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 晴 石家庄市河北省军区干休所
我早上六茔不到就起了床，看看窗外天还未亮，用开水淘淘昨晚吃剩的盒饭，7点来钟，背起摄影包、三角架，按照昨晚打听的地址，朝胜利路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二干休所方向走去。到达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二干所，拿出花名册打听有没有江西老红军，得知该所没有住江西籍老红军，我又找到平安大道河北省军区第五干所，经打听也无着落。但通过五干所同志提示，来到了平安南大街77号大院河北省军区干休所。河北省军区干休所院内房区整齐，马路平整，大门左侧一栋小楼是警卫班的住房，我走进屋内，屋里暖气热烘烘的，警卫班里的战士听说我从江西来采访老红军的就说：“今天星期天，你明天来吧？”我说：“你们有值班领导吗？你打电话请示一下行否？”警卫在我的提示下，一边叫我在双人床上坐下先休息，一边在桌傍打电话，经电话请示，警卫过来说：“今天总值班是政委，请你进去。”并指着路说：“往前走，走到第一条路左拐，再直行，靠球场边的就是干休所办公室。”
我一进干休所办公室，大门正对着值班室，段林田政委在值班，听明我的来意，验完我的证件后说：“首长多年不接受采访，河南省电视台来都不见，不知能否行，我打电话请示一下首长。”
段政委打电话过去，老红军曾美接了电话说：“我马上起床，过一刻钟来。”段政委又与老红军王茂全、钟桂棋家联系，并说：“他俩住在马路对面河北省军区干休所西院，待会儿再过去。
快九点，段政委接到曾老电话，叫带我过去。我背着器材、三角架跟在段林田政委后面走了约摸几分钟，来到一座围墙围着的大院门外，段政委敲了一下门，门开了，曾老站在门内，河北的12月份天气是零下多少度了，90多岁的老人站在露天接我们，当时真很感动。刚进大院门，曾老就说：“我帮你拿架子。”我说：“不重，谢谢你，我自己拿。”段政委马上说：“我来拿，我来拿。”进了玻璃门，屋内气温很暖和，我抓紧了对曾美将军的拍照、摄影、采访。
此时，曾美爱人进来，听说我从江西来的，忙着削苹果，我说：“不用，拍照吃不成。”她说：“拍完了再吃。”
通过采访知道，曾美将军是江西兴国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参加了一至五次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一九六师师长，参加了保南、保北、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老回忆说：“1937年7月，我从抗大毕业，分配到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八月二十八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九月，特务团随总部从云阳镇出发，一路风尘来到黄河渡口，只见人欢马嘶，场面壮观。我是第一次见到黄河，那辽阔的河面，波涛汹涌，发出浩大声响，在艄公有节奏的号声中，我安然渡过了黄河到达东岸，登上山西境内。
政治处赖伟雄股长派我去三营，协助营、连干部掌握部队思想动向，了解一路上群众对八路军抗日有什么反映，三营长李和辉，教导员黄文了解我的来意后，叫我去十连，十连连长刘东江表示欢迎。
黄河东岸至山西候马没有铁路，完全靠两条腿行走，部队每到一个村镇，干部战士都雄心赳赳，气昂昂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引人注意，男男女女老百姓交头接耳，相互打问。
“这是哪一部分的？”
“你不识字？人家胳膊上都戴着八路军的臂章。”
“听说就是原来的红军。”
“对啦。”
“怪不得这么精神。”
到了候马转乘火车，火车在晋中平原急驰北上，中午到达太原车站，停车后，营部通知原地休息，不准下车，这时站台上人来人往，有的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有的是商人装束，有的是学生打扮。不时向我们招手，神情友好，车厢里的战士谈论穿长袍戴礼帽的都是土豪劣绅，愤愤不平地说：“要不是讲统一战线，老子早把他们抓起来了。”可见十年内战，阶级仇恨依然深藏战士心里，虽然部队做了思想工作，一时难以扭转，很多战士头戴青天白日帽，怀里揣的都是红军帽子。
站台上的人有增无减，出现了有组织的学生团体，他们手举红绿旗帜，三五成群向车厢走来，他们要登车慰问八路军。我向十连全休战士们说明学生慰问我们的意义后，立时大家欢迎学生登车慰问。
学生们进入车厢，紧紧握住战士的双手使劲摇动，久久不愿松开，嘴里连声说：“你们辛苦了！”如同见到了久别亲人一样。学生们热烈赞扬共产党、八路军不负众望，北上抗日的义举，不仅当今名扬中华大地，其功德必将留芳百世。当讲到日寇侵略罪行时，学生愤激难抑，声泪俱下，学生和战士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愤恕的口号声刚落，悲壮雄伟的歌声顿起，军民同唱“松花江上和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突然气笛长鸣，列车驶离了太原车站。
当火车运行到五台河边村时，已是深更半夜了。第二天，我和张干事上街，见街头来往人众稀少，并且都是低头不语，当来一个拐角处，忽见座高墙大院，门亭有晋军把守，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院外来回走动。
我们折回原路向南走，迎面碰见一男一女学生装束的年青人，见到我俩他们主动打招呼说：“你们辛苦了。”很有礼貌地闪身让路，我们以礼相待，随即反问：“二位从那里来，去那里。”
“我们从定襄来，是专程来看八路军的。”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个村是阎锡山的家乡，前面拐弯处的深宅大院就是阎锡山的宅邸，有一个卫戍连常年把守。阎锡山在这里一个劲灌输奴化思想，在老百姓中教唱反共歌曲，把红军描绘成鬼魔一般，以此来防范赤化。”
“噢，怪不得行人见了我们低头不语，原来如此……。”
第三天，部队继续向北进发，来到五台山下，总部驻在五台城东面的东菇村，政治处驻地在豆村镇，特务团直属队驻在五台城东北的小豆村。
小豆村镇是个大镇，靠近前线，战争气氛较浓，社会秩序也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见了老百姓吹胡子瞪眼，张嘴就骂，动手就打，见啥抢啥，闹得鸡犬不宁。造谣惑众的欺骗宣传也很猖獗，使群众真伪难辨，惶恐不安。我们初到几天，老百姓躲着我们，尤其妇女更是躲躲闪闪，房东也很少与我们说话，我们首先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起，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借的东西洗干净送还，损坏东西照价赔偿，帮群众打扫院子、挑水，说话和气。老百姓经过几天的观察，觉得我们这支队伍行为举丛与中央军、晋军不一样，不仅不坑害老百姓，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从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老百姓慢慢与我们亲近了，说话多了，也信任了。
有一天，阎家寨有两个青年跑到政治处报告：“八路军同志，了不得了，有三个“灰轱辘”在我们村抢东西，快想个法救救老百姓吧。”我们乍一听不懂什么叫“灰轱辘”，经过反问，才明白晋军穿灰军服，常常欺压百姓，引起老百姓的憎恨，骂他们不是人，而是“灰轱辘”。肖文玖主任派我、张干事和保卫股的一个同志，立即去抓那三个“灰轱辘”。
我们随同两个青年一进阎家寨，在村边遇到了那三个家伙，一人拉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大包袱，正向村西急驰，我们边追边喊，“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他们想扔掉毛驴逃跑，被我们三支枪逼住。他们三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你们是那个部队的？竟敢抢劫老百姓的东西。”从他们交代中得知，他们是在繁峙那边逃出来的散兵游勇，他们部队还没与日寇打照面就跑了，但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走到那抢到那，我们教训了他们一顿，有了认罪态度，物归原主后，才放了他们。这件事不仅轰动了阎家寨，而且震动了周边几个村镇，八路军为民扶正压邪一下子传开了。”
曾老说：“我参加了抗日时期的秋季反“扫荡”、“围剿反围剿”，痛打抢粮队，百团大战等战斗。”
我们进入晋东北地区以后，通过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建政扩军，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成立了晋东北游击司令部，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委，肖文玖领导的三百多人的队伍，也归属赵尔陆领导。
十一月初，肖文玖把我和指导员张英才叫去，交待了两项任务，一是要我们二连去代县川下，配合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二是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活动。
从五台将队伍带去代县川下，因为战士都是当地人，不愿离乡到外地去。我们就利用自身好的条件，因为排以上干部都是老红军，副排长、班长都是筛选出来的骨干，战士大都是瓦工出身，大都是积极份子，我们召开班排长联席会，通过他们与战士交心，很顺利地将部队调到代县川下。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虽逼近武汉，但它背后却遭到我们八路军不断的袭扰和攻击，使日寇感到惶恐不安，发出叫嚣：“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声言要“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
从九月十日起，日寇调集五万兵力，以根据地城镇和八路军领导机关主力部队为目标，分进合击、多路围攻边区。
日寇分十路“北围五台”的过程中，耗时近两个月，付出了五千二百多人的代价，侵占了五台、涞源、灵邱、唐县、完县、曲阳等县城。敌人认为单纯军事进攻不能摧毁我根据地，于是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所谓“治安肃正“的方针，向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
我军活动区域缩小了，大兵团在敌人密布的点线之间活动困难，为此，晋察冀军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开始了第一期整军，我调任六大队政委。李和辉任大队长，当时六大队只剩两个营，为了补齐缺额，将崞县三百多人的游击队编为三营，因该营战士均为当地人，不愿离开家乡，就由我率领到崞县白石村至代县康、韩、赵家湾一带，配合地方坚持原地斗争。李大队长率两个营开到代县龙王堂和五台县西北地区，打击由据上外出的敌人。
在距宏道镇三十里的下西岗出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惨案，日寇一天之内，屠杀下西岗男女老幼二十八口，烧毁房屋五百多间，抡走大批牲畜，敌人的烧杀村民的罪行，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大家表示：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加倍惩罚敌人。
惨案的起因经过是我们秋后征集了一批公粮，因敌人层层封锁不便运往边区，就把公粮暂时坚壁在下西岗。这个村不仅是个大村，而且是个富村，村里还设有一所小学校，从清水沟聘请了一位教师，名叫聂志秉，他有个弟弟叫聂二牛，从小游手好闲，行为不正，日本人一来就当了汉奸。他经常来下西岗找他哥东拉西扯，当他听说南沟里藏着不少公粮时，以为升官发财机会到了，急忙跑到宏道镇据点向鬼子告密。
日寇中队长尹滕听了喜出望外，集合了一群日伪军，由聂二牛引路，直奔下西岗。进村一看，全村家家户户四壁皆空，连个人影也没找到，就直接窜到南沟遍地翻腾，忙活了一阵，结果是一无所获。敌人气急败坏，临走时在墙上贴了一张杀气腾腾的告示：“限三天把公粮交出，否则烧光、杀光、鸡犬不留！”群众回村看到告示，心里有些紧张，村长王双蝉一把撕下“告示，”大声说道，“乡亲们不要怕，咱们有区小队、县大队、四区队，可以提前搬兵，怕他怎的？”当晚，王双蝉和村党支部书记商议后，决定派人去找区委汇报增援，因敌占区县委、区委都没有固定住址，派去的人找了两天都找不到县委、区委。
第三天拂晓，敌人由村西而来，支部书记王满秀带领民兵奋力阻击，抵挡不住百余名带着机枪、小炮的敌人，下西岗被敌人包围，本村中无人，一些老年人死活不愿离村，儿孙们不得不每天在天亮前回家关照他们，为他们准备一天的吃用，没料到敌人来得这么早，王双蝉听到枪响，心急火燎地奔回村里组织群众转移，结果他自己也被围在村里出不来了。
汉奸聂二牛认得王双蝉，他马上报告给日本中队长尹滕，他立即派人将王双蝉扭过来，捆绑在一棵树上进行逼问：“你的村长的干活，八路的粮食藏在那里你通通知道，说出来金票大大的有！”敌人软硬兼施，“你小子不要白日做梦，想从老子嘴里讨便宜你瞎了眼，我知道公粮藏在哪里，也知道是多少斤，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不是给你们这群东洋狗的，你小子听明白了没有？”王双蝉这一顿骂，气得尹滕暴跳如牛，指挥鬼子兵杀害了王双蝉，之后不到两个时辰，下西岗二十八口男女老幼死于非命，烧毁房屋五百多间，抢走毛驴四十多头，羊一百多只，惨景目不忍睹。
日寇血洗下西岗的目的是抢夺公粮，不达目的不死心。十月下旬，崞县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樊文华，在县城周围拉派民夫百余人，牲口百余头，率两个伪警察中队直入宏道镇一带抢粮，以抢夺公粮为主，翻不到公粮，对附近各村也挨门翻搜，把群众口粮抢劫一空。
我崞县公安局得知此情后，在敌人运粮回城前一天傍晚飞报我们，请求我们出兵夺粮，严惩敌人。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崞县公安局和四区队侦察员相断报告，敌护粮队己进到朱东村，伪军兵力未变，增加了四十名日军。当即我令部队上山进入阵地，同时派人通知刘维山作好战斗准备，一小时后，敌人分两路开道，沿白塔岗、南王北窑顺沟向上下金山蠕动，后边是一长溜满载粮食的牲口驮子。当敌人进至小岭附近时，我一声“打”的口令，密集的枪弹一下子就把伪军打乱了套，纷纷向后逃窜，日军见势不妙，呱呀呀喊叫督阵，用刺刀逼着伪军向阵地上冲。这群乌合之众那有战斗力，被打得狼狈不堪，向宏道镇方面败逃。
为了堵住敌人的退路，我命令一连留在原地由郑寿才指挥，我同赵兴玉率二连及重机枪排去夹击小岭山下的日伪军。伪县长樊文华在日军威逼下又再次向三连阵地冲击，不但没冲上去，反而使一个多中队伪军伤亡大半，完全丧失战斗力，就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由南向北压过去，三连冲下山来，两面夹去，围歼伪军。日军见势不妙，既救不了伪军，又保不住粮食，还遭到我重机枪火力的杀伤，于是不顾一切冲上小岭山，向白石村据点逃去。
这次战斗，从打响到结束不足一个小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外，生俘伪军三十余人，缴获武器百余件，战马十余匹，夺回大批粮食，取得了预想的胜利。
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崞县送来一封情报说：“日本特务山夏来同川，住在朱东社的福寿山据点，指挥日伪军制造恐怖气氛，搞得民不聊生……”
他住在福寿山，经常来往于宏道镇，指挥各据点“清剿。”建立所谓的“模范村”、“模范区”、”模范县等等。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日不除，同川就一日不安宁。经商量决定，智生元同志留在代县南山，领导全面斗争，我率一中队去同川与四中队、县大队汇合，共商消灭山夏的方略，为民除害。
天黑下来，我们出发了，夜间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军，大家都行走很快，翻过一座山，就到了白云村，离炭头据点很近。
这时，月亮已升空，射在溪水和路上明亮耀眼，走路也觉得轻松自如了，很快穿过山峦起伏的地带，经七图村进入了同川地区。
我们向朱东社西边的康村走去，不足二十里的路，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侦察员刘晋和伪村长在村口等我们，并报告说：“福寿山和上庄据点都没有增兵。”既然敌情有变化，我决定就驻在康村。
老百姓见我们到来，纷纷控诉敌人罪行，日寇的暴虏，不仅抢粮杀人，而且肆意侮辱、蹂躏妇女。人们狠敌入骨，咬牙切齿地敌人。
朱东社的伪村长朱有贵是个“白皮红心”的人物，表面为敌人办事，实际是自己人，他听说我们来了，吃过晚饭就跑到康村，见面就诉述他的苦哀。
我们摸清了山夏这人阴险狡诈，行踪诡秘，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领兵逞凶，有时化装外游，装出一副“慈善”面孔，他在吊打中国人时假惺惺讲两句“好话”，有时露出狰狞面目，随意杀人，以至叉开双指扎瞎人眼，其凶残目不忍睹。
可见，山夏是非除不可的祸害，一日不除，就一日不能解群众的心头之狠。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探明山夏活动规律，对各情报站、各村情报员和各据点内线作了秘密部署，也派出多路侦察员探听敌情。
了解到山夏有个癖好，见雷就起，每当起出来还要研究研究，翻过来倒过去，里里外外端详一番，直至明白地雷构造才肯撒手。
山代崞武装分部干事刘尚文是个高中生，对不同性能的地雷颇有研究，樊平部长派他指导民兵装配一种特殊的地雷，叫硫酸雷，这种雷没有踏板、不是压发，而是体内安放一小瓶硫酸，下面垫几张纸，纸下面是火药，只要把地雷翻过来，硫酸流到纸上，将纸烧通，就立刻引起爆炸，是针对山夏的个性特点研制的。
我们对埋雷能手和神枪手进行专门训练，随时准备用冷枪或硫酸雷消灭山夏。可这只老狐狸狡猾得很，他似乎嗅到一点气味，很少外出，偶尔出来也只在据点周边转悠一下，很快回去，防范甚严，我们靠近不了他，只有耐心等待时机。
六月初，由内线传递来一则情报说：“山夏今夜去宏道镇，随同他去的还有叛徒王树仁，正在策划突袭各村的阴谋，妄图把二区干部一网打尽。我们立即将这则情报转给二区区委，要他们严密注意敌人的动向，查明敌人出动时间，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王树仁原为崞县一区区委书记，去年鬼子秋季“大扫荡”被捕叛变，他对我们情况非常熟悉，连我们野外隐身过夜土窑在那里，他一清二楚。
我们各方面都安排好了，担负任务同志每天去宏道镇附近，钻进高梁地里观察敌情，一连五天过去了，仍未见敌人露面。
第六天拂晓，总算把山夏等来了！他领着三十多个鬼子、汉奸，押着被抓的区小队长张岐山、王树仁象哈巴狗似的跟在后面、出了北门向贾庄蠕动，然后拐向北社村，开始“清乡”。
山夏“清乡”，主要是搜捕干部，破坏地下组织，他们先后包围北社和观里村，把老百姓驱赶在一起，胁迫张岐山认人，张岐山故作恣态，在人群中转一圈，说不是这个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
敌人败兴返回，见敌人回来了，刘俊保拉了一把王申才，两人敏捷穿过青纱帐，赶到敌人前面跑上公路，抡起小镢头创了个坑，然后把硫酸雷放在坑边，故意把小镢头丢在坑边，造成慌乱之中来不及埋雷假象，以迷惑敌人。待敌人走近埋雷现埸时，王国洪搂动扳机“砰”的就是一枪，敌人听见枪响慌成一团，举目四望再听不到枪响才缓过神来，猛然发现公路上摆着一颗未埋的地雷，由于方惊未消，山夏叫王树仁去看看，王树仁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拾起小镢头冷笑地对山夏说：“太君，没什么，只不过几个土八路，想埋地雷。见太君来了。全吓跑啦！请看，这不是连小镢头都顾不得带走吗？”
山夏为挽回刚才惊吓时的面子，硬着头皮往前走，近前一看。坑果然还没刨好，雷也摆在傍边，证明王树仁不是胡说八道，土八路的确是被“皇军”吓跑的。不过，这颗雷形状有点古怪，山夏回头叫张岐山去搬坑边的地雷，张岐山认得这是硫酸雷，他轻轻地把它平端起来，递给身傍的王树仁，立即就走开了，王树仁没有见过这种雷，自然不知其中奥秘，双手将雷抱在山夏面前，翻过来倒过去的让山夏观赏这个“战利品。”就在这一刹那，硫酸雷爆炸了，山夏和王树仁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
这个消息闪电般传遍同川、崞县，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对打开同川抗日新局面影响很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九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庄严声明，朱老总向全国抗日武装部队连续发了七道受降和反攻进军的紧急命令。冀晋军区召开各分区司令员、政委紧急会议，赵尔陆司令员兴奋地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会后，我和张连奎政委连夜赶回分区，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任务和要求，给了党政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八月十五日深夜，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候，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李英奎向我报告：“军区打来电话，说日本政府于十五日正式宣布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我一听，睡意全消，精神顿时大振，我叮咛李参谋：“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政委，叫刘冠军副参谋长立即到作战室等我。”
不到五分钟，作战室门口司、政、后等部门领导都来了，动作一个比一个快。
这时，我们的驻地－－康庄村的几处屋顶上同时响起了土喇叭的广播声：“乡亲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啦！我们胜利啦！”喊声重复了又重复，各家窗户透出了光亮，房门开了，院门开了，他们跑向街头，跑向打谷场，高兴地喊呀、跳呀、热血沸腾。
天亮了，欢庆胜利的人群仍不肯散去，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谈着八年的屈辱，八年的斗争。
我率领部队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康庄村，向孟县城北的城武村挺进，向新的斗争里程迈进。”
曾老讲：“后来，国民党来抢胜利果实，挑起内战，我率部队参加了保南、保北、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战役。”
当我从玻璃房门出来时，回头看见曾老还站在门边向我招手，有依依不舍之情。
我同段政委出了大门，段政委说：“你等一下，我去拿辆自行车来。”我俩穿过马路，来到西区大院，刚进通道，见到老红军钟枝棋正在开自家的后门，钟老穿着厚厚的鸭绒衣，戴着毛线帽，手柱拐杖刚从外面散步回来。段政委与钟老打招呼，转而对我说：“先采访钟枝棋吧？”
“可以”我说。
我们和钟老一同进了家门，家里就钟枝棋一人，段政委向钟老介绍我后，钟老即打电话叫两个儿子赶回来，两个儿子回来后，听说江西老家来人采访很热情，主动帮忙找回忆录、简历。
钟枝棋1913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3年5月参加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第三营营部和六连任理发员和班长，1936年入党。
钟老历任战士、班长、营教导员、团政委、一纵后勤部副政委、六十六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邯郸军分区副政委、沧州军分区副政委、石家庄市兵役局政委、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
由于钟老耳背，很多交谈都由他儿子转话。拍完照后，钟老送我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回忆录》说：“你需要的内容都写在上面，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你用得着的，对后一代有些启发的，你就用。”
钟老离休后从没闲着，他写下了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回忆录》，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和光荣传统，在部队、机关、工厂、学校作传统报告一百五十多场次，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他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很多他亲历的故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我们不知道要长征，只认为转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后来，经过较长时间的行军作战，红军冲破粤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占领新城。左右两个纵队进入湖南，继而在十一月六日，又突破何键湘军在汝城、思村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当时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且崎岖，部队行进艰难，红三军团指战员不顾艰难险阻，兼夜急行军，经英勇战斗，突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沿线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攻占位于路西的宜章城后，大家才知道红军退出了根据地，往那里去，我们当战士的心里很纳闷，又不敢去问，只是跟着走。后来，我营长梁兴初向我们解释退出苏区的原因，到湖南与红二方面军去和他们会合，共同消天敌人，这时大家心里有了底，情绪也高了。
十一月中旬，部队到达湘江边，敌人在这里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主要是敌人已发觉红军去湘西与红二方面军会合意图，蒋介石命令广东、广西、湖南地方军阀布防湘江两岸，修筑工事、碉堡、死守湘江。加上中央纵队行动缓慢，笨重的机械，制造设备等都带出来，一天最多走六七十里路，延误了时间，给敌人留出了时间设防。如果我们昼夜急行军，完全可以赶到敌人前面占领湘江两岸。
但是，现实是后面围剿红军的敌人从苏区一直尾追而来，前面敌人又设防堵截，湘江必须突破，不然红一方面军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可能。红一、红三军团为突破湘江，夺取两岸阵地，迅速架好浮桥。
突破湘江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艰苦，天空敌人的飞机低空轰炸、扫射，地面敌人大炮、轻重机枪向渡江部队猛打，我们红军还是夺下了两岸敌人的阵地，迅速架好了浮桥让大部队通过。但敌人多次把浮桥炸断，晚上，敌人飞机还投照明弹轮番轰炸、扫射渡江部队，过湘江时，有大部份人是涉水过江，水深到脖子，水面一百多米宽，晚上渡江的同志说：“江水喝到口里一股腥气味。”实际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渡江时，敌人飞机一颗炸弹落在我跟前几米远，幸亏没爆炸，一颗子弹打穿了我背包上的小铁铣，被子被打了几个洞，子弹头还在被子里。带出来的笨重的机械，制造设备等全丢在湘江里了。中央红军从瑞金根据地出发前近红军十万人，除坚持苏区根据地游击战留下来的部队和伤员外，出发长征时有八万六千多人，突破湘江后，只留下了三万多人。
过了湘江，我们在通过湖南至云南的公路时，敌人防守在公路两侧，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敌人俘虏，自己用手枪打头而牺牲了。
王明、李德指挥红军继续向红二方面军根据地前进，蒋介石调集数万部队布防在前进方向，妄想一举消灭红军。毛主席发现情况后，向中央和各军团领导干部说明了应改变原计划的原因，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毛主席建议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所以，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原计划改向贵州方向进发。
1935年1月，红一军团急行军两天到达了乌江边，乌江河宽二百来米，水流很急又深，两岸地势很险峻，第二师第四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五团为第二梯队，岸边火力掩护。原计划用一个连乘竹排偷渡过江，因水流太急，被水冲回来了，有一块竹排被水冲跑了，冲到下游对岸，他们隐藏起来了。
第二天，天还未亮就开始了强渡，选了会游泳的同志拉着绳子游过去，绳子被敌人炮火打断了，第四团准备的竹排边打边划向对岸，岸上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地向对岸打击，压制敌人火力，掩护强渡队员。头天过去的七八个同志，配合强渡部队夺取敌人碉堡，敌人前沿阵地被我们摧毁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前面的一个营，后面的一个团被我们压了下去，四、五团迅猛过江追击敌人，先头部队己夺取了遵义，我们过江后跑步追击敌人，在遵义城没有停留，一直追到离遵义城约一百里远的桐章县，这时天已黑了，敌人正准备吃饭，敌哨兵发现我们，打了几枪就逃跑了，饭菜还是热乎乎的，有的人喊：“不要吃呀！怕敌人放了毒药”。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吃饱肚子再说，敌人逃命还来不及，那有时间放毒药。桐章县城灯巳亮了，我们休息了几个小时，上级命令执行新任务，我们往前行，到了娄山关，爬到半山上，又命令停止前进，这时，天已亮了。
夺取遵义后，中央在遵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开了十天，会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会议精神传达到连以上干部，大家非常高兴，举枪欢呼。
在遵义会议期间，我们一直在打仗，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央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记伟等纵队几万人，追上来了，我们在遵义附近阻击他们，打了几天，消灭敌人三千多人，抓到很多俘虏，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我缴获了几条枪，把枪栓推下来放在挎包里，枪叫俘虏扛着，还捡到敌人一个提包，里面有一块很好的手表和国民党票子，我把表和票子给梁兴初营长看，说：“这块表还在走呢！”他说：“表先给我吧，票子交到连里去。”我把东西如数交到连里。这是我们长征以来打的第一次胜仗。
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红军人员减少的情况，长征来第一次调整编制，取消了营的建制，我从营部下到连队去了，在第二师第五团第六连任战士兼理发，连长王子发，梁兴初营长调军团部任侦察连长。
1935年1月底，我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三营长征到达贵州茅台附近的一个村子。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都吓得藏起来了，我们进村后找不到一个老百姓，我们要补充给养，要找老百姓带路，找不到人怎能行呢？只得派出一些人在村庄附近大喊：“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打老百姓……”经过一阵喊话宣传后，果然有些老百姓陆续地回来了。
有个老乡回家后，发现自己藏在草堆里的一小坛酒不见了，心里很不高兴，满脸怒气。我们发现了老乡情绪反常，就和和气气地问他：“老乡，为什么事不高兴啊？”这个老乡心里有些害怕，不敢说出真情，只是假意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后经我们做工作，这位老乡才气哼地说：“你们说的一个样，做的一个样，不知道谁把我一小坛米酒喝了，连坛子都不见了。”我们一听，知道有人犯了群众纪律，就把此事向连里做了汇报，后反影到团里。
团长命令团部和三营集合，要找出偷喝米酒的人，可是问了几遍没有人承认，正在此时，看见马夫低着头，拉着牲口在队伍一边站着，团长走过去，一股酒味迎面而来，马夫的脸红彤彤的带着醉意，不用问，肯定是马夫偷喝了米酒。
团长当众批评了马夫违反群众纪律，让他当众作检讨，为了使全营和团部红军战士深受教育，团长让部队解散，回去讨论，提出对马夫的处理意见。
后来才了解到，马夫在找草料时，发现放在草堆里的米酒，他听说过茅台的酒好，甜、香，就非常想喝，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把酒坛子抱到马棚，偷偷地喝了起来，自以为能瞒得过去，谁知现在被揪到大家面前亮相，心里不由地害怕起来。
同志们反影很大，马夫是在江西时俘虏过来的，参加红军时间不长，过去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还没完全改过来，现在又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红军抹了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讨论会上大家很气愤，一致要求领导严历处分他，甚至有人说要枪毙他，以挽回影响。
后经领导研究决定，除让他继续喂牲口外，罚他背三天炊事班的锅，同时由政治处主任带他去给老乡赔礼道歉，并赔偿2块银元。团政治部主任拿着用红纸包好的2块银元，马夫抱着“酒坛子”来到老乡家赔礼道歉。
老乡看看红军首长来登门道歉，心里很受感动地说：“国民党军队也在我们村里住过，别说喝一小坛酒，就是杀一口猪，他们也不给钱，还要打骂群众，哪有你们这样对老百姓好，一小坛酒值不了什么钱，喝了就喝了，还收什么钱。”后经政治部主任解释、劝说，他才流着泪收了一块银元。
后来，这个老乡听说我们要找向导，就主动请求为我们带路，带了两天的路后，他说：“再往前走，我就不熟了。”我们给了他一些路费，让他回家。
一九三五年四月份，渡过金沙江后，红一军团打下四川会理县城，在这里休整几天，这是长征休息时间较长，睡觉最多，吃得最饱的几天。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接受强渡大渡河的任务，第一团连续急行军到大渡河口安顺场，当时安顺场有一个营敌人守护两岸，敌人非常麻痹，红军打到门口还没反映过来，一下子两岸一个营敌人就被一团消灭了，只弄到一条船，这条船还是敌人营长往返两岸用的，其它船被敌人弄走了。这时，后面敌人主力又追上来了，我们第五团担任掩护第一团和第四团过大渡河，夺泸定桥的任务。我们把敌人吸引到第五团，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完成掩护任务撤下来往泸定桥方向急速前进，一昼夜走了二百四十多里路，天下着小雨，翻了几座山，摔了好些跤，浑身都是泥，天亮相互一看，像滚了的糖豆子，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走到泸定桥时，桥板已全铺好，大部队差不多都过去了，毛主席还在等我们第五团的到来。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们到达了夹金山下，夹金山有四千多米高，山上常年积雪，我们在山下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没有草鞋的打草鞋，找取暖的东西把脚包起来，我找到一张没熟好的山羊皮，拿棍子一敲咚、咚地响，连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交待了注意事项。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就吃饭，每人还带了一缸子饭，足够吃一两顿的。天不亮就开始爬山，在山脚下走时身上还发热，我把围在身上的老羊皮取下来，捆在背包上，越走山越高，走到半山上天气就变了，刮风下了一阵雹子，打得头上很痛，也感觉冷了，我又把老羊皮取下包在身上就暖和多了。军团宣传队在山上设了鼓励棚，打竹板和唱歌鼓励大家的士气。
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头上像压了几斤重的东西，气都喘不上来，风把围在身上的夹被都吹跑了，雪下得很大，谁也不说话，只是低头拄着拐棍往上爬。上到山顶后，大家都坐在雪地上往下滑，有些人滚到雪坑里，人们把他拉出来继续往下滚，到达山脚天就快黑了，肚子也饿了，想吃带的饭，已冻得啃不动了，大家找一些树枝烧火边取暖，边化开缸子里的饭充饥，过雪山时，身体较弱的和有病年岁较大的几乎没有爬过来，光我们连就冻死了两三个人。过了夹金山后又爬了几座雪山，不过有了经验，很顺利地通过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旬，我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西康地区毛尔盖休息了几天，中央在毛尔盖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说北上甘肃南部、陕西北部、四川西北部建立根据地。听说会上斗争很激烈，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最后经过斗争，决定继续北上，舀一方面军走右路过草地，称右路军，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第七、第九军团走左路过草地，称左路军。张国焘凭他人多，想把中央红军吃掉，撤掉毛主席的一切职务，张国焘的计划电报被叶剑英获知后，赶紧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决定迅速离开过草地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其他同志坚持斗争下，张国焘勉强同意按中央决定原计划过草地，朱德率领中央红军第七、九军团跟在红四方面军后面过草地，在草地走了几天，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返回南下，并逼着朱德和第七、第九军团同其返回南下。在南下过程中，红军损失过半，后撤到甘孜后，与北上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朱德、刘伯承和贺龙、肖克、任弼时同志斗争下，张国焘取消了自立的中央，又第三次过草地北上，于1936年10月才到达陕北会宁。
我们过草地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毛尔盖休整和作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用了几天时间。
草地是一望无际大草原，我们整整在草地走了七天，省着吃，带的粮食也只吃了四天，其余完全靠吃野菜、草根充饥。我用刺刀把皮带削成一条一条的，用吃饭的缸子盛上水，找几块石头支起来煮着吃，但咬不烂，在嘴里嚼得差不多就连水一起冲进肚里，还有人将皮带放火上烤焦吃，吃得满嘴黑乎乎的。
在草地里都是白天行军，天黑后，找块高点的地方，用带的夹被用树枝支起来，几个人背靠背挤在一起睡，有一天天亮，叫大家起来，有一位兴国县的同志怎幺推都不动，一摸巳没有气了，还不知什么时候牺牲的，我们将他埋好，继续前进。
第五天，有一个石城县的炊事员姓黄，上午还好好的和大伙开玩笑，用棍子敲着他挑的空油盐桶说：“红数个（石城老百姓数个数到四时不叫四，而说红数个）快走呀！不要掉队死在草地喂狼呀！”但到下午他就闹病，并饿得走不动了，我和指导员、卫生员挽着他走，不行我又背着他走，后来他拒绝了我们背他，说：“你们走吧！不要连累大家，我不行了，等胜利以后，你们告诉我家里一声，就说我光荣牺牲在草地上就行了！”说完，他自己坚持爬到离我们不太远的小水沟里躺下，当时我们都哭了。
过草地牺牲了不少同志，我连队也牺牲了好几个，过完草地，几个连合并成一个连，我从连部下到班里当班长。
九月中旬，我们到达了腊子口附近地区，要到甘南必须通过腊子口，别无他路。腊子口只有二十来米宽，当中一条好几米宽的河，水深流速特别急，两岸地势很惊险，腊子口架有一座独木桥，被敌人弄走了，对岸敌人修了碉堡，沿线有甘肃鲁大昌地方军阀一个团防守，守口子有一个连的兵力。红四团一个连冲了好几次没有冲过去，敌人死守在碉堡里，后来，从下游用马驮着人，拉上绳子慢慢渡过去一个连，他们拉着绳子爬上山岸，石壁上长满了藤和小树枝，战士们一个个爬到山顶上，绕到敌人后面，把手榴弹投到敌人碉堡里爆炸（碉堡上面没封顶）。敌人溃逃了，过去的部队追击敌人，留了少数人把桥架好，后面部队迅速过河增援先头部队。这次战斗，缴获了好多粮食，主要是白面、盐、还有弹药，我们看见白面，大家拼命的往挎包里装，晚上，炊事班做了一大锅很稠的面糊糊，大家吃得很香，很饱，是过草地来最好的一顿饭。
过了腊子口，翻了一座大山，叫六盘山，站在山顶一看，下面是甘肃省平原地带，我们高兴极了，认为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好。
下了六盘山，蒋介石调了东北军骑兵，马鸿宾、马鸿奎的骑兵部队和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到甘肃围堵红一方面军的前进，在与东北军骑兵战斗中，拾到了敌人的报纸，上面登了敌人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情况，并知道了陕北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中央派人前去联系，准备前往陕北与刘志丹会师。
红一军团在前往陕北根据地之前，和敌人骑兵打了好几仗，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还缴获了不少的马匹和枪子弹药，红一军团开始建立骑兵部队（骑兵连），我原来的营长梁兴初任骑兵连长。
我记得一次，与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的部队打了半天，击溃了敌人，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还俘虏了不少敌人，还抓到了敌人当官的一辆小汽车和司机，我和连长还有通信员坐在车上叫司机开着走，这是我头一次坐汽车，但没开多远，只有五六里路，司机说：“没有油开不动了！”我们也不懂，又没有油，司机坐在车上让我们几个人推车走，推了几十米，累得要命，我们叫司机下来问怎么办，司机说：“我也没办法！”连长说：“大家来把汔车推翻。”结果把汽车推了个四脚朝天，汔车油箱里油还不少，流了一地，我们直想狠狠打司机一顿，有俘虏政策，只是骂了他一顿，你不要想开这辆车了，我们把汔车烧掉了，我们看着站在那发呆的司机说：“过去开你的汽车走啊！”
在与敌人骑兵一次战斗中，连部理发员负了重伤，又调我回连部兼理发员，一直到抗日开始。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到达哈达铺，中央召开了会议，决定整编部队北上抗日，这时，军团番号取消了，改编为纵队。宁夏的马鸿宾。马鸿奎的骑兵紧紧跟在我们后面追击不放，我们狠狠地打击了他，有一段时间不敢再跟在我们后面追击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到达了陕西省边界吴起镇，休息了几天，刘志丹派人与我们联系上了，月底，中央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的甘泉附近的象鼻湾，正式和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我们胜利结束了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我们不到一万人。”
段政委说：”时间不早了，我请王司令还在家等。”我们告辞钟老去王老家。
从钟枝棋家采访出来，往前走不到一百米，就到了老红军王茂全家。
王茂全是江西吉安县曲濑乡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至5次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王老在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团班长、排长、连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团营长，冀察热挺进军第三十四大队营长，第七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九团副团长兼茹平支队支队长，第十六区队区队长，第七团团长。
解个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四旅第十二团团长，第一纵队三旅副旅长，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第一九八师副师长。
全国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老早早在客厅里等我们，茶几上放上了瓜子、苹果、糖果等，并与我们谈起了红军时期的故事，90多岁的老人，记忆非常之好，清晰地回忆起了家乡的战斗情景。
王老回忆说：“我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很穷。为了生活，我和村里的六个伙伴一起参加了革命。那时候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一场战斗下来，有些战友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回想起来，活到今天九十多岁没有死，不容易呀！
在吉安福田事件中，毛主席反对以“AB”团名义滥杀红军战士，造成红军队伍内部混乱，我们团也被杀了不少。
我参加的第一次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取得了胜利，我们在永丰龙岗消灭了张辉赞的部队，并活捉了张辉赞师长。
我长征是从于都出发，当时不知往哪去，我当排长就问营长，营长说：“跟着走。”我又问杨德志团长，我们往哪去，他也说：“跟着走吗？”到达贵州遵义后才明白了北上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大渡河拦住了红军的去路。蒋介石调集重兵前堵后追，我们红一师第一团接受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官兵们随团长杨得志急行军来到安顺场，那里有敌人一个营守在两岸。五月二十四日，红军第一次强攻失败，牺牲了不少人。后来，红军夺得敌人一条小船，再次强攻。在我们的掩护下，17勇士乘着这条小船冲到河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
由于船很小，每次只能盛三四十人，红军靠这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渡河不大现实。当毛泽东等人知道渡河的困难情况后，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以便保证大部队过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此刻，敌人的第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向红军部队赶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00多华里行程，要求两天半到达。沿河赶往泸定桥的过程中，河的对岸就是国民党的增援部队。他们打算死守泸定桥，夜间都点着火把跑，我们骗他们说是“自己人。”两支部队沿着河的两岸并排行走了很长的路程。为了比敌人先赶到泸定桥，我们是一路跑过去的，很多人“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就这样，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我们仍继续赶路。我们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泸定桥之前，先发起了攻击，夺取了泸定桥。
我们的红军战士可谓历尽千辛万苦。过雪山草地时，没有粮食，只能吃野菜。在草地，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一大堆牛骨头，我们把牛骨头扒开，然后放在锅里去煮，用来充饥。在草地里走，好多地方都是水，在那种地方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我们只能找个高点地方，两个人背靠背打个盹，早晨天亮起来，一转身，另一个人已经冻死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啊！仅是我们村，与我一起参加红军的6位同乡都牺牲了。
到达陕北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解决了与张学良、杨虎成之间的摩擦，保证了红军能在陕北根据地有休整时间，加上东渡黄河在山西、陕西扩兵，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从长征到达陕北几千人，一下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我看看时间已是11点，石家庄也没有江西老红军了，我告辞王老，赶往旅社去结帐，旅社规定要在12点前结帐，所以我力争上午结帐，下午赶往山西太原去采访。
我同段林田政委边说边走出了西大院，正好门口有一辆的士，我告别段林田政委，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坐上的士向交通旅社驶去。
结完帐，走出大厅，就有“黄牛”问我去什么地方，得知我去太原，他热情帮我拿三角架，带我上了门口的中巴车，一元钱车票坐车到了石家庄长途汽车站，在车站门口中巴司机拦下了一辆去太原的汽车，并送我上车，（外地人如果有困难，“黄牛”带路还真省事），汽车往西上了石太高速，在太行山中穿行，冬天的太行山，一片荒芜情景，黄色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沟坎纵横的黄土地上，只见一簇簇杨树，只剩下了孤零零的树杆。在几个小时的路途中，见到唯一的绿色，就是高速公路的路牌。
下午15点40分，汽车到达太原北站，由于行李较重，行走不便，就近住在车站售票厅的二楼简易旅社，上街想买饭吃，在车站后街上几十家餐馆都是卖面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些肉包子，早点当晚餐吃了。
晚上，邹建清介绍的江西籍老红军的儿子刘新昌来到旅社，我询问了一下在山西太原的江西籍老红军情况，他说：“据我所知，好像都已逝世了。
“明天麻烦你再帮打听一下”我说着把名单抄给了他。
第二天，2002年11月25日，与刘新昌约好见面，但一直没等到他，后与他电话联系，他说开完会再联系，中午与刘新昌联系上，他告诉我，太原健在的老红军都没有了，李作鹏不在家，外出了，我只好准备离晋赴京了。
下午2点40分，我乘快巴离开太原上太石高速经石家庄、保定于晚上21点30分到达北京丽泽桥车站。我同事田浩在车站已等了近一个半小时，我坐上他的小车，边走边寻饭馆，没有南方的夜市，小田带我到丰南宾馆，开了间高级单间住下，我吃了碗方便面后，彻底地清扫了个人卫生，于24点15分就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