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后,我和母亲的日子愈发艰难,柴米油盐成了压在心头的巨石,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有时为凑买米的钱,我不得不半夜起身,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苏山头采石场砸石子,挣些微薄收入贴补家用。

  那时正值“计划经济”时期,正式工作难觅,进企事业单位需经劳动部门批准。采石场属村办企业,除几名“打眼放炮”的壮劳力外,还需大量廉价小工。我们这些非正式工人,不占编制,报酬按所砸石子的筐数计算,每筐五角钱。

  铁路部门急需大量石子,工期紧、任务重,采石场又因条件所限,缺乏足够的破石机械,难以独立完成。无奈之下,只好允许城市贫民在塘窝里砸石子,砸好的石子由采石场统一收购。

  采石场坐落于徐州市西郊苏山头,距“九里山古战场”遗址不远。我家住夹河街,去采石场需步行一二十里路。那时城市交通不发达,市民户外活动全凭双腿,戏称“11号”。

  就这样,我们几个小伙伴结伴出发,天未亮便来到采石场。塘窝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全是头天晚上放炮轰下的,横七竖八地躺着,像蛰伏的怪兽,透着几分阴森。我们趁工人未上班,在塘窝里来回奔走,寻找适合砸石子的石头。

  在塘窝里走路极费鞋子,一双布鞋穿不了几天就坏了。为省下买鞋的钱,我们索性赤脚在石塘窝里奔走。尖锐的石头硌着脚底,每走一步都像针扎般疼痛,没多久,脚上便布满了一道道带血的口子,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碎石。可那时我们年轻气盛,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尽管日子清苦、前途渺茫,心里也不觉得苦,一想到能省下买鞋的钱,便满心欢喜。

  我们常相互勉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家中有床土布老蓝印花被,是母亲早年从家乡出来前亲手缝制的。从纺线到织成布,母亲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每晚,母亲点着菜油灯,在绿豆大的灯头下纺线织布,累得腰酸背痛,眼睛熬得通红。

  这床印花被完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比我面世还早,算起来比我的年龄要大七八岁。由于年代久远,印花被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上面布满了各个时期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补丁。

  看到我在采石场赤脚奔走,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便用这床印花被面给我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母亲的手已不灵活,每缝一针都要费很大力气,却做得格外认真专注,仿佛把满腔的爱都缝进了鞋底。布鞋做成后,我一直舍不得穿,仍每天赤脚在山上奔跑。渐渐地,我的脚磨出了老茧,竟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环境。

  这双布鞋至今还在,放在我家的储藏柜里。它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品,作为传家宝,我将一直保存下去。

  人心相通,我与母亲的困境,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他们中有父亲的同事,有退伍军人,这些人虽参加工作较早,但职位一直不高。我们家的遭遇,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他们的隐忧——一旦他们撒手而去,家属也将面临与我们同样的命运。

  “寝食难安啊。”杜伯伯凄然叹息。

  杜伯伯是父亲的同事,退休前也在九里山苗圃工作。当时,父亲是主任,他是书记。退休后,两家相距较近,经常来往。

  杜伯伯退伍前是解放军某团团长,他身材高大,气质威武,左胳膊上却歪歪扭扭纹着他的名字,看起来有些不成体统。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杜伯伯,你是军人,胳膊上怎么会有刺青?”

  杜伯伯笑着说:“那是我刚参军时纹的,大家都这样,万一战死了,好让家人知道通知。”

  “部队不是不允许刺青吗?”我困惑地问。

  杜伯伯幽默地做了个鬼脸,笑了笑,没有回答。

  有一次,我读完“金陵春梦”后,与杜伯伯谈论“西安事变”。我将书中所描述的片段作为历史依据讲给杜伯伯听,没想到杜伯伯说:“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反驳道:“编进书中的东西能错吗?”一句话把杜伯伯问得哑口无言。

  回家后,我把与杜伯伯争论的事情告诉了父亲。

  父亲说:“你杜伯伯是对的,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军一名下级军官,亲自参加了那次震惊中外的行动。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将军被杀害,你杜伯伯的部队解体,有很大一部分人起义参加了八路军。”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恍然大悟。

  杜伯伯手臂上的字,原来是在西北军旧军阀时纹的。

  人是心相通的,我和母亲的困境,引来了不少人的牵挂。有父亲的同事,也有退伍老兵。我们家的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的隐忧——一旦自己离世,妻儿大抵也会落得这般境地。

  大爱无疆,居委会的大姨大妈们也对我们格外关照。她们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瞒着母亲给她办了低保,还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心思,联名请求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可我是老三届知青,本是下放农村的对象,她们的好意终究没能实现。

  为了让我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足,为了我们一家人能摆脱那如影随形的困境,母亲毅然踏上自救之路。那时的母亲,拖着病弱的身躯,顶着满头白发,上上下下奔走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里,她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与失望,其间的酸甜苦辣、人情冷暖,不必细说也知其艰辛。

  有一回,母亲多次求助无果,精神几近崩溃。她站在相关部门门口,眼神绝望空洞,手紧紧攥着衣角,嘴里喃喃念着:“我豁出去了……”那时,有一首流行歌曲,“拉起要饭棍,走进地主家的门……”仿佛成了她内心绝望的写照。若不是杜伯伯及时赶来劝阻,那后果不堪设想,真不知她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

  我懂母亲的苦心,母爱从来都是至伟至大。为了孩子的生存,母亲们总能生出与天地抗衡的勇气,敢闯一切艰难险阻。恍惚间,我的思绪飘远,想起狮群环伺下拼死护犊的非洲野牛,那种为守护幼崽迸发的无畏气概,和此刻的母亲,何其相似。

  母爱如山,沉沉稳稳,托着我走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这份恩情,如磐石般厚重,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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