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茂营销公司”的牌子，就挂在门脸右侧，白底黑字，不甚起眼。可店里流过的货，却一天比一天搶手。
电视机在柜台几乎摆不住三天，无论是黑白的方盒子，还是闪着诱人光泽的彩色屏幕，总是一到便空。收音机、电风扇、自行车零件……一批批进来，又一批批出去。人们不再怯生生地问“有没有”，而是开始挺直腰板问“哪个牌子好、质量靠不靠得住”。
生意红火，木森心里那本账却越算越清醒。货走得再快，源头捏在别人手里，命脉就不算自己的。销售如同修桥，桥修得再好，若材料、工艺都依赖外头，这桥终究算不得自家根骨。一个念头，在他观察、盘算、沉默的日夜后，变得不可动摇：必须转向制造。只有自己握住生产，才算真正握住了命运。
经过反复的考察与权衡，木森将目光投向了南方。那里热风扑面，政策活络，观念像春草一样疯长，工厂如雨后春笋。他看中了一座正在隆隆崛起的新城，那里万物竞发，却恰恰缺少一家真正面向寻常百姓、死磕质量的家用电器厂。
决心己定，他便不再回头。营销公司交给可靠的人打理，自己带着全部积累和更重的赌注，南下建厂。
最初的厂区，寒酸得近乎简陋。几排石棉瓦屋顶的简易厂房，在空旷的野地里显得有些孤单。第一条生产线是组装黑白电视机，机器多半是从国营厂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吱吱嘎嘎，脾气古怪。工人大多是刚放下锄头的农家子弟，他们手脚勤快，眼神里却满是陌生与忐忑。
问题像车间里的灰尘，无处不在。一个焊点不牢，一条线路接错，整台机器就成了哑吧。木森几乎住进了车间。他卷起袖子，从最基础的零部件认起，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磨。他那张布满疤痕的脸，在白晃晃的车间灯光下，显得格外严肃而专注。
他定下一条铁的纪律，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得斩钉截铁：“宁可少出十台货，不可卖出一台次品。”
在那个“能响即合格、有影就能卖”的粗放年代，这条规矩显得格外“迂腐”。同行笑他“书生意气”、“不懂变通”。木森听了，不辩驳，只回头对质检员交代得更细。他心里透亮：桥塌了，会出人命；牌子砸了，企业也就没了魂。信用这东西，建起来难如垒石，毁起来易如推沙。
随着黑白电视机渐渐打开销路，木森又顺应市场，陆续上马电风扇、冰箱的生产线。每一次扩张，都意味著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深不见底的风险。资金链绷得最紧的时候，账上的钱甚至不够给工人发足额的工资。那个年关，木森瞒着所有人，把家里最后一笔存款也填了进去。除夕夜，他一个人在空旷的厂区守岁，远外传来的爆竹声，听起来都像催债的鼓点。
妻子春梅始终在他身边。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乡下女人，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从仓库盘点、行政协调到账目核对，她默默地学习，稳稳地把关。白天在厂里忙碌，晚上回到狹小的宿舍，还得在台灯下，一笔一笔核对兴茂公司发来的订单。木森看着妻子伏案的背影，心里既酸楚又踏实，他后来常对老友说：“那些年我能挺过来，一半靠运气，一半靠她的支持。
真正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站稳脚跟的，是木森一个破天荒的举动——“以旧换新”。
这在当时是从未有人想过、更无人敢做的买卖。老百姓家里老旧的电视机、收音机、哪怕只能出声显影，都可以折价换购厂里的新产品。这法子一举击中了百姓既想更新换代又舍不得旧物、心疼钱的心理。门槛低了，销量却如洪水般涌来。消息不胫而走，周边县市的经销商闻风而动，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生产计划排到了半年之后。春梅对着那摞越来越厚的订单册，终于露出了久违的、舒展的笑容。
质量、信誉、一点点关乎人心的思考——这些看似朴素的道理，成了木森最坚硬的盔甲。企业规模在稳步扩大，简陋厂房变成了明亮的车间；员工从最初的几十人，慢慢变成了几百人。
机器日夜轰鸣，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嘶吼，而是逐渐汇成了一曲稳定而有力的交响。
这次至关重要的“转向”，成功了。许多年后，木森回顾这段岁月，总会沉默片刻，然后轻轻地说：“那是在一片荒地上过出来的日子。苦，但筋骨是硬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