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1日 星期五 江西省电力公司宿舍
在永外正街江西省电力公司我寻找到老红军向子龙。向老得知我来采访他，很高兴。
在我问起他的经历时向老说：“1919年出生在四川巴州，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红9军第29师第79团第1营第1连当通讯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中，我们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后的红军共有十来万人，接中央指示，我们继续北上，在一次战斗中，我腿部受了伤，红军走到毛尔盖后，张国焘提出南下，与红一方面军分裂，毛主席带领右路军继续北上，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回头走。我在医院治伤，出院后，调我到特委工作。
第二次过草地，从黑水、六化到毛尔盖，当时我在后方机关，生活非常艰苦，连马都杀掉吃了，在过河时，我腿又摔伤了，行军中怕掉队，部队走我走，部队休息我也走，身上只背了只手枪，走出草地到了上包子。下包子，过腊子口进入甘肃民县，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弹片炸到我肚子上，将我衣服和裤带炸飞了，好在没伤到皮肉，真算万幸。要不然就牺牲了。我和另一位同志相互照应，于1936年底才走到陕北保安县。
到延安后，由于身体原因，组织上照顾我当马夫，负责给张闻天同志喂马。西安事变后，一直在延安杨家岭当中灶采购员。
1945年鬼子投降了，年底，我跟随李富春到东北当管理员，当时叫东北中央分局，开始在临沂，后搬到赤峰，最后搬到承德后黄克诚任书记，我还是当管理员，一直到平津战役结束，我随黄克诚到天津，他在军管会任主任，我在丨交际科任副科长。
1949年5月，我随军南下，先到河南郑州下火车后，又通知去武汉，在武汉刚住下，接到通知南下去长沙，长沙和平解放后，我们随部队进城接管，黄克诚把我分在工业口，接管潭家山煤矿任军代表。1951年，煤矿停产，我转业到武汉燃料管理总局，主要管理煤、油、电。后成立输变电工程队我任副队长。1958年电力合并支援江西，我就到江西电力系统干到1983年从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
下午，我在江西省政府大院35栋找到了老红军胡管生的家，胡老年迈，眼晴很差，坐在客厅沙发上听见我进来，叫家人倒水给我。我坐在胡老对面橙子上与他聊了起来。
胡老谈了他参加红军和战斗、工作的情况。
1921年4月14日，胡老出生在四川省通兰巴地区的南江县，1934年4月，在离老家一百多里的地方参加了红军，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当号兵。他在长征中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于1936年才到达陕北。
部队到达陕北后就安排到离延安70多里外的三源县整编。
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部队奉命过黄河前往五台山进行敌后抗战，在此与阎锡山的军队打了一仗，消灭了阎军的炮兵一个师。为减少磨擦，八路军撤到了洪洞县，在大行山区迂迥战斗八年。胡老一直在总司令部电话队工作。
解放战争时，调到冀南军区司令部任电话队长，先后在十纵侦察通讯队当队长、冀南电话总局当材料科长。
1950年任河北衡水电信局长、1952年调河北邯郸任邮电局长、1954年从河北邯郸地区邮电局调到江西电信局任局长直至1983年离休。
从胡老家出来前，我顺便打听了江西电信局另一位老红军陈建章，胡老告诉我，陈建章基本上天天在老干部活动室玩，活动室就在后面一楼，我顺着胡老指点，在活动室找到了陈老，陈老听说我是来采访他的，忙停下手上的扑克牌说：“我们到边上聊聊。”
陈老与我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我1918年12月出生在安徽六安市，，1932年4月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当战士，由于年纪小，个子矮，发了一杆枪我都拿不动，当时打国民党缴了一批马无人管，也没人愿去管，我就要求去养马，当了马夫。
在反“围剿”失败后，部队从安徽向四川转移，我当马夫走不动就拉着马尾巴走。1932年底到达四川通兰巴地区。。
1935年离开四川驻地开始长征，走到川西草地边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没有当马夫，派我去当黄树声的通讯员，过了草地翻夹金山，被国民党堵截后又返回翻夹金山、过草地。
1936年部队到达甘肃，没有过黄河编为西征军。1937年春节后我离开了黄树声，随部队西征。在与马匪战斗中我们弹尽粮绝，又没补充，最后全军失败，我们留下没冲出突围的同志被马匪俘虏后编为一个团，派去青海修公路。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经过党中央与国民党交涉，我们一个团回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将我们全部送到了延安，在延安毛主席亲自来接见大家并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朱总司令也讲了话。
经过段暂的整训，我分在一一五师随部队东进到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在随军学校学习八个月出来后，我20岁当了排长。为了抗日需要，上级安排我们去苏北与新四军会合，我们从山西通过河南、山东到达苏北，编在新四军第3师第37旅，黄克诚任师长。
在苏北坚持抗战直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们才返回东北回到一一五师，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是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共有六个纵队十六个师。在辽沈战役的四平战役中打得非常艰苦，我任营长，把四平打下来后我全营700多人留下了几十个人，包括马夫、勤杂人员一共不到80人，连、排长都死光了。
1947年我当团参谋长，组织上安排我去东北上干队学习，洪学智任队长，学习结束后我留在东北军政大学当队长。
全国解放后，军政大学南下到达武汉，在武汉负责维持秩序，后成立公安纵队，我任公安纵队参谋长。组织上派我去中南速成中学学文化。1955年学习毕业后，调任孝感军分区当副司令员。
1958年干部转业时，邵式平向黄克诚要干部，一下子转业四个副司令员到江西，我安排在江东机床厂任书记。文革成了“走资派“，文革后期我安排到江西省邮电局任局长。1983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