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2日 上午 晴 星期二 南昌市京山新街147号
在京山新街新建的高层宿舍最西头，有一个小院，虽然年代较久，但铁门内的水泥地上却洗净如新，柚子树后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老红军赵君的家。
80多岁的赵老，鹤发童颜，瘦矮的个子，瓜子脸上目光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带着笑意，给人一种随和亲近感。
得知我的来意，老人拉开了嗓门与我聊起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共产党”。
赵老说“今年多少岁，我自己也不知道，父亲死时，我才2到3岁，不懂事，跟着哥哥放牛，80年代初，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派出的同志要我填写出生年月，我就随便填了当天的日子，8月15日就是8月15日生的，乐平老干局帮我查档案，认定我今年86岁了”。
赵老接着说：“我在家里是老小，2到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养不活我们兄弟姐妹，就要我讨饭，她改嫁去了北方，在要饭时，被我伯父看到，就留我在他家帮放牛、砍柴，抱小孩等事，只给碗饭吃，仍然没有衣穿，晚上睡牛栏。
10几岁时，红军到了我们巴中，听别人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为穷人说话办事的，我就到乡苏维埃要事做，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做什么事都行，乡里就叫我做通讯员，经常去送信，送久了，我知道了常送信去的部队就是红军第30军李先念的部队。
有一次，乡苏维埃征新兵，征好后，乡里说你路熟，你带他们去部队，我把这400多人带到部队后，我跟连长说：“我要参军。”连长摸着我头说：“太小了，过几年再来。”我见连长不同意，就赖着不肯走，过了两三天，连里文书说：“你多报2岁，再跟连长说，”我就找着连长说：“别看我矮，是个子小，我都15岁了，“连长被我磨蹭得没法，就说：“好吧，去文书那填表去。”我高兴地跑去找文书填了张表。
1933年，我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30军89师第269团第6营当通讯员，一直到西路军失败都没离开过6营。
1935年，我们部队与毛主席领导的一方面军在夹金山下回合。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一直过草地打下了松藩、上苞子、下苞子。两河会议后，张国涛为离开中央正确领导说“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当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时，张国涛指挥第30军和第四军重新越过草地，说什么“打到成都吃大米 ”造成了红军队伍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的局面。
记得过雪山时是夏天，虽然山下热得很，但山上像严冬，雪山一上一下有70来里路，过山的部队像一条龙，抬头看，头顶上有人，回头望，不见身边的人还在往上走。红军战士士气很高，啦啦队站在路边鼓劲，喊声、歌声震荡山谷。行军出汗湿透了衣服，到了山上就冻得硬邦邦的，头发、胡子都变白了，山顶空气稀薄，越往上走越爬不动，不少战士都没劲了，指导员、连长鼓励大家，要大家手挽手保证安全，并不时鼓舞大家：“再坚持一下，过了山就是胜利。”在山上，相互帮助，抢背东西的情景时时出现，显示了我们红军团结友爱的战斗精神。”
“我还走了第三次草地，”赵老说时很激动，这都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害的。
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和其他部队从毛尔盖方向进入了草地，草地有400到500里，要走7－8天，遍地茸密的青草，沼泽无边，到处是淤黑的污水，没有一块干土地，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如果不小心掉进泥潭，就可能牺牲，草地里的水很多不能喝，由于长年草根腐烂有毒汁，脚刺破浸了这种水，就会红肿溃烂，高原的气候温差特别大，8月份已是初秋季节，中午烈日炎炎，水气蒸腾，到了夜晚，俨如严冬，又找不到干柴取暖，睡觉只能抱团或背靠背，有不少战士坐下睡觉，天亮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走出草地，我们进入甘肃，部队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渡黄河西征，当时指导员说：“毛主席在对岸等我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大米吃。”这时张国焘已带两个军去了延安。东渡黄河后，我们从永昌。甘州一直打到甘肃洒泉，打了几仗后，部队没有了粮食，也没有后援给养，子弹越打越少，国民党马步芳匪徒四个骑兵旅打我们一个团，我们连接受保卫司令部的任务，打了二天二夜，马匪没有打进来，第三天晚上后半夜，军部吹号发信号问我们连还在不在，连长听到自己的号后，叫号兵回号，证明我们还在，连长指导员叫我带尖兵突围，我带领全班出去又回来，连长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说：“外面全部用铁丝网围住了。”连长说：“我们无论如何要突围出去与军部会合。”
在梨园口一仗，第30军彻底败了下来，并不是打仗打败了，战士们每人只有5发子弹，干部每人十发子弹，没有水，没有粮食补给，沙地下有水，我们扒开沙挖水吃，没有子弹，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拼，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错误路线的指挥，缺粮少弹的结果，战士们是勇敢的。连马都没有草吃。我们这个团被马步芳收留去青海修路。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副主席要我们团回到延安，在延安三天后，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洪洞县，编入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我担任邓克明的警卫员，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是在教导大队时，朱德来给我们讲活。1941年在抗大学习后，调到晋察热辽通讯营一连任指导员，投身到抗日最前线。
1945年8月，鬼子投降后，我调到东北四野工作，参加了辽沈战役的锦州战役。黑山阻击战。攻打四平战斗。辽沈战役结束后，我调兵站当站长。
1949年跟着部队南下，从湖北武穴渡江到江西瑞昌，支援第31军解放了安义县。5月，我们从八一大桥［已被破坏］过了江，经胜利路住在现在的八一商埸，住了几天，我带领兵站随部队一直南下，先后解放了吉安、泰和、赣州、信丰一直到三南地区。一路上都是挑担走路，还要一路征粮，翻山越岭，在三南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带兵站人员插到韶关接收仓库，在韶关住了七天后，我到了广州。从广州坐船到了广西梧州，前往桂县、桂平、玉林准备物资支援部队打海南岛。
1950年，上级来电报通知我们兵站去朝鲜，第43军不接收我们，兵团来电也不肯接收，后来四野来电第43军才同意。待我们赶到广州时，第43军已经出发了，我们就在广州成立了新兵站，我任副站长。
1952年“三反五反”时，我被关了起来，关了半个月后团长、政委知道后，把我接出来，送到南昌四野速成中学学习，就这样留在江西了。”
2002年1月22日下午，我在南昌铁路二村寻找到老红军高英祥和刘德高。
高英祥是江西泰和县老营盘人，1918年12月23日出生，1931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肖华任政委。1933年11月转党，参加了苏区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巢”战斗。
高老回忆说：“少共国际师成立时，由于我年纪小，也没有武器，在主力部队反“围巢”战斗取得胜利时，我与其他同志负责运送战利品，一次运盐没有装的东西，大家将裤子脱下来，用裤腿装盐。
1934年，我们跟随大部队从宁都出发长征。1935年初，部队到达贵州省，少共国际师全部编入红一军团，我分在第二师第四团警卫排当警卫员。
我们编入主力部队后，一边行军、一边打仗。抢夺泸定桥战斗是我们红四团打的，为了争取时间，一天一夜我们走了近两百多里，抢夺泸定桥后，整个部队过来了，我们红四团又往前打前站，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翻雪山、过草地、打腊子口都是红四团冲在最前面。当时政委是杨成武，罗发生是总支书记，王开湘是团长。
打腊子口时，我在外放哨，部队一个接一个到达山顶后，放了三发信号弹，我见到后，立即报告团首长，我们占领了山顶高地，敌人在腊子口外被我们打垮了。一路上国民党丢了很多东西，连武器都扔了一地。
打过腊子口后，部队进入了甘肃省，在走到河连湾的地方时，国民党在老百姓屋里挖空做成炮楼，见红军过来就胡乱打枪，我走在前头，腿部负了伤，不能行走了，班长在地主家里拿了一匹螺子来给我骑，过了十来天伤就好了。
1935年10月，我们到达了吴起镇，这个地方是陕北红军根据地的边缘，当时马匪骑兵尾随我们追来，我们休整了一下，回头打得马匪落荒而逃，不仅消灭了不少，而且还缴获了很多马匹，俘虏了很多人。后来，我们进入了陕甘宁根据地。
1936年，我们对部队进行整编，一个团也整不到一个营，一个营也整不到一个连，人员伤亡大太，最后团变营、营变连。这时，东北军又进攻延安根据地，被我们消灭了。我们团又东渡黄河到山西，胡宗南部队又对延安大举压进，我们团又返回陕北保卫延安。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我团编在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穿上日本鬼子军服，骑上日本洋马被阎锡山部队打伤，去苏联养伤后，一一五师调到山西临汾休整，部队就没打过大仗。后来部队分散了，师机关带领一个营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发动老百姓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另一部份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
1945年日寇投降后，一一五师师部带领部队去东北接管，后改为四野，一一五师另一部在山东，接应后撤的新四军，成立了三野，我在三野部队。
解放战争肘，我参加了山东滕县，枣庄战斗，参加了淮海战役。
1949年5月，我带领部队进入上海，整个部队调去保护铁路，在上海军管会领导下，管理南京到昆山的沿线警卫。我担任团参谋长。以后部队改为公安部队，我转业到铁路工作。
1950年调南昌铁路局任治安科长、处长、分局政治处主任、书记、路局副局长、副书记。到1984年离休。”
从高老家下楼，我转到隔壁单元一楼的老红军刘德高家里。当我叫开刘老家的门时，刘老爱人在里门伸头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来采访下刘老，，她说：“不采访了，我家老刘年纪大了，也不太清楚了。”经过我的磨噌和解释，终于同意进屋采访拍照。在采访中，他爱人一直在边上协助我。
老红军刘德高1919年出生在福建崇安县，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4年入党。参加红军起初在崇安独立团，是红十军方志敏领导下的部队。红军北上后，独立团一直在闽、浙、赣根据地打游击。国民党进攻时，他们就在铅山、广丰、建安、建瓯等地迂迥战斗，主要以游击战为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编入了新四军，刘老在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时，他们一部突围渡江到了江北丁家山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中央派陈毅来新四军任军长时，刘老调到老虎团任排长，后来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七师，刘老任副营长。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们仍在苏北，国民党经常向苏北解放区进犯。1946年，他们与国民党打完一仗后，奉命撤到山东，编入了一一五师。由于在战斗中刘老负了伤，送到东北治疗，并在荣军学校学习。辽沈战役后，刘老随部队南下到达山东济南，分在铁路任接管军代表。
1949年初，随四大队南下接管南京铁路局。7月份刘老调到杭州铁路局工作。1958年从上饶铁路分局调南昌铁路局任工务处长、南昌铁路局组织部长、视察室主任等职。1980年1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