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日 星期二 晴 江西九江市
2002年4月1日与九江市老干局雷科长电话取得了联系，今天一上班，找化验班长为单位定岗之事谈完话后，叫司机送我到青山路短途车站。
九点正，快客经昌九高速向九江驶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驶，在九江市汽车南站下车，我打的赶往九江市老干局。
九江市老干局罗局长接待了我，罗局长是海军转业干部，人很直爽，也非常热情，他安排老干局雷科长陪我前去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采访。
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邓所长接待并介绍了所内老红军近况，时间已是中午12点多了，邓所长提出先吃饭，下午再采访。
我们回到老干局，罗局长等同志陪我吃完中饭后，我同邓所长回到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对住在干休所院内的老红军杜宏鉴、孟铁一、李成之进行了采访。
尔后，开车在市里采访了老红军贺珍、张玉梅，从张玉梅家出来已是17点，雷科长联系九江市政协老干部管理处后，速到人民医浣采访住院的老红军李建发、朱贤良。医护人员很热情，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协助引导我去病房，并告知江西省医药公司老红军范炳炎也在此住院，并带我一并采访。
我抓紧分秒时间，力争抢在天黑前拍摄结束，半天下来，我共采访了8位老红军，也是我自采访以来时间最短，拍摄最多的一次，有得就有失，由于是以拍摄（跨入新世纪的红军老战士）图片，在文字采访上就简单了解个人简历为主，所以有几位老红军只有个人简历，就显浅薄了些。
邓所长一直陪着，雷科长也不轻闲，在采访结束时，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累，九江市政协老干处熊处长已在政协餐厅等候多时。我们一行在就餐时，协商安排好了明天的采访行程。
老红军杜宏鉴于 1915年5月5日。杜宏鉴出生在江西吉水县水南镇一个叫双坑的小山村。在他的记忆里，自小家中贫寒，常常饱一餐饥一餐。
1929年在江西省吉水县参加少先队、共青团并在乡苏维埃工作。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軍江西省独立第3团，1933年9月由团转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的“圍剿”斗爭。1934年8月从永新出发，到达湘西后与红二军团会合开始长征。
先后历任红六军团战士，通信员、警卫员、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休养所教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三五九旅卫生部政委、在华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数十次，参加了延安南泥湾大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大西北，经历了青华砭之战、羊马河之战、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西府战役、陇东战役、扶眉战役。
进军新疆任军卫生部政委、南疆军区财务部政委、生产管理处处长兼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政委、新疆和静县钢铁会战指挥部总指挥、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顾委常委。
老红军杜宏鉴说：“1929年九月，14岁的那年，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开启了我的革命生涯。红军到了我的家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农村家家都分到了田。红军部队对老百姓特别好，专为穷苦人着想，我们看在眼里。
我天天跟在红军战士后面转，受到了他们精神的鼓舞，就这样，我带着一把梭镖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由于参加革命时年龄太小。我主要从事苏维埃政府农村工作，参加游击队，帮着打土豪、分田地，有时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那时，天天盼着能扛上枪到前线去杀敌，但枪支弹药紧缺，这个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直到1933年5月，在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第一场战斗中。18岁的我缴获了敌人第一支步枪，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带着这支步枪，光荣地成为了红军独立三团的一名战士。几个月后，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转战湘赣苏区，几乎天天打仗。至今仍有印象的有潞田战斗、金华山战斗、板栗园战斗等。
1934年初，我在红六军团第18师第53团第一营第三连当通讯员。潞田战斗中，我们将国民党第77师一个团全部消灭，还俘虏了国民党的团长。缴获步枪四百余支、机枪10挺和大批弹药及军用物资。”尽管时隔80多年，但老人提起这场胜利，眼中充满着兴奋与自豪。
1934年8月7日。当时杜老随部队在永新打仗。突然接到命令，要进行战略转移，从阵地上撤下来后，他们的部队在萧克、王震的指挥下开始了西征。正是从这里出发，一步步走上了慢慢长征路，直至最终到达陕北。
杜老说：“ 1935年6月。我调任红六军团第17师第56团第6连担任指导员。从班长到指导员，不到两年时间，这不是个人功劳，而是我们天天打仗，每天都有战友牺牲。团长、连长牺牲了，我就带着战士们继续往前冲。
1935年9月，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红六军团率部进入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来凤县和龙山县，包围了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阀。当红军展开攻击时，蒋介石急派彭位仁师增援龙山，企图从侧面突袭，以解被困之围。
我所在的红十七师，奉命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到湖南省龙山县远山区招头寨阻击敌人，部队刚到招头寨，敌军就从东南方向反扑过来。
在我军主力部队为赶到作战地点前，敌人趁机向我们部队发起猛烈攻击，敌军占领了狮子堡的四个山峰，控制了全部制高点，架起了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疯狂扫射，不少碗口粗的大树都被打断打烂了。
当时，第十七师师长苏杰亲自率领本师主力，调集数百人组成敢死队，向上据山头阵地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团长、连长接连牺牲，作为指导员的我必须顶上，我带着战士们冲在了一线。
红军没有官，哪有官啊？打起仗来都是指挥员冲在最前面。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我的右手腕中弹了，弹头伤及骨头和神经。
那个时候部队缺医少药。伤口一直没有痊愈。直到部队到达陕北后，伤口再一次发脓，伤情恶化，才做了手术，将弹片取出，从此也就残疾了。
招头寨战斗中，红军与国民党军近距离肉搏战，双方拼刺刀搏杀，其惨烈程度让每一个经历者刻骨铭心。让人痛惜的是，红6军团第17师师长苏杰在指挥战斗中头部被流弹击中，不幸光荣牺牲，时年仅24岁。
当时，山坡上、水田中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友。由于天气炎热，当地老百姓只好将难以分辨身份的遗体就地掩埋。
后来，农民在这一带耕田时，经常在地里挖出子弹壳和成堆的白骨，于是将这里称为“白骨湾”。这些长眠在地下的尸骨，有不少是红军将士，只是他们的姓名已无法查证。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乡不在少数，后来大部分人再也没有与家里联系过，一点音讯也没有。”
说到这里，杜老声音哽咽了。
1936年4月底，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开始了残酷地翻越雪山的征程。抬眼望去，乌云贴着高耸的山顶。风越加凛烈，嘶鸣作响。那是玉龙雪山。这是杜宏鉴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时的杜宏鉴因为手腕受伤严重，已经接受组织委派，成为了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负责电台通讯工作。红六军团指战员绝大部分是南方人，缺乏寒冷条件下行军作战的经验。杜宏鉴出发时，因为天气正在转暖，大家已将棉装改成夹衣。翻越雪山时，只能是脚穿草鞋，身穿单衣，还好干粮袋里还有一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兑换来的生姜、辣椒。
当部队接近海拔3900米雪线时，积雪越来越深。21岁的他只穿了一件单衣，披着一块生羊皮，冻得瑟瑟发抖。嘴里的一截皮带来回嚼了一天，实在咽不下去，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了几根生辣椒嚼了起来，身上这才有了些许暖意。
他是嚼着辣椒和一截皮带翻过玉龙雪山的。部队进入雪线后，想象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由于积雪很厚，突击队员手拄木棍在前面探路，后面同志踩着脚印跟进，如果不这样，一脚踩空就会掉进万丈深渊。即使这样，不少战士还是不小心滑倒，掉进了大雪坑里，越陷越深，眼看积雪就要把人吞没。大家急中生智，纷纷解下自己腿上的绑带，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把遇险的战友拽上来。有的战士被雪埋了一下就没了踪影，想救都救不到。
为了尽可能多的战士安全翻过雪山，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大家采取手拉手的办法往上攀登，肖克、王震等首长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重伤员骑，轻伤员就拽着马尾巴走，不让一个同志掉队。经过近一昼夜地顽强攀越，红军部队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最终战胜了玉龙大雪山。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支部队的英勇顽强。
长征时期，电台对于部队来说是千里眼、顺风耳，作为红六军团无线电十七分队的指导员，杜宏鉴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部队每次宿营，都要架电线杆、接电线、开机联络。报务员的工作很辛苦，因为部队行军，他们要行军，部队休息，他们不能休息，不管怎么疲劳，都必须工作，必须与军团各部联系上，如果联系不上，大家就急得团团转。
杜老讲起了几个电报打败敌军一个师的故事。“长征路上。部队进入贵州境内，贵州军阀王家烈害怕红军攻打贵阳，调集了好几个师，气势汹汹地来阻截红军。此时，红军十七师正好在毕节县南面的将军领行军，情况万分火急。
在这紧急关头，我带领的无线电17分队及时架设电台，报务人员沉着地与各部队联系，将敌情及时、准确地报告给师部，师部又把上级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各部队。由于17分队争分夺秒，保证了指挥系统的畅通无阻，使指挥员及时调来了兄弟部队，在将军岭一代打了一个伏击战。将国民党的第二十师彻底打垮，并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从贵州进云南。在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部队，合编后往前走，部队就要过草地，草地无边无际，杳无人烟，还处处有沼泽陷阱。为了保证电台能够跟上大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党支部动员，我和战士们立下誓言：“与电台共存亡，宁可我牺牲，电台不能丢。”
然而要运走这些沉重的机器，不是几句誓言就可以完成的，要有办法、要有力气。草地人烟全无，大部队都断了粮，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一到宿营地除了少数战士值班外，几十个同志都出去挖野菜，回到宿营地后。将这些野菜放在破缸子里煮开，在放在瓦片上烤。烤熟、晾干、装袋，如果是遇急行军，大家就用这些干野菜充饥。日子久了，战士们的体质普遍下降。
我们17分队运输排有一位同志叫刘希武，永新人，30多岁，中等个子。他挑起担子，一头是发报机，一头是马达和天线，重几十公斤，但他从不掉队。部队一进入草地，他就生病了，但他很坚强，不愿放下担子。有一天，他挑担走了几步，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经过十几天的努力，杜宏鉴带领第17分队终于将完整的电台挑出了草地，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杜老讲：“因为我坚信，只要跟着大部队，跟着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共产党是救穷苦老百姓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对于胜利，我的信心从未动摇。”
正是靠着这股信念，一九三六年十月杜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也靠着这股信念，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陷阵、英雄杀敌。
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紅星功勋荣誉章。
1985年离休、1988年回到江西休养。
为庆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年2月11日，我专程到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采访老红军杜宏鉴，杜老今年巳100岁。
我到达干休所时，干休所正在进行慰问演出，我在礼堂见到了杜老，并送了一本我采编的（红星耀中华）书给他，我请杜老签了几张名信片送给新疆的冯建江。
演出结束后，杜老被请上台讲话，一百岁的老人思维清晰，言语洽当，受到参加演出的演员和观众的热烈掌声。
讲完话后，杜老又一字不漏地朗诵了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我陪他到办公室坐下，准备就他在抗日时期的经历采访时，他讲我到时写好寄给你。我陪他回家，走到新居，他敏捷地按了电梯上到三楼，在家门囗掏出钥匙，开门回到家。
我回到南昌不几天，就收到了杜老的（我随八路军120师359旅南征）的回忆录。
1944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发动了全面大反攻，美国、英国军队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将面临着最后的崩溃。在太平洋战场，美国、英国军队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日军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先后发动了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而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损失40余万人，丢掉了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大片国土和100多座城市，使6000万同胞陷入了日军铁蹄之下。猖狂的日军还乘胜侵犯了贵州，紧逼四川，威胁重庆，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收复了大片的国土，解放区的人口也从50多万人，发展和增加到90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找到正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359旅旅长王震，向王震交待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最近党中央准备派900名干部到南方去，路线是经河南先到新四军五师，再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因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想从359旅抽一名团长带上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王震旅长说：“抽一名团长和一个加强营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正像主席说的，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以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兵力是否少了些？请主席考虑。”
王震旅长回旅部后，立即与几位团长商议，大家都认为这次护送900名干部去南方，要通过日、伪军的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于是，王震旅长再次去延安，主动向毛泽东主席请缨：“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我愿自带部队护送！”毛主席思忖着说：“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喽。党中央研究一下，再谈。”
事隔仅一天，毛主席又找到王震。这一次毛主席并没有谈南下的问题，而是仔细询问和了解部队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了王震旅长的汇报后，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再谈了党中央的部署。
毛主席说：“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护送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共分成两个梯队，你带第一梯队先走，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这时，毛泽东主席严肃地分析了南征的两种前途：“一种是乐观的，即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359旅可以在华南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第二种是不乐观的，或者是残酷的……甚至可能全军覆没都不得生还，包括你本人在内！”王震旅长听到这里，表示：“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地完成任务！”
194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最后决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组成军政委员会，王首道任书记。下辖7个大队，全支队共计5060人。359旅还留下一部份干部和指战员作为南征的第二梯队，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任务，随时待机南下。
1944年11月1日，这一天上午9时，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上，举行了誓师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高岗检阅了出征的部队并讲了话，叶剑英、贺龙、聂荣臻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参加检阅了南下支队。
11月9日，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政治委员王恩茂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开始了南征。我随南下第一支队出征，取道南下，摆在南下第一支队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越过同蒲铁路（山西省大同市－－－山西省蒲州，现永济市）。同蒲铁路是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还有装甲车日夜巡逻，铁路两侧是汾河，西边有50公里的平原，毫无屏障。然而敌人又利用了天然的地理条件，在各重要渡口和桥梁两侧构筑有碉堡、岗楼。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支队领导在反复分析敌情、地形和各项利弊后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军委。当天，中央军委就复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南下第一支队决定绕开阎锡山的防区，设法从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越过同蒲铁路，即从平遥以北穿越同蒲铁路。这一段路在平原上约有75公里，加上出发地和宿营地要走一段山路，实际行程达到了90公里，而且必须是夜间行动。
为此，支队决定先派一支小部队在主力行动之前出发，先期绕道越过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太岳军区前进，把铁路沿线的敌机动兵力吸引过去，以便掩护我主力乘虚通过封锁线。
12月7日下午5时30分，南下第一支队分成左、右两路纵队，由离石县张家塔村出发，通过离－－－汾公路，过汾河，在敌隙中穿插而过。进入平川后天已近黑，拂晓时，当第二大队长陈宗尧率右路纵队冲上同蒲铁路时，从平遥方向突然开来一辆日本装甲巡逻车，连续猛烈地向二大队开炮。这时，王震司令员亲自跃上铁路，沉着指挥前卫部队反击敌人，装甲车狼狈逃窜。左路纵队为了掩护部队过同蒲铁路，派了一个班监视路边碉堡里的敌人。当后卫部队通过时，敌人猛烈开炮。突然，一颗炮弹落在监视哨前面，战士张振海扑了上去，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周围的战士。部队很快通过了铁路线，就在这时，平遥的日军又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冲过来猛烈射击。二大队的警戒部队迅速用炸药将铁轨炸断了几十米，迫使敌步兵跟着装甲车撤回了平遥。南下第一支队一夜行程90公里，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进入了平遥县东面太岳军区的玫瑰头、彭坡头、坡底地区。夜行程90公里，这样的行军速度在步兵史上也是罕见的。
南下第一支队越过同蒲铁路后，在山西省的茅津渡渡过黄河，进入河南省。部队稍进行了整编，将出发前的七个大队整编成三路行军纵队：中央纵队、右路和左路纵队。并将护送的干部分配到各大队任职。此时，南下第一支队南进行动已被日、伪军察觉，日、伪军企图沿途阻挠袭击，置重兵把守。
12月29日下午14时许，南下第一支队准备通过陇海铁路，左路纵队前卫第二大队在千秋镇东北地区，右路纵队第一大队在千秋镇北关附近。同时，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梧旧部乔明礼民军的阻击。我先头部队坚持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他们说明到敌后去抗日的目的，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是这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军，蛮横无理，反而打死、打伤我第二大队先头连10余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第二大队奋起自卫反击，很快将顽军打垮，俘虏7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挺，步枪70余支；第一大队也分别夺取了千秋镇的东门和西门，俘虏6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6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俘虏的伪军和枪支全部被移交给渑池县国民党县长上官子平，以表明八路军团结抗日的诚意。然后，南下第一支队迅速由千秋镇附近之峪口一线通过陇海铁路，进入宜阳地区。
1945年1月6日，当部队进入河南省鲁山县的黄沟时，日军已在许昌、漯河一带增兵集结，利用占据的铁路、公路，严密布防，层层堵截，妄图将南下第一支队消灭在这一地区。部队从鲁山县城东、西两侧向南运动过公路时，被一辆敌人的汽车发现，随即从鲁山县赶来的日军首先开火。我前卫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将日军击溃，当后卫部队通过时，日军又重新组织兵力还调动了7辆坦克和装甲车，以更猛烈的炮火扑过来。我第三大队长张仲瀚亲自指挥战斗，并命令坚决抵抗，掩护其他部队通过公路。在战斗中，战士杨正春用手榴弹炸毁日军3辆坦克后牺牲。三大队一营二连的加强排在排长严正祥的指挥下，击退日军的一次次冲锋，紧紧箝制了日军7辆坦克和装甲车，完成了掩护任务。但严正祥排长等18位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南下第一支队经过了78天的行军作战，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省的大悟山，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对于这次会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做了这样的报道：“一支保卫中国人民的武装，一支收复广大国土的武装，一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教育出来的劲旅－－－八路军南下支队，战胜了冰霜，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封锁和困难，到达了五省边区的基地，和新四军五师兄弟光荣而骄傲地胜利会师。这一会师，使五省边区有了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使华北、华中人民的武装连接了起来；这一会师，打击了敌人，减杀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气焰！现在五省边区不再是日、伪军夹击包围孤立的形势之中了。”
1945年2月14日，南下第一支队告别了新四军五师和鄂豫皖边区人民，继续向南挺进，在湖北省蕲春地区的田家镇乘着拂晓前的朦胧渡过了长江天险，胜利的踏上了江南的大地。2月25日，当部队正通过湖北省阳新和大冶之间的公路时，突然有三辆载着数十名日军的汽车疾驰而来。王震司令员命令第一、三大队少数部队参加战斗，要速战速决，主力部队则继续前进。日军很快被歼灭了，为了防止日军的报复，部队第二天提前出发，侦察分队刚走出几里地，就发现敌人正从三溪口方向直奔大田畈而来，前面有600余名日军，后面紧跟着800余名伪军，后面还有一队日军的炮兵。侦察分队回头报告已经来不及了，便鸣枪报警，采取了边打边后撤的办法。骄傲的日军依仗有大炮和先进武器装备，有恃无恐地直向大田畈猛扑过来。第一大队第二营营长何家严听到前面的枪炮声，立即令五连占领制高点，并观察敌情，要求五连坚决抵抗，同时，命令第五连第二排推进到主阵地前沿200米的无名高地上，同敌人打前哨战。第二排全体战士迅速占领无名高地，用步枪和轻机枪打击日、伪军，第二排连续打退日、伪军的三次冲锋，坚守了二个小时后，主动撤回了主阵地。下午5时左右，日、伪军占领了无名高地，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日、伪军重新调整了战斗布置后，又向第一大队的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第二营营长何家严命令第五连第一排配合从无名高地上撤回的第二排，在主阵地前山脚下早已挖掘好的阵地上阻击敌人。第三排作为预备队，继续在主阵地上加强工事，并以火力支援前沿。日军凭着武器优良，分两路攻击主阵地，日军先后冲锋10次，均被一一击退。天黑后，日、伪军见攻不下主阵地，又不断地增兵，并发起新的冲锋。敌我双方展开了阵地争夺战。午夜时分，王震司令员得到战报后，决心痛歼这股来犯之敌，他一面命第二大队驰援第一大队，一面命第一大队坚决消灭敌人。第一大队第二连连长朱新阳接到司令员的命令后，立即带领全连指战员冲向敌人。日、伪军原打算重新组织力量发起进攻，不料突然受到我第二连的勇猛冲击，顿时乱了阵脚，瞬间被第二连击溃，一部分敌人被压缩在一条小山坳里，第二连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连长朱新阳的刺刀被拼弯了，随即冲进敌群，手握缴获的日本战刀，上下挥舞，左右劈刺，一连砍倒8个敌人，自己也被敌人刺伤7处，最后中弹牺牲。与此同时，从驻地赶来增援的第一大队第一、第三连和第一大队的主力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冲锋。敌人伤亡惨重，仓皇溃逃。这一仗，共歼日、伪军400多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大田畈战斗，是南下第一支队渡过长江后打的第一场大仗，她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南下第一支队在鄂南地区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使日、伪军的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在鄂南分散的日军被迫撤退至长江和铁路沿线的市、镇附近，单个的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击。
鄂南根据地建立之后，由张体学率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团和第四十一团巩固鄂南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南下第一支队继续南下，进军湘北。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动员组织湖南人民的抗日活动，南下第一支队在鄂南地区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经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南下第一支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辖五个支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湘鄂赣边区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同时，发动了群众，发展、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给日、伪军以应有的打击。在此期间，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先后和日、伪军大小战斗130余次，毙俘敌人3000余名，收复大小城镇和乡村278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为执行中央的：“在粤北、湖南创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迅速继续南下挺进华南，于1945年8月18日，部队进入了八面山，八面山是湘东南的主要山脉之一，海拔2042米，地处资兴、桂东、汝城之间，是湘江、赣江和北江的发源地。部队入山以后，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山区人烟稀少，指战员们饿得走不动路，只得采些野菜、野果充饥，而敌人的包围圈日见缩小，形势十分严峻。
后得知日军投降了，时局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已不存在，国民党又集中了优势兵力全力对付八路军，继续在五岭地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为了避免遭国民党军的阻击，将不利变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要迅速摆脱目前不利的局面。王震司令员和王首道政委即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迅速突围，北上与新四军李先念部会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冲破封锁，摆脱堵截，巧渡长江，终于在1945年9月28日第二次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至此，“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番号被撤销，359旅的番号又恢复在我军的战斗序列中。359旅的指战员们踏上了北返的征程。
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10月挥师北返，与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会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粉碎了日、伪军的封锁，围堵与合击，抢渡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罗霄、五岭诸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铁路，转战陕、晋、豫、湘、赣、粤7省，共78个县，跋涉7920公里，浴血苦战100余次。虽未遇东江纵队建立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但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光荣而艰巨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一是直接支援了中原的新四军，沟通了八路军与新四军两大抗日主力之间的联系，同时声援了华南抗日游击队，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二是建立了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鼓舞了这个地区和南征沿途所经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是取得了对日、伪军作战的一系列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企图。四是向大江南北的广大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束对老红军杜宏鉴的采访，我们来到了老红军孟铁一的家，孟老原在江西省总工会工作，离休后在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居住。
老红军孟铁一是江苏徐州市荡山人，1922年出生、1936年12月参加革命。
孟老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告诉我说：“1936年我从学校放假回家，在汤山县接受到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思想教育，从而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当年我舅舅是保安司令，江苏省长韩德清是我父亲同学，党组织根据我的社会关系和特殊地位，要我当通讯员和联络员，由于附近几个县的县长我熟悉，他们要给我家送礼，要不然县长当不稳。我利用这些关系寻找到失散的党员和组织，并及时掌握到那些人叛徒或出卖了党的秘密。
日本鬼子占领我县后，地下党组织发展成为抗日游击队，我在游击队里搞宣传，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我们苏北后，我们游击队并入了一一五师，改为新四军盐埠区支队，在苏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1946年初，我们奉命到东北接管日本留下的地区，我在东北宽甸地区任农民协会会长、中心区委书记。
1949年南下，6月到达南昌，奉命参加南昌“八一革大“的筹建工作。
1951年我被调到九江地委土改委员会任秘书长、1952年调中南局筹办武汉钢铁学院、1953年回到江西省总工会任党组委员、宣传委员兼体育部长。
1973年退休、1982年离休。”
采访完老红军孟铁一后，我们接着对住在院内的老红军李成之进行了采访。
老红军李成之于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李老的母亲将他送到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又将他送到红军四方面军当宣传员。
李老在叙述他的经历时说：“长征我是随红四方面军出发的，到达包座后，我们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到达红原县时，我调到红二方面军担任廖汉生警卫员。我们到达西安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廖汉生回延安学习，我改做宋时轮警卫员。在参加了老营、鲁白山战斗时，我担任贺龙通讯参谋。
组织上调我去军官教导团学习，后集体转抗大七分校二期学习。
1945年学习毕业后，我被选去中央当张闻天随从警卫班长。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从河北到东北。
1947年借调到黑龙江佳木斯远东贸易公司当干部，后又在合江省委机关任协理员，云安大队教导员、政委。
1948年随部队进关南下，1949年6月南下江西，在宜春贸易公司任经理。
1951年我调南昌市贸易公司任经理、1952年又调九江国棉一厂任保卫科、基建科长，1956年回到南昌，任江西制药厂厂长半年就参加江西农药厂筹建工作。1957年又调丰城矿务局筹建任矿长。
1981年退休下来、1982年改为离休。”
采访老红军李成之后，我们离开九江市人民路干休所，前往九江市区老红军贺珍家进行了采访。
老红军贺珍于1912年出生在永新县才丰乡洲尾村，1929年参加永新地方游击队、1931年编入红八军，肖克任军长，贺老在游击队时任通讯员，在红八军时任卫生员。
1935年在给红六军团第16师周任杰师长换药时，他讲警卫员牺牲了，要他兼做警卫员。
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贺老到抗大第一队工作连做勤务工作。
贺老先后担任警卫排长、副指导员、冀东军区十三分区供给部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四川阿坝州组织部长。1959年转业回江西任萍乡钢铁厂党委书记。
采访老红军贺珍后，我们接着又对住在市区的老红军张玉梅进行了采访。
老红军张玉梅没有文化，也不善言谈，我简单地了解到张老1919年出生在山西保德县，1937年参加革命，安排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秘书处任服务员。
先在毛主席家带小孩，据说带的是小时候的李纳。后调到胡乔木家工作。组织上后来安排张老在延安抗大四大队后勤处任保管员。
解放战争时，张老在第四野战军后勤部五分部任保管员。
1949年南下在江西省军区后勤部任管理员。
从老红军张玉梅家出来，还有些时间，我们赶到九江市人民医院，我在干部17病房，见到了老红军李建发。
李建发是云南寻甸县人，1906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6年6月入党。
李老生性乐观、开朗，他天天手握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他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天天要听收音机，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
李老担任过延安三五九旅第七十一团管理员，济南军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一团连长，1955年在九江军分区任招待所长时退休。
从李老病房出来，护士将我带到干部16病房，老红军范炳炎住在这里。并告诉我说：“范老是江西省医药公司的离休干部，由于范老身体不好，不善言谈。”在护士的协助下我在和范老经过短暂的交谈，了解到，老红军范炳炎的一些情况。
范老1911年出生在湖南华莹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过战士、班长、排长、队长、医院政委等职。
看时间已过了下午5时，我赶忙到二楼42床，走进病房，老红军朱贤良正手持放大镜，坐在紧靠窗户的桌上看当天报纸，朱老见我们进来，放下放大镜，很热情地边招呼、边请我们坐。我看天色变暗下来，在交谈之前，我先拍了几张照片。
朱老是贵州赫章县人，1920年2月出生，1935年1月红军长征经过他家乡时，朱老报名参加了工农红军，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老先后担任过上饶县委组织部长、江西省交通厅政治处主任、江西省交通学校党委副书记、九江地委监察组代组长、九江地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九江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九江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我们采访结束离开医院时，天己经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