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1日上午 星期四 阴 江西泰和县 永新县
早上6点30分，我到车站了解去下一站永新班车时刻，这是我长期在外的一个习惯，得知每天有四班车去永新，最晚一班是中午12点正。我抓紧时间，回到旅社，拿起器材，坐上三轮车去老红军王泉媛家。
由于在南昌出发前，我已打电话给王老和泰和县老干局联系好了，所以到达王老家时。王老很是高兴，并说：“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说：“采访结束我还要去永新。”
王老接着说：“那么紧张呀，没来过泰和吧，到这玩一玩。”
我说：“谢谢，下次有空再来玩。”
王老儿媳这时端来了两碗面条说：“来吃早饭。”我也就不客气，与王老一人一碗边吃边聊了起来。
8点刚过，泰和县老干局小吴同住在隔壁不远的老红军钟林一起来到了王老家里，给我采访带来方便。
钟老是四川仪陇县人，1934年15岁的她参加了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直从事医护工作。1935年参加了长征。
爱人是泰和老红军，离休回到家乡，钟老与爱人一起回到江西泰和县。钟老不善言谈，文化也低，最后请她签个名，她都十分困难。
王泉媛的性格就不太一样，口材特别的她，不愧是当年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记忆也特别强，对于当年的人和事基本不忘。
通过采访，我深深地了解了一位女红军的传奇人生。
1913年，王老出生在吉安县敖城乡泸富村一户姓欧阳的穷苦人家，父母盼望女儿将来能生活的全全圆圆，取名为欧阳全圆。11岁那年，为了一家人活命，王老被同乡的王家用四石谷子买去当童养儿媳，改名为王泉媛。
1930年，曾山同志领导了“敖城农民暴动”，王老积极参加了农民暴动，对家庭的阻拦和未婚夫用结婚的方法想栓住她的目的落空。
王老说：“有这样好的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为什么不去参加，你革命我就结婚，你不革命，我结了婚也会走的。”
由于她的工作积极突出，暴动后当上了乡少先队队长、乡少共妇女主任。1933年调吉安任县少共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3年12月被推选出席中共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期间，王老派去兴国县参观，兴国是毛主席提写的模范县，在兴国县参观一个月后，回到瑞金参加大会闭幕式，会后，毛主席提出将湘、赣省干部送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高级班”学习，各省五人，湘、赣省人多选了一人，共六人，其中刘俊秀、尹之进、尹仁贵、李芳远、王泉媛和莲花一个儿童，由于王老是文盲，上课别人做笔记，她只能用心记，考试别人用笔答，她只能用口语答，董必武是学校校长，考试不及格的在张榜标上得乌龟。王老去找董必武问字，董必武就指派一个同志教王泉媛学文化，规定每天学两个字，学了五个半月后，王老也能看一些报纸、杂志了。因为反国民党五次“围剿”形势紧张，本来预计2年的学习提前结束，王老被分在少共中央青妇部任妇女委员兼干事。
长征前，王老在西江县（现于都县）做扩红工作，晚上开会时接到通知，要她赶紧回瑞金，她连夜跑步往瑞金赶，到瑞金后，敲开了刘英的门，刘英叫她填一张表，告诉她明天早上吃了早饭去卫生部报到检查身体。有15个女同志在那检查身体，12个检查合格的有李白招、钟月林、邓六今、危秀英、吴福莲，吴中连、王泉媛等，董必武任妇女工作团团长。1934年10月12日妇女工作团从瑞金出发，过于都河开始了长征。
妇女工作团跟着总卫生部一道前进，白天她们还要负责与路过沿线的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少数民族政策、找粮食、打土豪、请挑夫、请担架夫。妇女工作团有五副单架，三个伤员，两个女人，一个是贺子珍，一个是邓颖超，宣传和找挑夫、担架夫是由钟月林，邓六今、吴福莲、王泉媛负责，危秀英负责照顾伤员。
王老说：“有一次在湖南行军时，在山路上行走时遇敌人飞机扫射，为了引开敌人飞机，保护大部队，我就往反方面路上来回跑，将飞机引开，来回跑了十几里路，飞机可能是没有子弹，飞走了。我赶紧返回驻地，部队已陆续出发了，我赶上部队后，她们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把刚才经过讲给她们听时，有的姐妹说：“你打乱话。”
在广西部队打了一仗，伤员很多，白天要照顾伤员，晚上要行军赶路，请来的担架夫脚被划去一块大皮，王老赶紧带她把肉扶上，用绑腿捆住他的脚止血，并上山找来草药用口嚼碎盖上，他不能抬担架了，王老顶替抬了五天担架。有二天一夜没吃饭，又要抬担架，看见地上有饭，想捡起来吃，又不敢放担架，因为敌人追得紧，是与敌人在赛跑，有时过敌人封锁线，是掂着脚尖抬担架走，走到山口，看见红三军团在对面山上过，妇女工作团在山沟走，为赶在敌人前面去，五里多路是抬着担架跑过去的，第五天，王老碰见了何长工。
何长工见到王泉媛说：“小鬼，你还在这里。”
王泉媛说：“何政委，挑夫受伤了，我只有顶替来抬担架。”
何长工说：“你要跟上部队，我们在前面走，不要掉队。”
王泉媛抬着担架跟着何长工他们走，要不然掉了队就有生命危险。
在过金沙江的前一天，蔡畅叫王泉媛到对面村里去看看，找老百姓家将三位重伤员寄放下去。待王泉媛从村里回来，衣服和包袱不知被谁拿走了。
1935年1月，长征部队到达遵义。在这座古老的小城，王泉媛第一次品尝到了爱情的甜蜜。王泉媛和保卫局的王首道擦出了爱情火花。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时，王泉媛就认识他。现在两人都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真，金维映觉察到了，第七天，接到命令，部队明天开拔。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三个大姐就走了，把门一带。就关着我们自己在那间房里。王首道就提出来。就说我久久地就对你有意思。但是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说一句话冇关系，在三位大姐的关怀下，他与王守道结为夫妻。当时王首道刚到27岁，王泉媛刚满22岁。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路上不准谈情说爱，结了婚的不准怀孕，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从遵义出来后，王泉媛很少与王首道相聚。两人依依惜别时。王泉媛将自己亲手打的一双草鞋送给了丈夫。他们谁也没想到，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上级将王泉媛从工作团调出来做地方工作，共六个人，刘英、李坚贞、蔡畅、阿贞、王首道、王泉媛，地方工作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工作结束赶上部队。当时红军准备过长江北上，湘、川、黔三省国民党调集百万军队死守长江，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红军为甩掉尾追的敌人，四渡赤水到达四川，过大渡河，准备在地方成立县特委，王首道任持委书记，王泉媛任团的书记，组织游击队开展地方游击工作，后来毛主席说：“这样做不行，回部队。”
翻过夹金山后，毛主席要求说：“你们搞地方工作的要学会藏语。”
采访中，王泉媛还能讲几句当年学的生活常用藏语。红一方面军到达两河口后，王泉媛他们忙着搞粮食，迎接后续部队。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到前面去后，她们也往前走，毛主席要王泉媛、吴福莲留下来等后面部队。在两河口前面60里的地方，粮食被前面部队买去了，我们只好挖野菜吃，吃了两个多月左右，前面毛主席和张国焘在毛尔盖会议上意见不合，张国焘搞分裂，毛主席带着右路军已北上，张国焘下命令在后面的部队全部到阿坝集中，王泉媛与总卫生部干部连、收容队也到了阿坝，在阿坝开会时，王泉媛病倒了，住了五天医院。部队反过来南下，过草地，又重翻夹金山，到了1936年元月份，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发来电报，已经建立根据地，要求红四方面军北上。
2月份，部队损失较大，在无奈之下，张国焘只有重新北上，红军又翻夹金山、党岭山，党岭山更难翻，雪厚、山高，只能中午11、12点钟过山，其它时间不能过，很危险。下山后，部队打开了道孚县，继而进军甘孜，王泉媛受命到甘孜州的道孚、庐霍县做群众工作。
王泉媛在庐霍找了一个道司，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可以讲两种语言，她协助王泉媛两个多月发动群众与土司作斗争，她藏语水平也有了提高，在工作中，她发展了40多个共青团员。有一次，接到上级通知，要王泉媛带40多名共青团员前去甘孜开大会。在路上，被当地寨子的藏族老百姓围住，当时，双方都有枪，相互对峙着，如打起来，双方伤亡都会很大，王泉媛用藏语上前与之交涉，并用手势与之交流，解释党的政策。第二天，寨子里的藏民扛着红旗欢送我们的部队。
会议结束后，上级要王泉媛带二位同志一道去迎接红二、红六军团，陈昌浩爱人张琴秋对王泉媛说：“小王，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很艰巨，前面派了两次人去，被藏民杀了，你群众工作做得好，又能说些藏语易沟通。”
王泉媛就叫当地县长同去接人，并要买粮食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用，当地很多藏族群众也说要同去，我们一行就出发了，在过山时，县长用口语叫了一下，没有受到阻拦，就过去了，下了山在那里买粮，同当地藏民联系。第二天，藏民走了，王泉媛他们一行不知藏民去干什么了，心里紧张害怕起来了，他们分析要么去叫人来对付我们，要么去帮助买粮食。隔了一天，他们来了几十个人，背了几千斤粮食，大家高兴地感谢藏民，等了两天，红二、红六军团来了，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王泉媛都认识，贺龙第一次见面，贺龙说：“小鬼，你干得不错。”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1936年7、8月间，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总卫生部编入西路红军，将1500多人组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检查身体不合格的和年龄小的有200来人去了陕北，留下了1300多妇女编入了“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妇女先锋团下设三个营、九个连，任命王泉媛为团长、吴福莲为政委，她们两个提出都想去陕北，因为离开中央红军太久了，还真想念的，也可以到延安学习。张国焘把她们想法推到了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那里，陈昌浩很生气地对王泉媛说“还是共产党员吗？”这一句话，让两人四眼茫然无语以答。
九月份，刚渡过黄河的“妇女先锋团”就打了一个胜仗，在一条山消灭敌人一个师，缴获了700多匹骆驼，并组织了一个国民司令部，在经过马步青防区时，与马步青（马步芳哥哥）商量说：“我们红军借道路过北上抗日”。马步青没有打一枪。而蒋介石命令马步芳一定要消灭红军，“先锋团”到达永昌后，得知蒋介石被张、杨扣押，“西安事变”发生，大家很高兴，从此可以一心抗日了。
在永昌休整了几天，红五军团到了高台县，马步芳骑兵与红五军团打了几天，最后展开肉博战，青年部长蒋济华带领一个团冲出重围到达永昌，喉上负伤过重牺牲了。“先锋团”赶紧往柳园出发，第30军已到达张掖上边，马步芳骑兵将第30军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第30军和红五军团遭到重创，第9军也在柳园打了几个月，总指挥部设在此，徐向前、陈昌浩都在这里。
由于补给缺乏，枪弹打完了，部队只有撤到南山，“先锋团”也被马洪逵骑兵师包围在林泽县城，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战，“先锋团”在柳园一边掩护西路军供给部，一边与敌人周旋近两个月，真是弹尽粮绝，经中央同意，西路军决定分散突围，少数主力继续西进。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徐向前提出由谁为西进部队担当掩护诱敌任务时，王泉媛主动接受任务并说：“妇女先锋团打仗是战士，撤退时可以化妆成老百姓”，得到了总指挥徐向前的同意。
接受任务后，“先锋团”的千余名官兵每人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将马步青追兵吸引到梨园口，王泉媛命令部队节约弹药，敌人近了打了第一次排子枪，当敌人在30米内时，扔出了手榴弹，王泉媛沉着指挥，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由于距离太近，敌人发现全部是女兵，就听见敌人叫喊：“不要打了，她们都是女的，抓到做老婆”。
“先锋团”已弹尽粮绝，敌人蜂拥而上，拉的拉、抬的抬、拉不动的、受了伤的就用刀捅死，当场牺牲和被俘的有六、七百人，讲到此时，王老眼里已满含泪水。
王泉媛个子大，力气也大，当两个敌人向她逼近时，她打倒了冲在前面的敌人，带领三百女兵和几十个少年先锋团小战士逃脱出来，分散打游击。
当时天降大雪，王泉媛杀了自己的坐骑将马肉分给大家，在山上坚持了一个多月。
1937年4月底，王泉媛没能逃出来，落入了马步芳骑兵的手里，并被认出了是先锋团长的身份，马步兴一会儿要认王泉媛为干女儿，一会儿要给她找丈夫，她宁死不从，还和受伤的吴福莲策划鼓动40多位姐妹找机会逃出去。计划泄露后，马步青十分恼火，将王泉媛“赏”给手下性情最残暴的工兵团长做小老婆，不从就打，好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王泉媛一度想到了死，在关押了两年之后，在同情者的帮助下，于1939年3月19日深夜，王泉媛逃出了摩窟，一晚上疾走90多里，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对王泉媛说：“第一年回来就收。第二年回来就审查。第三年回来不收。你现在恰恰是三年了，不能收了。上面现在有指示”。
王泉媛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讲：“不收我，我现在是从老虎口里逃出来。我到这里，你们不收我。我怎么办？”
他说：“你们还是回家吧。”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同志拿了五块纸洋给我。拿给我的时候。我说：“你拿这个钱给我，敌人打死我，我都不掉一滴泪，今天到了这里，我找到组织的时候不接我，我心里实在难过得很”。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讲：“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说：”好，我也不强求，没有办法，我不能强求，我只能对你们说。你以后呢对上面汇报一下，现在西路军还回来一个这样的人。”
由于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无法与组织联系上，要回延安的希望破灭了。
面对敌人的刺刀、毒打也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红军女团长，在自己将回到母亲身边希望破灭后，大声哭诉妇女团的壮烈，申诉要归队的理由，一切都无济于事，过了些日子，王泉媛怀着一丝希望再次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因国共合作被破坏，办事处撤离了。绝望中的王泉媛决定暂回家乡，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一路乞讨，帮人家干农活历经两年多，于1942年回到了吉安。
回到家乡的王泉媛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党的人，村里恶霸说她是“土匪婆子”，逼得她无处安身。王泉媛仍顽强的活着，她常在路口以卖糍粑为幌子，暗地里向南来北往的人打探有关党组织的消息，泰和解放的那一天，她头一个站出来带领老表欢迎解放军，先后被乡亲们推选为村里生产队长、妇女主任、保管员，村里烧炭，她一人看守七孔窑，冬修水利，她一条扁担两头四个簸箕，从早到晚，能挑140趟来回，赛过男劳力，她当敬老院长14年从不要工资，72岁时修村级公路，大年初三就出工了，北方来人调查，还是在工地上找到她的，她终生未育，但他儿孙满堂，至今在她身边的儿媳还是她抚养的……
几十年里，王泉媛一刻也没有放弃做党的人，她找过历届组织部长，县领导，找过江西省委，找过中央，找过红军时期的西路军老战友，老领导，目的只有一个，恢复党籍。
1985年，王泉媛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很快获得批准。
更令人欣慰的是，八十年代未，曾与王泉媛在长征中三过雪山同被而睡的康克清大姐及老战友王首道找到了王泉媛，给予了关心。1989年8月26日，江西省委组织部6号文件明确记载，王泉媛同志的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工龄从1930年4月算起，并给予了应有的待遇。
2007年，王老给我来信，并附了吉安市委组织部通知：“根据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重新确认老红军王泉媛同志党龄问题的通知）（赣组人字［2006］90号），经中组部同意，重新确认王泉媛同志的党龄从1934年2月算起。
王泉媛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幅照片说：“这是我们一些老战友的合影，这位是驻苏大使刘晓的夫人、这是曾山夫人邓六今、这是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这是在北京钱希钧家老战友会面的照片……当我们看她与养女在北京与老战友王首道及其子女的那张合影时，王泉媛眼中流露出一种幸福感。
采访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快11点了，老干局干部吴仁原说：“我们局长讲了，采访结束中午去局里吃饭”。我说明了情况，表示了谢意并说：“下次展览时再来。”
（2015年12月在井冈山参加延安精神研讨会结束后，我下山直接到泰和县城，10点钟来到了老红军王泉媛家中，较为详细地重新对王老进行了录像采访，至下午五点才结束。）
当赶到旅社拿好行李到车站时，离开车还有15分钟，我在车上买了小贩送上车的三元的盒饭，也就将就了一餐。
汽车开出泰和车站，就我一位乘客，走了几十里路才陆续上来了几位乘客，下午3点30分左右，汽车开进了永新县城。
走出车站，打了辆摩的，司机在城里来回转也没有找到永新县老干局，后经打听，在永新县老街巷内找到老干局，老干局唐开榜同志当即陪我前去医院采访了老红军汪波同志。
汪波于1916年出生在永新县文竹乡，1931年参加红军，在红六军团当战士，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部队离开永新县，按中央要求向湖南境内转移，年底在贵州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会合后的部队在湘西集结。
1935年，由于斗争形势需要，部队离开湖南，分别从大庸、永顺县出发，正式迈上了长征路。
长征路线基本按中央先前路线，过金沙江、翻过雪山，到达了川西藏民区，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胜利到达陕北会宁。
汪老先后担任过卫生员、卫生队长、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冀北分局后勤部政委、卫生部政委、华南军分区直属分局政治部副主任。1960年回老家休养、1983年离休。
汪老并提供他亲家也是永新老乡，老红军汪森林离休后在广西柳州居住的信息。
由于医院条件不便拍照，汪老提出晚上到他家中拍照。
时间还早，我与唐开榜商定赶往老红军刘炳先家中采访。
刘老住在永新县城南路，一栋老木式结构的小楼，前后都有院子，老人头戴一顶无沿八角帽，穿一件兰卡仉布中山装，手柱一根拐杖站在堂屋中，见我们到来很高兴，我们就坐在堂屋里聊了起来。
老红军刘炳先1916年10月出生在永新县莲塘花溪村，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在湘赣供给部护卫排当战士，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老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年永新有第16、第17、第18三个师，原独立师改为第17师，肖克任师长。王震是在第二次苏大后来到永新，任弼时任党的领导。
1928年，朱德与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后，来到我们花溪村，给我们儿童发红领巾，给老百姓发肉、发粮。后来红军上山去了，国民党又来了，来来去去反复了好几次。因为花溪这里地形地势好，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部份，有九龙山和棋盘山，是红军打国民党埋伏的重点地区。有一次，毛主席亲自在花溪把党员集中起来，打了国民党的埋伏。一般红军白天在山上，晚上就出来。
根据中央命令，1934年8月，我们红六军团从永新油田出发，向湖南、广东经广西到贵州。1935年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合，由于当时通信不畅，第17、第18两个师半个月后才会合，红军为配合遵义会议召开，将湘西七、八个县都解放了，常德差一点被我们解放。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了长征，长征起初部队往东边打，走成像打回江西的假相，转而调头往贵州打，进云南、渡金沙江，到四川后，部队储备了粮食、辣椒，做好翻雪山的准备。在甘孜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领部队接我们，还开了联欢会，部队休整了一个月，红六军团改为两个师，一个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另一个是第17师保留了，师长是贺庆积，我在模范师任排长。
在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准备十斤炒面粉，在草地行进中还是没有吃，红四方面军走在前面，粮食、牛、马都吃掉了，我们在后面走，捡他们扔掉的牛、马皮吃，连皮鞋都吃掉了。走出草地后，当地老百姓送来了三十来只耗牛，解决了我们吃的问题。
在甘肃哈达铺，我们打了几仗，解放了几个县，缴获了很多物资，还有电台。在战斗中我负了伤，身体不好，在去陕北的路上敌人堵卡子，是张学良的部队，他们见是红军，就朝天打枪，让我们过去。我们顺利到达陕甘宁边区，到了宁厦后，伤病员全留在一个小县城休养。
西安事变后，我们团政委来接伤员到庆阳县，我回到了政治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的警卫员。
1937年在西安边上的富阳、桥里廓等地开办了训练班准备抗日。8月，我们改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到山西燕门关负责堵截日本进攻，配合打平型关战斗。我们在郭县、阳明堡等地还打了了日本飞机数架。部队调到河北后扩大了很多，称号为第七一九团，我担任侦察工作，与冀南自卫军会合后改为冀南自卫军，第七一九团编为一个军，永新籍的贺庆积为副司令员。
1939年中央将第三五九旅调回延安，第七一九团驻扎在米脂县，我任第三营副营长。后我调旅教导队二队任队长，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4年12月，党中央决定抽调第三五九旅一半人去广东、江西、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广东边界上，国民党不让我们过去，要进广东就要消灭我们，正好此时中央来电，告知日本鬼子投降，要求我们南下部队返回中原，到大别山与李先念部队会合。
1946年国民党30万军队围攻中原，李先念、王震组织中原突围，黄树声带左纵队从铁路突围，我当营长，跟着黄树声一起走，还要掩护机关突围，在渡河时，受国民党袭击，留下一个连没有突围出去，我们与当地游击队会会后撤退出来，部队全部去了东北，我没有赶上部队，一个人掉队失去了联系，我只好讨饭回到永新老家。我回到家乡后，把永新地下党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吉安、安福，进攻莲花县，永新解放后回到部队”。
刘老1952年调井冈山拿山区任区长，后调回永新任县大队任队长。在南昌学习文化回到吉安后任吉安县武装部长、兵役局副局长。
晚上，按约定我直接前去汪波家中进行了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