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 星期二 晴 南昌江西省政府大院
今天上午，我第二次来找老红军詹洪海，把摩托车停好后，前去楼道口按门铃，詹老正在院内扎扫帚，他问我找谁，我说找老红军詹洪海，
“你找他干啥？”詹老说。
“来采访他”我说，
“我是。”他打开门说：“进来上楼吧，我住二楼。”
“你就詹老呀！”我说。
詹老带我上楼，从裤袋里拿锁来开门，并说：“我下次扎把扫帚给你。”
詹老住的房子是江西省物资局的宿舍，三室一厅，屋内很简朴，人也很和气。
坐下后我俩聊了起来。“你是哪年参加红军的”我问。
“我是1929年在安徽参加红军的。”詹老回答。
接着他又与我淡起了当红军时的情况：
1914年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商城县，我有三个哥哥，病死了一个，有一个姐姐，送人当童养媳饿死了，我 8岁逃荒要饭，来到了安徽，9岁那年，在地主家放鹅，放到菜地里，被人用木棍打死了两只，我提着鹅回去，地主婆说是发瘟了，我说是，地主看见鹅身上有伤，说是打死的，扣了我的工钱，还不给饭吃。后来放牛，牛打架把角撞断了，地主要我用20年的做工来顶债。
1929年，红军进入大别山打土豪，地主也跑了，我看见红军对穷苦老百姓特别好，我说要参加红军，红军不要，要我过两年再来，我就跟着他们，红军说，你跟着来管你有饭吃。红军叫我做马夫，三个月后，我参加了红军，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1932年国民党先后四次对大别山红军进行“围剿”。我们在六安苏家铺，2.5万红军消灭了3.5万敌人，活捉了敌人总指挥李士鼎，张国焘开始轻视敌人，提出打安庆，去武汉过中秋。蒋介石急调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部队来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又惊慌失措，五个师带走了四个，留下徐海东25军，4个师转到四川通江南邑地区，只剩下了9000来人。
在四川的三年时间，红军扩大到了六万多人，由于张国焘执行了左倾路线，乱杀自己人，造成老百姓害怕，要不然扩大到十万人也没问题。
詹老接着讲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景。
1935年，我们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丹巴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近一年的长征，部队减员严重。装备给养不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本可以壮大红军，我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营教导员，跟着张国焘做警卫，我们是部队会师后再去的。
我们到达丹巴后，看见到处有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标语，还有“张国焘万岁”的标语，他是副主席。
有一天，毛主席请张国焘吃饭，我也跟着去了，毛主席做了四十多个碗（四十几碗菜）为张国焘接尘，张国焘看不起毛主席，认为毛主席学历没有他高，人又少，看不起中央红军，在吃完饭回来的路上，我骑马跟在张国焘后面，张国焘骑马与陈昌浩、黄超在前面走，他侧头对黄超秘书说：“骂那个屁，那个老毛呀，他请我吃，我也不客气，我不但不请他吃，我要跟他算帐，他要去北方，我们不能去，1、人烟稀少，兵员不能补充；2、人家是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赢人家；3、北方树木大少，不好打仗。”讲到此时，詹老气愤地说：“典型的怕死鬼，后来由于他的错误，葬送了多少红军兄弟。”
詹老笑着对我说：“在会师后，朱德二次要枪毙我。一次，朱德马夫与我顶嘴，我当时气得给了他两个巴掌，他告我打人。朱德警卫员把我叫去，朱德说：“你一个小小教导员，军阀作风不小，下次再打人我枪毙你。”第二次是许世友（九军军长）送了一匹马给朱德，朱德将马送给康克清骑，张国焘知道后，骂许世友是个糊涂蛋，你怎么送马给朱德，许世友说，他是总司令。张国焘说，你懂个屁，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许世友就叫通讯员将马偷偷拉回来了。康克清发现马不在很生气，就向朱德报告，朱德怀疑是我拿走的，就对我说，你小小教导员，人不怎的，鬼点子还多，他拍拍手枪说，你不说老实话，就让他跟你说话。意思要枪毙我。对我好的是周总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刘伯承对我也很好，他一边批评我，一边鼓劢我，说我年轻，不要听信谣言就摇旗呐喊。在首长身边工作，一不注意没做好，他们开口就讲枪毙你，张国焘。陈昌浩也讲过几次。”
在我们接触中，詹老是个性格开朗，喜好说笑的人，他指着他的脸上伤巴说：“这是在保卫延安时受的伤，差点打死了。”当时詹老在留守兵团385旅任警备五团二营教导员，带队晚上去摸胡宗南部队，被子弹打中了左眼角，从左耳下穿出来，嘴也歪了。詹老说：“战友们叫我歪嘴，嘴好了还叫我歪嘴。”
出院后，在陇东地区当干部疗养所所长。当时带去摸胡宗南部队的几个连长，解放后都比我大，四连长高镜平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六连长任天津卫戍区司令员，六连指导员任空军政治部主任，都成了将军，我才是江西省物资局的副局长，他们都成了首长，我是“脚长”了。”说得我俩哈哈大笑起来。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他在陇东任团级干部。1949年转业在湖南嘉禾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1950年调江西西华山矿任矿长，1955年在广西速成中学学习两年，1957年在德兴铜矿干到1968年调乐平维尼伦厂，后调江西省物质局退了下来。
看看时间还早，我告辞詹老，又前去就近居住的老红军危秀英、高桂莲家中采访。
在八一礼堂后面省委宿舍区，我找到了老红军危秀英的家，危老由于身体原因，在江西医院住院。我又找到老红军王卓超、高桂莲夫妇家，王老外出散步去了，他曾任过延安时的公安局长，是原江西省副省长，高老在家接受了我的采访。
1922年高老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1935年参加红军，1949年南下在江西省公安厅工作。
1955年学习后调江西省商业厅五交化公司工作任政治部主任、江西省五金公司副经理等职。
高老与我谈了些过去的经历说：“当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只有13岁，白天我们就在山洞里，晚上就出去搞宣传，中央红军来到延安后，我一直在延安公安局。日本投降后，组织上派我前往东北佳木斯公安局工作，一直到南下才离开东北。 ”
高老接着谈起了一件她难忘的事，她说：“在延安时，环境很艰苦，但文艺活动很活跃，每周未还会举办舞会，跳舞时常能遇到毛主席。
那年毛主席到庐山，我爱人负责庐山警卫工作，我带两个孩子也上山去玩。
一天，听说毛主席来参加晚会，两个孩子知道后，吵着要见毛主席。对他爸爸说：“你跟毛主席握手。我们跟你握手，过电感觉一下幸福。”我爱人就答应了孩子的要求。当晚，我带两个小孩去参加晚会，我们坐在边上看他们跳舞，当一曲结束后，我就找到毛主席说：“主席你好，我两个小孩想见见你。”
毛主席说：“谁的孩子。”
我说：“是王卓超的孩子。”
“啊！我知道。”毛主席说着就叫我把孩子带过来。我把孩子叫过来，小孩跑过来握着毛主席的手高兴地谢谢毛爷爷。
我刚坐下，音乐又响起来了，主席走过来请我跳舞，我说不会，会踩着你的脚，主席讲不要紧，这是慢四步，我就顺着音乐，跟着主席踩着节拍紧张的跳了一曲。看出了人民领袖是多么平易近人。”这使我终身难忘。
下午，在江西医院干部楼6楼35床，我见到了大家尊称的老红军的大姐危秀英，她是30位长征中女红军之一，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身高1.40米，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
她女儿危敏告诉我，母亲巳病了很久，现在患上老年痴呆症，现在没办法采访了，我提出拍下照片。在拍照过程中，老人慈祥的笑容挂在脸上，嘴里总念着一句话，敌人来了，快走后门跑。
为了拍张更好。展现老人晚年的照片，我在危老出院后，于2002年3月3日来到位于八一礼堂的江西省政府大院危老家中，危敏夫妻俩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拿出危老年青时在延安照的照片和1953年参加全国人大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给我看，我将照片进行了翻拍，危老见到我很高兴，听说要拍照，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危敏夫妻俩扶抱着危老，安坐在沙发上，我架好相机，拿了一支笔，一本本子，摆了个写字的动作。危敏说：“别动，一、二、三。”危老马上接着说：“五、六、七、八。”逗得我们一齐笑起来了。这次重拍的照片，成为展览时较为理想照片，拍完照后，坐下来听危敏转述了危老的简情，并知晓了危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二、三事。
1910年，危秀英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
先后担任过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妇女主任、陕北妇女部长。1937年从延安奉调返回江西，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赣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东北敦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解放后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农村部副部长、华南农垦局副局长、广东农垦厅副厅长、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职。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已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红军到兴国时，她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象她这样的人翻身的，无需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乡坤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情况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已给自已取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知道写自已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黑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十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对后人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矮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两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女红军只有30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的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一方面军中的30位女红军，编于干部休养连的有24位。她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战士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萧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
危秀英承担着照顾四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四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一般都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追赶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个，剩下的一个说自已没力气，不肯抬了。当时，担架上的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已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和民夫慢慢聊起家常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已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的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已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夫。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
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做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23年后，即1958年，危秀英去看望蔡畅，竟然在那里又一次碰上了这位被救的病号，原来他叫廖志高，当时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秀英同志，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激的话呢！”
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危秀英事后说：“蔡大姐送过她一袋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曾向她伸出过帮助的手。”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止救过廖志高一个人，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到宿营地时，只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云三个女战士和哨兵、通信员都躺倒在地下，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看样子是给她留的。从小就没少吃这种野菜汤之类东西的危秀英，喝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夹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觉得更像毒蘑。再看地下躺着的刘彩云他们，一个个口流白沫，便断定是野蘑中毒。
可是哪里有解毒药？她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云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三掏四挖，竟把刘彩云掏呕了。她知道，要能把毒蘑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于是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一位政委、一位参谋长。
危秀英还救过一次邓六金的命。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中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跟不上队伍，迫不得已，她流着泪要求把自已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护理邓六金跟在长征后面走。她帮邓六金背行李，给她找水，还用刀削了一根手杖。实在走不动了的邓六金，望着个子矮小的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危秀英断然拒绝了。就这样，两个人，四天四夜，邓六金终于病好赶上了队伍。长征后，危秀英还做了邓六金的月老，介绍她与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认识。
进入2000年，邓六金回到江西，专门提出要看自己的救命大姐危秀英，当见到危大姐患病时，抱着危秀英泪流满面的说：“大姐、大姐、六金来看你，你还认识我吗？”患有老年痴呆的危秀英只是徽笑以对。
这样一个瘦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却在长征路上担负起那么多救人的行动。
由于行军紧张，这些女红军们也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被戏称为“尼姑”。
当时，虱子多到了什么程度，危秀英曾回忆说，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碴碴的，好不吓人。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曾概括说：无虱不成军，身上没有长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危秀英还记得，同在干部休养连的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只见他把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两只手轮流到羊皮里搜，装着捏着一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说：“虱子！虱子！”又一个！又一个！”
以后，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危秀英的好友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技术，教会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亲眼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而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那些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左”倾领导戴上的帽子。此时，党内教条主义已增长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毛泽东以及其拥护者都受到了排挤打击，这位党和军队的创始人一度被排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之外。
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
“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
“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
“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嘱托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两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两分，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七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12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个作陪。为什么要12点半来呢？因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懂吗？
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
第三，请交代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从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眼多，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已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她又受命秘密返回长征的起点——赣南打游击战。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
这些女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受尽百般磨难，跟着红军大部队胜利到了陕北，但危秀英没想到，黄土高原窑洞里的炕头她还没有坐热，小米粥还没喝够，她又受命由北而南，回到长征的起点，回到生她养她的江西故土，从事游击战争。
红军长征后，反动派卷土重来，中央苏区遭到洗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是极其艰险与困难的。
而对于一位刚刚走完长征的红军来说，重新回到阴云密布的长征的起点，是一个艰难的选择。1937年，危秀英秘密返回江西，跟着陈毅和刘建华在赣南打游击。
从赣江之滨的吉安到赣江源头的油山？，危秀英跟战友们冲破一个又一个险关，战斗在红色赣粤边。
危秀英回忆说：“我们住在山上，晚上睡觉睡在大树底下，没有粮食吃，一年四季总吃野菜，冬天也吃野菜。那时，最苦的是没有盐。”
国民党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经济封锁、军事“围剿”双管齐下，游击队的处境空前艰难。他们不能进村歇息，野外营地也不能有固定地点，往往睡觉也得不停地转移，一晚便得折腾几次。白天、晚上均不能生火做饭，反动派有专人负责白天看烟、烟上观火，然后循着烟火进剿。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为了向广东省委汇报情况，危秀英化装成一农村妇女，挑着一担柴火下山。行至大余池江圩附近时，她找到一个偏僻处，藏好柴刀、禾杠、换上藏在柴火里的旗袍、皮鞋、梳理好头发，化装成一个女教师，然后乘上赣州开往韶关的班车到达韶关市，按指定地点找到广东省委。
事后，她又混入广东逃往江西的难民队伍，步行回到池江，找出藏好的衣服、禾杠和柴刀，化装成农妈，在半山腰，她碰到敌人！
几个青年妇女看出她的危险来，主动拥上来，也带上捡柴的家什，簇拥着她一路说说笑笑，装成进山捡柴的模样。她们一路还故意用柴刀敲击着禾杠，发出种种有不同节奏的声音，显得十分自然欢快。
其实，那是探路的信号，遇有情况，知情者便会自动报警回答。这正是赣南人民在特定条件下创造的一种通讯方法。
抗战中，他随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
抗战结束后，危秀英被推选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她要第二次从江西走到延安。
危秀英回忆说：“我穿上长袍子，从广东坐火车到长沙，又从长沙坐船到重庆。到重庆后，找到了一个挂着新华社牌子的地方，新华社的一位同志又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秀英，你来了！”到办事处时，正好碰上周恩来在。危秀英回忆，你不要出去，有人要暗杀你！”
听了周恩来的话，危秀英不敢出去，一直在办事处等着，根据周恩来的吩咐，办事处的人给危秀英发了一套八路军军官服，有肩章，胸前有一个军官牌。
以后，与危秀英在长征路上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来了，周恩来对危秀英说：“你跟董必武一起去参加七大。”
周恩来告诉危秀英，董必武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们不敢动董必武。你跟他一起走。但是周总理又说，秀英，你还要过个难关。我要到蒋介石那里要个证明，让你安全到达延安。
危秀英回忆说：后来周恩来找蒋介石要证明时，蒋介石发脾气拍桌子说，不能给这个女人开证明，总理也发脾气拍桌子说，我周恩来派人到华北前线，受到损失，惟你是问！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给了一个证明，但证明前脚走，另一个命令后脚就来了：一路上看见穿八路军衣服、戴八路军臂章、叫危秀英的抓起来。深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告诉董必武，到了检查站时，你就叫秀英坐在汽车里先走，你下来办手续。
汽车到了检查站，危秀英坐在车上，董必武下车后，汽车冲过检查站，检查站的大呼站住，还开枪射击。走了很远后，董必武才赶来。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危秀英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总理说，“哎！我放心了！”
危敏说：“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母亲总是说，自已是红军救的，自已的生活也是党给的，现在就应该少要求，多工作。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解放后，无论是从事妇女工作还是在农垦战线、政协岗位上，她从来都朴素得像个农家老婆婆，但干起工作来却仍然是风风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