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6日 星期二 晴 北京市
田浩一早就来到宾馆，我俩在宾馆打电话联系到几位有电话的老红军，先联系老红军邝任农将军，家无人接听，又给谢振华将军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秘书和阿姨商量后，提出要把介绍信寄过去，我说我在北京，我送介绍信给你去验证，他们认为要寄，由他们逐级上报同意采访后再通知我去，要我等几天，我想，这样不要耽误我的采访吗？我只好放弃此种做法。
我接着又拔通了老红军刘泮林的电话，刘老接电话后很爽快，而且听得出很高兴地说：“欢迎你来，我住在香山南路黄土坡8号，海军干休所。”
小田开上他的私车经四环，边走边问，于10点30分找到刘老家中，刘老不仅热情，而且配合并主动地说：“我还认识几位江西老红军，我带你去他们家，北京大，不认识路很难找的。”
我架好设备说：“我先采访你，等下再去他们家采访。”刘老很爽直地说：“好、好。”老红军刘泮林是个爽快的人，讲话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也很乐意助人。他站在客厅里就谈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
刘老于一九一七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留车镇。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岁的刘泮林同邝任农、赵发生等人就参加了三、二五寻乌县农民暴动，一九三0年参加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在团区委任巡视员。1932年任县团委书记。1932年8月1日参加了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同年调瑞金学无线电，1934参加长征时任总部电台报务员，湘江战役后，调中央前指任报务员，遵义会议后调红九军团。红一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回合后，在阿坝随朱德总司令到红四方面军二局当报务员，过了三次草地，1936年才到达陕西保安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刘老任第三五八旅电台队长、后回延安，在总部三局任电台队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电台队长。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组织上调刘老在延安干训队学习，随后与中央干部团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讯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四六年，刘老任第四野战军通讯处科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通讯科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塔山阻击战。
平津战役结束后，刘老一直随军南下到广西南宁，上级调他任沈阳空军司令部通讯处长。抗美援朝后，又调北京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任通讯处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校军衔。一九五六年派去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速班学习二年，毕业后在北京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任通讯部副部长，部长，并晋升大校军衔。一九八0年离休。
采访结束后，他打电话给干休所司机班，叫司机开车在门口等，我看有车了，我叫田浩先去办自己的事，晚上再联系。
我们先到西长安街（复外大街），来到了粮食部宿舍，采访老红军赵发生。我们一进赵老家，刘老和赵老像亲兄弟般的问寒问暖，刘老说：“现在在北京，参加寻乌暴动的就剩我俩和空军的邝任农三人，老邝身体不行，一直生病卧床。”
赵老赶紧请我们坐，坐下后，二位老人还在叙旧，我只好坐在边上静听。后来刘老说：“小戴从老家江西来采访我们这些“老家伙”，你是秀才，多讲讲！”
老红军赵发生说：“我和刘泮林是老乡，1915年出生在江西寻乌县车头乡新凹下的小山村，1928年参加了3.25寻乌县农民暴动。
赵老面对刘老说：“现在参加寻乌暴动健在的只有我们三人，我、你和空军的邝任农。”
赵老接着对我说：“1929年，我参加乡农民协会，1931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寻乌县车头乡苏维埃政府秘书、团区委书记。1931年我当地方区委书记时，被打成了“AB”团成员，不是年纪小，当时就被杀了，我记得他们用绳子绑住我两个大母指吊起来，要我承认是“AB”团特务，红七军来到寻乌，将我救了下来，我就参加了红七军，在红七军文印科任科长。当年调红军总政治部任文印科长，负责编“红星报。”与李富春、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在一起工作。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
1934年我是从瑞金出发参加长征，在长征中《红星报》都没有断过，到达陕北后，继续担任总政文书科科长。1936年底，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1939年调王家坪任中央军委秘书处处长，和叶剑英元帅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抗战时期，我在绥德警备区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委工业局茶坊机器厂党总支部书记、军委工业局二厂政治协理员、陕北荣誉军人学校政治处主任、军委秘书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管理局经建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冀察热辽贸易公司任经理、热辽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东北财委热辽临时办事处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回到江西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商业厅厅长兼江西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在武汉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商业局局长。调北京农产品采购部任部长助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我先后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4年任粮食部副部长时离休。（享受正部长）
采访结束后，我拿出签字本请赵老留句话，他提笔写下了“发扬延安光荣革命传统。”
刘泮林在边上说：“小戴，老赵写得一手好字，是红军秀才，叫老赵用宣纸写字给你，他还是书法家，他当商业部长时，北京、广州很多招牌都是请他写的。”赵老笑着同意了我的要求，他慢慢移动双脚，走到隔壁房间，虽年事已高，但当年的写姿未变，铺开宣纸悬手一气而就，写下了“源远流长”钢劲有力的四个大字送给我。我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
已是中午，赵老要留我们吃饭，刘老不同意说：“我带小戴到外面去吃，不麻烦你。”
刘老带我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江西特色餐馆吃饭，刘老说：“我常会来吃吃江西菜。”结帐时，刘老执意抢着买单，并说：“你没有我工资高，我小孩不要我钱的，都很好，不要你结，我来。”
吃完饭，刘老说：“我们去空军指挥学院，找池龙去！”
空军学院，好熟悉的名字， 在我印象中，空军学院在北京远郊，四季青人民公社范围内，197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差，到空军指挥学院找我部队的战友张绪敏指导员，坐公交车走了不少沙石路，坐了老半天的车到了四季春人民公社，下车后还要走半个多小时才到空军学院。
下午4点30分，我们来到空军指挥学院（蓝锭厂西门），立交桥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门口，学院已处在市区中心地段，老红军池龙是任空军学院副政委时离休的。
由于前段时间池老胫部受伤，胫上还套了个固定架。刘老还开玩笑说：“老伙计呀！怎么挂了彩呀！年纪大了要注意。”池老回答说：“是呀！胫受伤造成头转动很不方便，身体也不敢乱动。”我在拍照时，不好出去，只能在光线很差的屋内完成。
池龙是1919年生于江西兴国县崇贤镇，1929年参加儿童团，1931年在江西泰和县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一军团任电话员。1933年由团转党。
1934年从兴国到于都出发参加长征。一路上边打边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年底派去通讯学校学通讯报务。
历任通讯员、守机员、班长兼机师、干事、报务员、120师报务队长、分队长、区队长、中队长、中队长兼科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武汉军区空军通信处处长、1954年调空军司令部通信兵部任副部长、部长、民航总局副政治委员、1971年调空军指挥学院任副政委等职。
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三、四、五次反国民党的“围剿”战斗，参加了百团大战、反顽、反“扫荡”和隆化、辽沈、平津、衡宝、塔山阻击战、解放广西等战斗、战役。1955年授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2年池老离休。
采访结束后，我请池老签字，他都不能低头写，而是将本子放在大腿上，手伸得直直地写下了“学好十六精神，感谢老区人民养育之恩。”由于池老身体欠佳，我们不便多聊。
从池龙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汔车开到香山海军干休所已经是晚上7点30分，小田已开车在香山海军干休所门口等我，我和刘老道别时，刘老说：“明天我陪你去总参三部、二部，通讯兵部老战友那里去采访，你早点过来。”
我边说感谢边叮嘱老人早点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