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7日 星期四 江西省军区宿舍区
昨天采访老红军胡定千将军时，得知江西省军区还有几位老红军，今天一早我找到南昌市二纬路老红军刘云辉家，服务人员告诉我说：“刘老不在家，到四纬路老干部活动中心去了。”我前往老干部活动中心，在此见到了正在下棋的老红军刘云辉，刘老听我讲明来意，就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接受了我的采访。
刘老1915年出生在兴国县高兴圩，在参加红军前，担任过儿童团长、少先队队长、乡团支部书记。并组织青年支援红军反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红军在苏区扩红，他带领28名团员参加了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当过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国民党的第三、四、五次“围剿“战斗。
1934年10月，刘老跟随红五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刘老回忆说：“长征中，我们红五军团负责整个部队的断后，掩护中央军委和前面部队撤退，基本上每天都有战斗，我一路上参加了湘江战斗、抢渡大渡河战斗、四渡赤水、金沙江等战斗。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
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延安。
1936年底，我在渡黄河时，在黄河边战斗中受了伤，被担架抬到荣阳镇一一五师留守处医院治疗。留守处撤销后，我回到延安，在延安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团长。当年，为响应毛主席“丰衣足食、开荒造田”的号召，我们团开了很多荒山种地，收了很多粮食，在我们离开延安上前线时，有几十窑洞小米等粮食送给了地方上的老百姓。
1945年，鬼子投降后，我们派往赤峰接管，我任第十八旅第六十六团政委。1946年，我任军分区警备团政委。
辽沈战役开始后，国民党派三个师增援东北，我在黑山边上的一个叫腊子山的地方阻止敌人，当时任第一六一师第一八一团政委。在这次战斗中，我被炮弹炸成重伤，经过这次阻击战，全团1600多人，战斗结束只留下了不到500人，打了三天三夜，将增援的敌人阻止在锦州以西，保证了锦州战斗的胜利。
1948年，我参加了平津战役，我们部队进驻北京后，平津战役结束，我率部队南下，我们161师到达江西宁都，161师是独立团，解散分到地方，我在军分区政治部任副主任，后调军政干校任主任、公安总队第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组织上派我去武汉学习文化四年，回来后任抚州军分区第一副政委、赣州军分区第一副政委、1961年调南昌军分区任政委、1971年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离休。”
在江西省军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采访老红军刘云辉时，遇到了老红军张元和，我接着继续采访老红军张元和。张老儿子张铃军也是摄影家，和我还是好摄友，张老听了很高兴。
1920年11月，张老出生在宁夏海原县草埸村（原甘肃省1953年划归宁夏）。
张老讲述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1936年3月，红军经过我的家乡，看到红军帮助穷人，我就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分在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队当战士，后调营里当通讯兵。
西安事变后，我调去当卫生员，在家学了三年冬学，没有多少文化，我提出不干卫生员，又去当通讯兵。国共合作抗日后，我们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整编成八路军改为一一五师第六八七团。第一仗打平型关时，我在营里当通讯兵，平型关大捷后，我下连队，在第四连机枪班扛机枪，参加了沂州、张店战斗。张店战斗打得很艰苦，我们守山头，日本鬼子进行了三次进攻都没攻下，主机枪手牺牲了，弹药手负了伤，我一个人端起机枪站走来扫，敌人最终没有攻上来，我们一个排向侧翼阻击敌人，营里调了一个重机枪排上来，打了一天一夜，将鬼子打退了，缴获了敌人机枪、马匹、饼干等物质。
当时敌人是准备前去占领长治，碰到我们被打得退了回去，还被追击了二十多里，我团与其他部队一道，粉碎了敌人对山西的围攻。后来，我们奉命转到河南武怀县，粉碎敌人铁路封锁，打通南北通道，进行中原游击战。
后随着战局变化，我们部队又返回山西，在高平、阳平等地进行游击战，我由班长升为排长、连指导员。在高平战斗中，我缴获了鬼子的马、枪和关东刀。这些东西一直在我身边，用到我当副团长还在用。
在河南时，有一股地方武装，上级要我带副指导员去与他们谈判，我对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要求他们枪口对外打鬼子，在我的宣传下，争取过来了100多人，其余的保证做到虽不收编、但不扰民、同抗日、互通情报、联合对外。后来我派了一个联络员到他们队伍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收编，成立了一个独立营。
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伤好后我调到黄克诚部下任组织干事，成立东进支队时，我调了过去，东进支队又叫黄河支队、挺进支队，从山西到河北、山东、江苏一线，最后在安徽蚌埠以东地区抗日。
“皖南事变“后，我们到江苏改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驻扎在江苏淮阴地区，主要在苏北、山东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5年我任副教导员，组织上调我去中干队学习，8月，日本鬼子投降。我毕业回到部队，主力部队已去了东北，我留在淮海军分区第三团第一营当教导员。后来一、二、三团为一个旅，负责接收伪日政权的铁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部队改为淮海军分区独立旅，后改为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渡江战斗打响前，部队归第三野战军管理，为第30军第89师。
1949年部队南下，渡过长江后，我们占领杭州，从沿海打到川沙，再打上海。上海解放后，我调第八十八师驻扎在上海祟明岛，任第二六二团团长，当时在岛上训练解放台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随部队于1950年11月入朝参战，分在第26军。在朝鲜我参加了二次战役，守上甘岭八个月。1952年回国在胶东张店，莱阳任师参谋长，后组织上派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三年，回到第26军第76师任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师长。
1967年随6011部队调到江西，1969年部队归江西省军区管理，我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军分区司令。1979年离休。”
2012年春节期间，我同张老大儿子张大军一道前往赣南采风，晚上闲谈中，大军告诉我，文革时，原6011部队来江西支左，是当年由周恩来总理决定的，详细情节我父亲很清楚。
回到南昌，我专程去拜访了老红军张元和，由于之前张大军与父亲有沟通，所以采访很顺利。
张老说：“1967年7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到北京接受任务，接受什么任务心里没底。当时，全国十个战备值班师，我师是其中之一。
到北京后，原来是通知两个师来北京，除我们济南军区的6011部队，还有广州军区的111师。北京的飞机是在山东莱阳机埸直接接我与军副军长同去的北京。
到北京后，先安排住下，第二天吃了早饭通知到京西宾馆会议室开会。当我们赶到京西宾馆会议室时，周恩来总理己在，正在接见江西的代表，我们和111部队与江西代表在一起接受接见开会。
开会前，总理问在座的同志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里人、什么时候参军的、在那个部队、现在在那里工作，总理一一都详细询问了。
当时，参加接见的首长还有肖华、杨成武、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江西省军区吴瑞森、还有江西省革委会，广州111部队的同志。
我与副军长正好座在周总理的正面，总理问我时，我说我叫张元和，是甘肃海原县人，现任6011部队师长。肖华说：“你那地方好苦啊！没有水吃，干旱历害。”总理问我“你带多少部队去”。我回答说：“八千来人。”总理面对刘培善和吴瑞森说：“好大的力量啊！八千人，人员不少。”
总理了解了情况后，介绍了江西武斗现状，那个地方怎么打，打的程度，如何制止武斗的办法作了交待。
第二天，原定九点整在京西宾馆会议室交待任务，我们准时到了会议室，等到中午快十二点了，周总理还没来。有人说先去吃饭，也有人说总理没来不能去吃饭。
在这之前，总参作战部王部长同叶剑英先到了会议室，叶剑英当时管军队，王部长请叶帅讲下部队布置。叶帅说：“总参决定了就行了，要我说什幺呀！”王部长说：“我们怎么能定呢？叶帅你来定。”叶帅在地图地看了看简单说了下，但还未最后定，叶帅说：“等总理来定。”
快一点时，总理赶过来了，他讲：“我在接见被拖住了，抽不出身，我和大家一样，也没吃饭。”总理把地图翻开来，亲自布置那个团在那里。广州111部队好像放在赣南，后来广州军区换了另一个师去。
在定到师部驻地时，江西省军区吴瑞森建议驻在江西师范大学内。总理不同意说：“学校大乱了。”选来选去，最后选定在青云谱江西省军区教导大队内。
总理定完后说：“我报主席批，同意了明天通知你们。”
当时问我几天能出发。
我说：“一个星期。”
总理说：“不行，三天就要出发。”
第二天，总参通知我们过去，我们赶到总参时，总参首长告诉我们说：“主席已经同意了，你们三天出发到江西去，飞机己安排好，在南苑机埸，你们立即回去准备。”
我当即打电话给师部，通知党委成员在家等候，一到就开党委会。中饭都没吃，从北京南苑机埸乘总参安排的飞机直达莱阳。
老红军张元和1920年11月出生宁夏海原，1936年3月参加红军，10月参加红军西征。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平型关战役、山城堡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任淮海军分区一团三营营长，华东野战军104团副团长；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济南、解放淞沪战斗。
建立新中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二十六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团长，二十六军特务团团长，后任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师长，战争中6次负伤。
1969年，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务区司令员。1983年12月离休。曾被朝鲜人民政府授予独立自由勋章；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八一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2015年9月，作为江西省唯一抗战老战士代表赴京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下午，我在江两省军区宿舍区寻找老红军周良贵的家，前前后后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正好又走到老红军胡定千家门口，迫不得己，只好找胡老帮忙，胡老听我说找不到周老家，他叫公务员带我去，叫了几声没有回音，他说：“公务员外出了，我带你去。”我忙说：“不用、不用，你都九十多岁。”“没事的，走吧。”胡老说着两手反背在后巳出了门，我背着设备跟在他后面朝周老家走去。路并不远，左转两弯在小胡同进去里面第一家就是周老家。胡老敲了敲门，门开了，胡老说：“这位同志要采访你。”周老说：“请进来坐。”我刚进门，胡老转身说：“我不进去了，你们谈。”说着人巳往回走了，我望着他背影由衷地敬佩他。
坐定后，周老爱人倒了茶放在我边上，我听周老谈起他革命的经历说：“我是1914年6月6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我家是雇农，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九岁就帮人放牛找饭吃。
1933年红军来到我的家乡，在观察后知道了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任，在8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十二师第八十一团特务营当战士。。当时我们营一杆枪都没有，全部是梭标。1934年我们从通兰坝退到松藩边，胡宗南部队占领松藩城，与我们红四方面军对歧了半年多。
我们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人少、编制不齐。在毛尔盖附近我所在的第二九四团第二营编入了红一方面军又叫右路军。翻雪山时我是在红四方面军，编入了红一方面军就开始过草地，走出草地后第一仗打腊子口，我们营参加了战斗。
1935年10月25日我们到达了吴起镇，稍微修整了一下，在吴起镇边上三道川，就对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马匪骑兵贺之贵军狠狠地打了一下，取得了到达陕北的第一次胜利，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对艰苦长征的红军是很好的补充。1936年在陕北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与刘志丹部队会合后，中央军委驻在保安县（现志丹县）。
1935年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向陕北进犯，在直罗镇的地方，毛主席亲自指挥刘志丹、徐海东部队联合作战，全歼了进犯的东北军一个师，师长也被俘了，其余俘虏兵补充在红一方面军，枪械也缴了很多。这时，红一方面军就壮大到了二万多人，东北军退缩到西安，根据地扩大了很多，中央准备打山西的阎锡山。
1936年春节一过，我们东渡黄河攻打山西，国民党增加了几个师，我们只好先撤回延安，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半旅，在直罗镇被抓的东北军师长放回去了，党中央加紧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促成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国民党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我当时任排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我在第一一五师笫三十三旅笫六八五团，杨德志任团长。打完平型关后，我们就在山西境内的晋西北、晋东南一带抗日。
1938年部队扩大了，团成了旅。我们奉调前往山东、安徽、江苏交界地区抗日，最后驻在苏北地区。部队也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部队发展到四个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八路军也管，苏北陈毅也指挥，黄克诚为师长，我巳任营长。
抗日很艰苦，一直坚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部队奉命上东北，当年11月我们到达东北西满地区参加接管工作。
解放战争我们在东北打得很艰苦，到东北正好进入冬季，我们穿的小棉袄不抗冻，在零下四十度，我们十一个师打下靠山屯，第二次打下了陈子街，在战斗中很多南方人冻伤历害，有的耳朵、鼻子冻掉了，有的脚在皮鞋里冻得拿不出来，我在这个时期巳任团长。
辽沈战役开始时，我正在双城县学习，开始打锦州时，我学习结束，我带着警卫员找到部队要求参战，但没赶上，我后来参加了平津战役。我主要打天津，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天津当时吹嘘三年打不下来，，工事坚固、地雷遍布，因为辽沈战役我们缴获了大批国民党的美式武器，只用了三十个小时，就把天津打开了，平津战役结束后，我参加了渡江作战，南下到广西，参加了广西战役和剿匪，后在广西百色军分区任参谋长。
1952年担任广西公安纵队参谋长。1953年派去武汉速成中学高干班学习。1955年学习毕业，调任江西省军区南昌军分区副司令员。1958年调任宜春军分区司令员。1969年调江西省军区任副政委。”
采访结束时，见我收拾器材准备离开，周老夫妇对我说：“胡老资格老、年纪大、最朴素、平易近人，一直保持老军人的优良传统，受到大家的尊敬，年年被评为老干部支部优秀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