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1日 星期六 昆明北较场一干所
在我搜集到所知的云南江西老红军，在昆明还有一位江西籍老红军高子煌没有见面，我那有心思去玩。今天一早，我背起器材，尽管右脚大小脚趾都走起了水泡，我不便去打扰颜老，自已乘上96路公交车再转乘65路公交车到达教场北路下车，经路人指点，我找到了成都军区后勤部昆明第一干休所，经过打听，问到了老红军高子煌就在此干休所，门卫打电话通知老红军高子煌家，他爱人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大门口接我进去，阿姨是山西人，边走边说：“江西人好，“文革”时，我们家老高受到冲击，我们要求回江西老家，当时江西省委热情地接待，满意地安排，我们很感激。”说着，我们走到了俱乐部门口，阿姨进去从麻将桌上找到高老，在打牌的高老扔下牌起身同我们一道回家。
高子煌高高瘦瘦的个子，满头平板银发，皮肤白，脸上没有皱纹，一眼望去，都不像八十岁的老人，到了家里，阿姨拿出牛奶、馒头、鸡蛋要我吃，我推说：“吃了”阿姨说：“这么早就过来了，不可能吃了，不要客气，吃、吃。”我心想他真是知我心，我还真的没有吃，我就坐下吃了些早点后，开始了采访。
老红军高子煌1922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3年在泰和沙村参加工农红军，参加红军时才11岁，是真真的红小鬼，由于年龄小，就分他到兴国县红军第三后方医院任护理员。1934年医院调到广昌，战事紧张，医院又撤到于都，长征就从于都出发。
高子煌说：“我出生在瑞金，由于家境贫苦，加上当时地主恶霸欺压得大利害，父母实在无法生活，只好背井离乡，举家逃荒到了泰和沙村，当年我还是坐在父亲挑的萝子里过来的。
我自小就帮人放牛，红军来了后，我们穷人翻了身。1933年，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伤亡严重，伤员也多，减员严重，年纪大些的都当红军上前线了，我当时只有11岁，我也要求去当红军，红军说我大小了，我说：“我个子高，上不了前线，我可以去医院呀！”要求了好几次，最后同意了我去医院当看护。
我记得是七号参加红军，八号就出发到了兴国茶陵乡，分在第三后
方医院当看护，那时没有护士，看护就是护士。
在医院学习了三个月，分到了下属的第五医疗所，收治病员、伤员，
广昌战役时，我们医院派上去了，我所在靠近石城县边上的一个镇上，
1933年底至1934年初，待了几个月，收了大量的伤员，白天、晚上都有伤员送来，眼看着广昌要失守了，我们迁到了赣州江口，编入了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我干了几个月，有了经验，当了看护班长。当时，我们医院收治了一百多伤员，好了的都回部队去了。
长征时，我们也不知道长征，医院说挑一部份人组成一个医院到前方去，虽然后方安全，我坚决要求到前方去，最后挑上了我，出发也不知道去那里，实际是长征。医院出发带了很多医疗用的东西和药品，我挑了
些装了药的罐子。编为军委看护连，我们挑的东西大多，走了几天后，大家都走不动了，慢慢地就抛掉了不太用的东西，留下了些实用的医疗东西。
当时，白天不能走，飞机跟着炸，晚上走，又看不清路，后面拉着前面人的后衣走，走得两条腿都跟断了似的。我们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靠近村子外的树林、竹林里休息，煮饭都不能冒出烟。因为我才12岁，人又小还要挑动东西，走不动，就掉队了，我三次掉队。
过湘江，我们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当年过江时，人山人海，挤着过江，上面有飞机炸和扫射，伤亡很大。到了广西，特别是到了贵州后，
比在江西、湖南时安全多了。
蒋介石认为我们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派了重兵在前面拦截我们，我们转道插到了贵州，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部队在城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遵义进行了整编，军委人太多，大庞大，又没有战斗力，我们看护连撤消了，我下到红三军团。
下到红三军团参加了打土城战斗后，国民党从遵义追上来了，我们到达了扎西正式整编，红三军团三个师整编为二个师，我们五师整编为一个团，师长改为团长，部队更精干了，我由看护改做电台队无线电员。
我们从云南渡过了金沙江到了四川会理，刘文辉部队守会理县城，打了一个星期也没打下来，他们又从西昌调了增援部队过来，我们就撤下来，继续北上到了天全县和庐山，打开了天全县，庐山没打从边上过去
的。
爬夹金山很难上，4000多米高，快到山顶时，走一步要弯下身子喘几口气，又走一步，不能蹲下去，更不能坐，要不能就站不起来，有些人由于身体差，加上一路上营养不良，山上又缺氧，有些人坐下去就起不来了，长眠在山上了。
下山时，大家有的滑、有的滚、有的跑下去。爬过了夹金山后，到了小金县的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继续往前走，到达了庐花、合水，这里有一条河，水很大，汹涌得很，现在做水利，可以控制水量，当时，水急过不了河，我们顺河而下，红四方面军的人在河对岸往上走，河过不去，沟通不了，我们在庐花住了一段时间，待毛儿盖会议亠结束，我们赶紧往北走，中央红军人少，只不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人多，有七、八万人。我们过毛儿盖草地，红一军团走在前面，我们红三军团走在后面，我们是右路军，红五、红九军团到红四方面军去了，他们叫左路军。
我们过草地前作了些准备，大家搞了些干粮、青稞磨成面，有的将青稞炒下带上，盐巴没有，没有吃盐人没精神，走路腿也软的，我们自己想办法搞些硝盐来代替，有比没有好，我们走了七天才走出了草地。出来草地就打开了腊子口，到了甘肃的哈达铺，这是个镇子，我们休息了两天。
1935年10月份到达延安，1936年我生了一场病住院，病好后，医院留下我当司药调剂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要求到抗日前线去，我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战斗，由于医院伤员太多，我们就西渡黄河回到了延安。1939年又返回到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1940年，我们医院改为兵站医院，大部分人随第一一五师去了山东，我们医疗所没有去，编到了新一旅，我调到太行山新一旅卫生处当医生，参加了“百团大战”，战后我被评为“模范医生。”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向延安进攻，我跟随部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吕梁战役、晋南战役、洛阳战斗、淮海战役。
1949年4月随陈赓的四纵，参加渡江作战。过江解放了江西景德镇、九江、南昌、乐平、鹰潭，部队在吉安休整时，真想回趟家里，但部队要继续南下，一直解放了广州、湛江、茂名，围剿了粤桂边的白崇禧残部，最后进军大西南，1950年1月解放云南，我留下在云南省军区卫生部任科长，1984年从云贵两省军代处政委、昆明军区后勤部顾问位置上离休。
高老谈吐流利，记忆清晰，虽然80多岁了，也是我在此前采访的老红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10点30分，我收拾器材准备告辞，高老夫妻热情地挽留我吃了中饭再走。我推说还要去别的老同志家，实际我心想吃了中饭今天就没有火车了，又得在昆明呆上一天。
我告辞高老夫妻，乘原路公交车回到了老干部活动中心，收拾好行李，办理好住宿手续，顺便买了两袋方便面，吃了一盘耐饿的蛋炒饭，打电话给老干局辞行，并给老红军颜玉泉要车送我去火车站。
中午1点正，颜老司机来招待所接我去车站，13点39分，我乘上昆明到上海的列车前往广西柳州和桂林继续采访。
在2009年2月，2010年3月两次去云南采风时，我先后拜访了刘明辉。颜玉泉。高志煌三位老红军（张海棠将军已逝世。并且补拍了录相，刘老女儿还专门来电话，要我再洗六张他父亲在采访时拍的照片寄给她作纪念。2010年5月刘老也逝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