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9日 星期六 广场北路122号
本来约好15日前去老红军年丰家采访，由于天下大雨而未成行。
19日一早，我见天气晴朗，赶早给老红军年丰家打了电话，年老同意我前去她家。
我检好器材，出门打了辆的士直奔广场南路。我在民政厅宿舍门卫处打听，门卫指我上了三楼，在年老门口按响了门铃，年老在家等我，听见铃声打开了门，并很热情地说：“你是姓戴吗？”我说：“是，我早上打电话给你的。”年老说：“请进。请进。”忙请我进屋。我对15日天气突变未如约来采访表示谦意时，年老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们关心我们老同老。”
80多岁的年老腿脚不便，但她每天坚持锻练身体、看报纸，听了我的来意和采访、拍照要求时说：“先去拍照，凉台上好拍，光线又好。”我俩走到了凉台，她坐在缎练身体的自行车上，我随即给她拍了一组在家锻练身体的照片。
我们坐在客厅交谈时，年老儿子、孙子也一并加入了我们的交谈。她三代人在一起交流思想、观念以及对现时社会状况的看法、理解三代人各有所见。
在谈到年老革命经历时，她拿出了自己整理、印刷好的自传简历给我说：“这个送给你，省得记。”并沉思许久，提笔在我的留言本上写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越前进、国家越富强、国家越发展、文化越繁荣、革命传统更不可忘、保持艰苦创业的精神、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企业永不能忘。”
年丰，原名孟培华，是辽宁铁岭人，生于1922年，1936年在北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3月在国立西北大学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曾任中共西大地下党支部委员。
1942年转入陕甘宁边区分配在关中分区警备一旅政治部宣传队工作。
1945年10月，从延安赴东北解放区，在辽西地区郑家屯市洮北县任区委书记。1946年底到大连西岗区任宣传科长。1949年开始转做经济工作。曾先后在旅大地区关东银行总行任秘书处主任。南下任广州市人民银行分行营业部主任、广州市财务办公室副主任、海南行署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商业部办公厅综合处长、江西省物价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物价局副局长（正厅待遇）。
年丰说：“我出生于旧社会一个官僚家庭，我父亲孟化一是东北军将领，深受张学良重用。1930年派到西北军孙殿英部任中将副军长兼参谋长。我母亲孟年氏是我父亲原配，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勤劳的家庭妇女，她并未随夫过官僚阶层生活，为了儿女读书，久居沈阳和北平主持家务。
我自幼生活的家庭，经济比较宽裕，未染上奢侈娇贵恶习。我走上革命道路源自“九·一八“日寇侵占奉天［今沈阳］。当时我正在沈阳上小学三年级，“九·一八”战火之夜，炮声将我惊酲。次日我仍吵着要去上学，母亲无奈叫人陪我上街看看，刚出门遇上被日军刺伤手臂的黄包车夫，他手上鲜血直流，叫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赶快回家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感受到日本鬼子的暴行和欺凌种下了反抗侵略的火种。
九月二十日，我们全家乘上沈阳到北京最后一班火车到达北平。到北平后我继续上小学、中学。那时国难当头，日本侵占东三省矛头又指向华北，蒋介石政府又不抵抗，还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竞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镇压，东北青年尤其义愤填膺。
一九三五年我上中学二年级时，我自己报名参加了绥运抗战后援会举办的战地救护训练班，希望能为抗日前线服务。在训练班认识了刘清扬、孟庆树等抗日救亡领导人士，受他们影响我参加了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学生示威游行。于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我在北平读初中，正准备考高中，我家又开始逃亡到杭州。“八·一三”上海抗战，我随家迁到湖南，一九三八年途径长沙遇西南联大原北大一些进步同志，介绍我重新参加中共党组织及党领导的抗敌工作团，我向往去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底，与数名同学商量骑自行车奔赴延安。途径湖南常德，被国民党军队阻拦，以怀疑我们去延安为罪名，将我们关押在常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审讯中，我们拒不承以去延安，后取保释放。
一九四0年，我考进西北大学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我转学到法商学院商学系，当时西大中共地下党工作活跃，我参加了党领导的“自励“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在西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我担任西大党支部妇女委员。
我父亲任中央军预备第三师师参谋长，驻守宝鸡，我大哥孟华章任国民党军重迫击炮三团团长，我利用这些关系，掩护与党的上级接头，送进步青年去解放区。
一九四二年六月，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部和西大反动当局与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合谋，对西大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力量进行迫害，从重庆派来特务到西大所在地城固，拿出所谓共党嫌疑分子100多人名单，并逮捕了地下党员三人。六月十一日，我走在城固街上发现有人跟踪，我假装进商店购物，从后门逃走，我向党支部汇报，党支部书记李东带和我化妆逃出城固，走洋县、顺汉江流下到老河口，转连南阳。七月到西安家中，同学告诉我，外逃的六位同学己被西大挂牌开除学籍。九月底，我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上，省委派王国同志前来接头，告诉我国民党特务己发出通缉令，通缉我们六个被开除的同学，并叫我们立即准备和在西安的同志先进入陕甘宁边区。
十月十日，，我们利用国民党的国庆日敌人防守松怠的时机，在王国同志带领下于十月十一日夜过了九重山，平安穿过封锁线。当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时，我们久压的心胸顿时开朗，我们欢笑、歌唱。
进入解放区，我脱下了旧时装，换上了八路军军装，按组织要求改了姓名。我们参加了关中地委举办的整风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后分配在关中警备一旅宣传队工作。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扣发八路军的军饷，一九四三年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学会了纺线、种菜、养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投降后，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十月十一日，我们在延安机场迎接，十月十二日我随延安总政治部组织的“长征干部队”从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过了黄河经大行山，日夜兼程三千多里于一九四六年抵达西满辽源地区，分在辽源地委任组织部干事。
辽西土匪猖獗，洮北县有两个区长、书记被土匪杀害。我在洮北县宝利区带领七、八十人的区武装中队，全部是骑兵。宝利区二号地主姓赵，伪装进步，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为扩大统战工作，未识明他的真面目，竞混进政府任宝利区副区长。后他与土匪杨柳青勾结，在区武装中队中窜联叛变，企图里应外合把武装拉进杨柳青股匪，杀害区干部和工作队员。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武装中队战士吕某将武装中队与土匪勾结叛变之事告诉我，他被分配对付我，他不忍心杀害我，叫我速去躲避，吕某冒风险来向我告密，主要平时我关心战士，同甘共苦。有一次吕某执行通讯任务时，他身背长枪，很易被山上土匪发现，我将自己的驳壳枪给他携带，以保护他安全，他记我的恩。
我了解了这一情报后，询问了他们与土匪联系暗号，行动时间在下半夜二至三点。我随即与区长取得联糸，与大家商量对策，制定计划粉碎敌人阴谋得逞。
我召集区武装中队不带枪集合，武器由老区来的同志掌握，并电话报告县委、县政府派县大队来支援。下半夜扬柳青土匪果然来到区政府所在地高梁地里，等区政府内部枪响信号。由为无动作，天亮前土匪不敢轻举妄动，全部撤走上山。县委派人调查，将为首的叛变分子赵副区长枪毙，向我方告秘者立功受奖。
1949年，我从大连南下先在广州，后调江西南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