东林区澄江乡甘源村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2月入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的1—5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
长征开始时，担任中央警卫营教导员，负责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后历任陕北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参谋长。1939年当冀东抗日大暴动受挫时，他主动要求去抗日最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平西挺进军作教科长，冀北军分区参谋长兼第十二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先后担任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四十四军付军长，全国解放后任海军航空兵付司令员、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老说：“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是我长征中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事。1934年10月，我被编入军委干部团开始了长征。我们一路上浴血奋战，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打败了前堵后追的敌人，于1935年6月来到了夹金山下。
我们是在上午9点的时候开始翻越夹金山，我们穿着一件单衣往上爬，大家还浑身是汗，当爬到山上后，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穿透我们的衣服，这会儿就冻得嘴唇发紫，牙齿不由自主地格格作响，我们不敢停留，拼命地往上爬。
夹金山有4000多米高，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雪山的天气变化很大，说变就变，刚才还阳光普照，到了半山腰时，黑云就铺天盖地压了过来，随后就是一阵冰雹，有不少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头上起包。随着我们越爬越高，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两条腿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发软，气也短了，头也不舒服，就想赶紧坐下来休息。就在这时前面传来命令：“再累也不许坐下，再困难也不能停下！”于是大家咬紧牙关拿出全身的力气继续往上爬，大家互相鼓励着互相搀扶着向前进。
快到山顶时，路边有一些同志的遗体，这些同志可能体质比较弱，可能实在累得走不动，又没有经验，就想坐下来休息再走，在雪山上坐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我们越接近山顶时，路边牺牲的同志越多，我认出来一些同志是前面红一军团的战友。
翻过雪山后，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会了，为了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1935年8月我们开始从毛儿盖过草地北上。
8月的草地，基本上看不见太阳，天总是阴沉沉的，一阵风刮来那雨说来就来了，可草地里除了一望无际的杂草水沟，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任其浇个透湿，等雨过去后，依旧穿着那套干不了的衣服继续我们的行军。随着进入草地时间越久，我们的队伍逐渐拉开了，这时有的战友陷进了沼泽，如果周围有人还能赶紧把他拉出来，要是离人群比较远的战友陷进了沼泽，等大家赶过去时人早已没了头顶，只有不断冒出的气泡，告诉我们曾经有个战友牺牲在这里，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走到第7天，从前面传来消息说，马上就可以走出草地了，前面有许多房子可以宿营。已经疲惫不堪的我们闻讯后立刻来了劲，两条腿也轻快了许多。又走了约三十来里，眼前终于冒出几十座小矮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宿营地班佑。大家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进了空荡荡的屋子倒头便睡着了，能躺着睡觉真是太幸福了。600里茫茫草地，我们终于走出来了。”
1937年，党中央在陕北洛川会议上提出，在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后，毛主席提出来在雾灵山建立中央领导机构，并派遣邓华、宋时轮两个纵队开进平西，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英勇的冀东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冀东党组织的直接指挥下，成功地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先后收复了日寇盘踞的9座县城，其余县城几乎所有的村、镇伪政府职能全部瘫痪。北宁铁路也被切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地处滦东的昌黎、卢龙、抚宁和青龙县人民投入了这一伟大抗日爱国武装斗争。
一九三八年曾克林带领200多人的八路军主力参加冀东大暴动，并且成为暴动的中坚力量。他率领的第十二团是冀东军分区的主力部队，营以上干部大多是老红军，很有战斗力。曾克林派出第十二团第一营作为突击部队，东渡滦河武装开辟滦东。
八月初的一天，第十二团第一营在营长欧阳波平、总支书记杨春垠的带领下，越过敌人在青龙河上的层层封锁线，像一把刀子插到昌黎、卢龙、抚宁东山以西地区，随第一营过去的还有龚发田游击队。八月十八日清晨，接侦察员报告，日本关东军原田中队从长城口奔迁安、建昌之间的彭家洼来了。欧阳波平等立即率领第一营隐蔽在彭家洼南山上。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第一营猛烈开火，敌人拼命抵抗。号称“常胜军”的鬼子中队非常凶残、狡猾，且武器装备精良。第一营的干部战士发扬敢冲敢打、不怕牺牲的精神，冲上去和鬼子拼刺刀。经过三个小时激战，胜利结束战斗。缴获1挺重机枪、1门小钢炮、6挺机关枪和几十支长短枪。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在接到第一营东进情况报告后，曾克林决定，进一步加快开辟滦河东岸的速度，率领团部和第二营、第三营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全部渡过滦河。不久，敌人侦察发现第十二团开进滦东。日军从建昌、迁安县城、大横河、包各庄出去四路兵马，向第十二团扑来，前来“扫荡”。曾克林面对强敌，迅速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在大贤庄摆开战场，把这个中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缴获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20支。又把迁安赶来增援的敌人击溃。更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滦东的影响，使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曾克林率领第十二团由基本区开赴滦东以后，积极进行外线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用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推进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由于滦东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队伍的发展，上级决定在滦东地区，以第十二团为基础，扩大成立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曾克林任司令员，徐志任政委。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曾克林16日率领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东路军向锦州和沈阳方向前进。部队直达山海关以北40里处的前所车站后，拔除了当地的敌军据点。部队占领前所后，，曾克林和唐凯指挥部队拿下山海关，。曾克林为控制山海关，为我们先头部队进关解除后顾之忧，又能保证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利用铁路交通，加快速度。
我在交谈之中，架好了相机，在客厅里边谈边拍下了几张曾老的照片，此时，刘老说：“抓紧时间，我们还要去钓鱼台海军干休所，上午去人不在家，下午应该在家。”这样，我们就告辞曾老前往钓鱼台海军干休所。
到达钓鱼台海军干休所，已是16点多钟，车开进院内停好，正好碰见老红军王辉明在散步，刘老说：“你先采访他。”又对王辉明说：“采访完了，你带小戴去郭仁华家，我去看看几位老战友。”
我就在路上和王老家门口替王老先拍了几张照片，在王老家客厅，我们俩人轻松地聊了起来。（就他一个人在家）
王辉明说：“我是江西于都县兰龙村人，1916年5月出生，1932年参加了工农红军，当时在中央军委办事处警卫连当战士，后调去担任李德警卫员。长征中，我参加了四渡赤水，突破敌人四次封锁线的战斗，在渡大渡河前，我亲身参加了刘伯承与彝民结盟仪式。
1935年5月份，刘伯承，聂荣臻带领渡河先头部队，到达了彝汉混居的冕宁城，我们部队进城后没有打扰老百姓，露宿街头，当地彝汉群众看到不入民宅的红军，十分感动，纷纷开门欢迎红军，并在街上高喊“家家点灯，点灯接红军啊！”
第二天，红军在城里宣传党的政策，并在彝族头人带领下，抄出了国民党县政府欺压少数民族签署的换班人质的字据和官私田地征粮册子，当众烧毁了。并贴了布告，告诉人民群众我们红军的任务是北上抗日。
当时结盟时，刘伯承骑马走在部队的前头，小叶丹和另外几位首领样的人立即向前来迎接，肖华向他们介绍了刘伯承后，小叶丹等人下跪致敬，刘伯承赶紧下马扶起了他们一行，并愿与小叶丹拜盟。
结盟是在一个小山谷林子边上的一块平地上，小叶丹按他们的习惯，叫人捉来一只大红公鸡，刘伯承找来红军战士的茶缸，装上了清水，公鸡脖子破开后，鲜红的血滴进茶缸里，两人端起茶缸，对天发誓把“鸡血”饮完了。
第二天，红军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四叔送我们过境，他们相信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不会侵害他们，也再没有人出来拦阻了。
王老说：“后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我在左路军，随朱德南下，都是张国焘另立中央造成的。”
王老讲：“不说了，不说了，在南下又走了二次草地，二次雪山，红军损失好大呀！”
他边说边同我走出了门，带我来到了老红军郭仁华家。
郭老也是我们江西兴国人，1914年出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分在兴国补充团，由于当时个子矮小，没有枪高，分到总卫生部二分医院当护士，1934年参加了长征。
我看看时间不早，天渐渐在黑，我说：“郭老，我们先拍一下照片，天黑了不好拍，”郭老同意了，走到凉台上配合我拍了几张照片。
刘泮林来了，他见我还在拍照说：“还没有完呀！天都黑了，走吧？”“马上就完，你坐会。”我赶紧又拍了几张反转片，收拾东西告辞出来。
我坐上刘老车子，在海军总医院下了车，约好小田6点来接，可能是北京的路上车多，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天黑后，北京的夜特别冷，水都结了冰，我穿一件夹克，一件毛背芯，很难抵住寒气，只好在报亭避风处等小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