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7日 上午 周三 晴 省军区一干所
为顺利地采访江西省军区第一干所的几位老红军，此前我与干休所郑干事和政委约好今天请老同志在家等候。
一早我骑摩托到达位于南昌市区城南的江西省军区青云谱干休所，郑干事己在办公室等我，郑干事见我到来，忙起身说：“你这么早就赶过来了，走，先去老红军罗友林家，他俩夫妻都是老红军，今天不会外出，在家等你呢。”
干休所内道路干净、整洁，环境优雅、清静，绿树成荫，道路两旁樟树成行，郑干事边走边与在水塘边垂钓的老同志打招呼，从办公室前行百米左转就能见一栋两层小楼，推开院门，老红军罗友林、杨国群夫妇很热情地领我们进屋，并将已切好的西瓜送到我们手上，让我们解渴。
在不到30平米的客厅内，墙上挂满了各种表彰奖牌，由于罗老退休后一直兼职多所学校和单位的辅导员，被团中央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是二老1996年拍的金婚纪念照，还真有现代年青人婚照的浪漫。
罗友林1911年7月生于江西吉安万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0月参加万安县湖坊乡农协会任儿童团长，参加了“万安暴动”。1930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二十军，经过“AB”团事件后合并到红四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士地革命时期，任乡苏维埃少先队长、红二十军一三五团战士、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班长、红一军团司令部特务班长、红一军团二师师部特派干事、二师二团特派员、军委卫生部特派员、军委卫生部干部休养所指导员、陕北延川第二兵站医院特派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延安军委供给办事处协理员、南泥湾联防农埸供给办事处副处长、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东安第九后方医院副院长、东北阿城第五后方医院院长兼政委、东北通辽第十七后方医院院长兼政委、第四野战军卫生部第三医管处政委、江西军区卫生部政委、江西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3月离休。
罗老离休不离志，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余热奉献给了关心青少年成长教育事业，走向社会，作传统教育，当校外辅导员，赢得社会广泛赞誉。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员”“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先进少儿工作者”“南京军区先进离休干部”“老有所为精英奖“。
由于采访谢象晃时有印象，知道“AB”团事件就发生在红二十军，我就着重问起当年发生“AB”团事件的情况，罗老与我谈起当年亲历红二十军“AB”团事件的情况。
他说：“当年，我在红二十军，由于“左倾”路线，要在红二十军找“AB”团份子，也就是找国民党的特务，搞得全军上下人人自危，有一天晚上，（时间说不准了），全体官兵在一个大操场集合，面对面站立，当时不知从那抓了一个乡干部，绑在村前大树上，说是国民党打入红军内部的特务，即“AB”团成员，有几个兄弟部队红军战士手持火把站在被绑人前面，要其交待在红二十军里的同伙，如不讲就用火烧，后来，全体官兵排队一个个押着在他面前由他指认，只要他点头，马上押下处决。他摇头，就可回部队。我一个远房的叔叔是司务长，他被押着在我面前走过，我叫他，他马上示意不要我认识他，后来他被指认为“AB”团成员被杀害了。当我叫去被指认时，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在走到大树前时，那人低着头，一脸的痛苦状，我只见他头两边摆了摆，我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当时，“左倾”路线杀害了二千多红军官兵，其中不少是红二十军优秀指挥员，由于节约子弹，大部分是砍刀和梭镖刺杀，很惨哪”，罗老摇摇头说，“可惜呀，真可惜呀。”
罗老参加了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罗老高兴地比划着说：“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得真痛快呀，我军当时在樟树与敌人接触，我们佯装败退，还丢了些枪在地上，边打边撤退，一直引敌人到永丰龙冈东固山，在龙冈红军已设下了4万多人的埋伏，张辉赞领着一个师1万多人进了埋伏圈内，我们将室内铺上灰尘，抛些干大便在茅房里，敌人以为红军早就撤走了，被我们麻痹了，放松了警觉，其实巳被红军团团包围，敌人全然不知，当军号吹响，杀声响遍东固山，敌人才知中了埋伏，这次战斗一举全歼国民党一个师，敌师长张辉赞被活捉，后被砍了脑袋。”罗老用手比划着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木盒子，将砍下的脑袋装进木盒子里，将木盒子放在水里，让盒子顺水流到吉安去了。”这次战斗是我军运用毛主席“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战术取得的一次大的胜利。
罗老的老伴杨国群是陕北人，1933年14岁的杨国群跟着父亲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杨老管刘志丹叫盟叔，因为杨老父亲长刘志丹几岁，他们结拜了兄弟，一起闹革命。杨老谈起了当年迎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们200多人一道派去迎接，目睹红军会师的场面真感人。”杨老接着说，“当时中央红军穿的衣服烂得不成样子，裤子都烂到了大腿上，许多人用麻袋抗寒。”杨老说到此，哈哈笑起来说：“穿麻袋的红军里面就有我后来的丈夫罗友林。”
杨老谈到丈夫罗友林时说：“他在长征时受了伤，肩和腿被子弹打折了骨头，走路一摆一摆的，是延安有名的“罗摆子”，1937年1月经组织安排，把我俩被子搬到一块，把门一关，连杯茶也没有，就算结婚了。60年后，在有10个国家18对世界金婚老人的北京庆典中，我们是唯一一对红军夫妻金婚者。”
杨老1921年出生在陕西川县，1933年1月参加陕北红军，1935年入党。
历任，宣传员、团委书记、医院院部看护长、青年干事、供给办事处出纳、延安女子大学组织干事、东北第九后方医院出纳、哈尔滨卫生部招待所指导员、江西军区后勤部协理员、江西化纤厂党委书记、1960年回175医院任政治处副主任。被授予少校军衔。
离开老红军罗友林，杨国群夫妻的家，我和郑干事出门前行二十来米，来到了原福州空军副政委老红军罗维道家中，郑干事让小战士去请罗老，罗老从楼上下来，他清瘦高挑的身材，上穿一件园领汗衫，汗衫上还有几个小洞，，下穿空军蓝色军裤，保持了红军扑素、节俭的作风。听我叫他老首长，他问我“你也是福空的。”
我忙说；“我是原新城雷达独立营的，1976年我们独立营营与福空雷达八团合并在八团，1977年3月从雷达八团复员。”
他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团政委宋逢恒我很熟悉，”新城雷达独立营刘选良营长也与我不错。”并连声说：“我们是战友。”
我忙说：“您是首长。”
“不，不，我们都是福空的战友。”
罗老又说：“南昌福空战友多吗？”
我说“多呀，有上千人。”
他很高兴地说：“叫他们来我家聚聚？难得战友情呀”。一席话，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拉近了我采访他的距离。
罗维道1916年出生在江西泰和县，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入党，罗老说：“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我留下来坚持地方游击战，谭余保任司令员，我是中队长，主要任务是在湘赣边区的安福，以九龙山为根据地，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的部署，当时的环境很恶劣，条件很艰苦，穿森林，钻山洞，风餐露宿，有一顿没一顿，可以说吃尽了一生的苦呀”。接着，罗老回忆起193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山时的情景，“我们部队在九龙山驻扎，一天，陈毅上山找到我们，要我们全体下山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央指示没有送达，又没有电台，与中央联络不上，由于通讯不畅，信息不通，陈毅拿的是项英写的介绍信，谭司令不相信项英，谭司令命令把陈毅绑了起来，并且派人看守陈老总，谭司令说：“陈毅是出身资产阶级，已叛变了革命，帮国民党来做说客。”陈毅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我背叛了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是，不论陈毅怎么说谭司令就是不信国共会合作。我们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提出了枪毙陈毅，谭司令要杀陈毅又不敢杀，因为当时国民党报纸今天登国共合作，明天又登朱、毛投降，但登国共合作的要多很多，谭余保是相信朱、毛的，有些人也跟谭司令讲，要多考虑下，后抓了一个地主关在山上，山下来了一人交钱赎人，这人说；“朱、毛要回来了。”谭余保有一个交通员叫龚杰，是安福人，谭余保很相信他，龚杰从山下回来讲：“山下形势有变化。”他向谭司令提出去吉安，吉安有八路军办事处。谭余保说：“你要去你就去，路上要小心安全，如果国民党杀了你，我就杀他几百。”
龚杰下山经安福先到了吉安，在吉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曾山主任，得知详细情况后，龚杰要回安福，国民党派人送龚杰回到安福，到山上，龚杰讲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情况，并说见到曾山也穿了八路军服装，谭司令马上命令放了陈毅，陈毅没有责怪谭余保，还表扬他说；“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保存了革命力量，保证了红旗不倒，是革命的。”解放后小说、电影、电视都提到这段历史，那是事实呀！要不是上级精神来得快，还真不知要闯出什么大事来。
下山后，我们从吉安坐船到樟树，从樟树乘国民党拉马的火车到玉山，从玉山走到安徽屯溪，我们被编入了新四军，我任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政委，在抗日战斗中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和孝丰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罗老担任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空军预科总队队长兼政委、防空军政委、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福州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副兵团职待遇离休。
时近中午12时，罗老身体不便久扰，我和郑干事向罗老告辞，罗老说等一下，你留个电话给我，他边记电话边说，“一定要请福空战友来家玩，春节来我家聚聚。”我表示感谢老首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