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行程缩减，我该会在鄱阳湖逗留至少一天，环湖领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哪像现在，自庐山下来，便匆匆离去，一路下到南昌。
简单安顿，在霏霏细雨中去赣江边。据说掌灯之后夜游江边的滕王阁，别有一番风景。
滕王阁初建虽然在唐朝，但历经几个朝代的毁坏和重建——光在清朝就因火焚毁，重修了十几次。现今的阁楼，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再次重建的现代建筑。只是，这并不影响它蕴含的盛世风骨，更是在光影的点缀下，宛若重生的凤凰一般，格外艳丽。黄、绿、橘红色灯光相间的七层高阁，在两边的辅亭和身后幽暗江水的衬托下，荣华恢宏，自带盛唐的繁华气质。
兴冲冲找到园门，结果被告知暂时关闭。保安大哥抱歉地说，下午刚通知。看来我和这座名楼的缘分，也是能远观，而不能近登。
细雨渐歇，我抽空飞了个无人机上去，自阁顶飞过，绕着明艳的彩楼打转。赣江水在它身后静默流淌，对岸参差的高楼，开着亮眼的蓝色霓虹灯。像流水一样的灯光，映在江水里，和滕王阁交相辉映，美轮美奂。
关于滕王阁以及它身后的“彭蠡”——鄱阳湖流系的赣江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已经在他的名篇《滕王阁序》里，介绍德极为详尽了。其文字之华丽、对仗之精工、音韵之和谐、意境之悠远，可称千古名篇，经久而不衰。
我当年觉得，王勃先生固然文采风流，但并非他标榜的那样身秉傲骨、蔑视尘俗。说白了，他也是立个“人设”而已。在《滕王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秀完了文采，紧跟着“冯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毛遂自荐，还暗绰绰地说，别等我“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让我这样的名士蒙尘，国家岂非失了人才？
这位先生“未冠而仕”，还未成年，就因一支妙笔，被唐高宗誉为“奇才”，当了“朝散郎”，绝对的天才儿童。结果却在给沛王李贤当修撰的时候，借骂老板博眼球，写了一篇批评李贤斗鸡的檄文。惹得皇帝大为火光，说你不满意你老板，就劝谏他啊，写檄文讨伐他，那是对他好吗？分明是为了给老板的老板看，这不挑拨关系吗？遂被逐出长安，从此仕途就没再有起色。
王勃在南海归途中溺水而亡时，也就二十五六岁而已，正是少年英气。他成名够早，天赋又高，一生只留下了刹那芳华，实是可惜。谁又知道他如若消磨到中年成熟，是能像范仲淹一样再度“起复”出山，成为一代名臣；还是像苏东坡一般寄情山水，成为诗词巨匠；又或者像唐伯虎一般，终生90C1郁不得志，博得恃才狂悖的虚名之后，落个牵连杀头呢？
如今再读《滕王阁序》，看满江华彩，只觉得书生白马，年轻意气，还是让王勃永远当个少年郎吧。古今江湖，恭谨圆滑的中年和暮气沉沉的老朽够多了。年轻人就算牢骚几句怀才不遇，又有什么打紧呢。
隔天一早，逛南昌八一起义博物馆，接受爱国教育。看周恩来先生的手表和朱德老总“指示”的工夫，听工作人员说，下午大概也要闭馆，看来疫情有从东往西的趋势。我打消了去赣南的想法，决定追寻“红色脚步”，继续西进，去湖南长沙，访毛主席曾经“挥斥方遒”的橘子洲头。
到长沙，买票、查核酸、景区车，一切顺利，只是游客明显少。我漫步在江边，在如茵的树木下赏花观鸟。橘子洲是一个梭形的小岛，与长沙市区隔了几百米的江水。洲上植被丰富，春桃、夏竹、秋桂、冬梅，四季都有花木可赏。此时正是桃花初开，一簇簇地滴着晨间的露水，含着花苞半开半闭，粉艳艳动人。种类繁多的鸟儿在树枝和草地上穿梭飞舞，欢快啼鸣，把这闹市边的小洲当成了净土。
徒步三公里，见青年毛泽东半身像竖在岸边，正是当年伟人指点江山之处。从高处俯瞰，橘子洲就像一条巨大的航船，停在微浪的湘江中间，毛主席雕像正立于“船头”，指挥着方向。洲两侧真实的船只，被衬托的十分“袖珍”，像鲸鱼身边伴游的小鱼。
倘若当年有宿儒大德，读到青年毛泽东的诗词，便倒地拜服，大呼其有圣主明君、胸怀天下的皇帝气象，定然会被瞧不起，说他哗众取宠、言过其实。可几十年过去，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又岂能说青年毛主席，没有气吞天下的豪迈之气呢？反正如我辈这样的俗人，是即便敢想，也羞于言说的。
我最喜欢两个有帝王气的人的诗词，偏偏都算不得皇帝。一个当然是伟人毛主席，单诗词这一项，就盖过古今多少明君雄主，另外一个是三国时期的魏王曹操。毛主席借诗词点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那意思，都差点意思。偏偏说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那意思，曹公还是有点意思。
所谓“魏武遗篇”，便是有名的《龟虽寿》，便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当然，我喜欢这两位的原因，除了似深渊峭壁的帝王气质，和磅礴如巨江倾泻的文风之外，还源于两个人都写过关于我家乡的文章。一篇是《浪淘沙。北戴河》，一篇便是《龟虽寿》——碣石山就在秦皇岛的昌黎县。倘若当年在秦皇岛入海求仙的秦始皇，能留下些诗文句子，估计我的名单还会加一人。只可惜这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是个焚书坑儒的主，不喜欢文人，也懒得做什么文章。
长沙在我印象里是个很年轻的城市，这和湖南电视台这几十年的娱乐化形象不无关系。毕竟喜欢综艺和追星的，多是年轻人，甚至少年化、幼龄化。天哥就喜欢抱着手机一遍一遍回看《跑男》、《王牌对王牌》、《这就是街舞》之类的娱乐节目，嘻嘻哈哈地跟着笑，顺便认识了很多娱乐明星。虽然现下制作综艺的电视台和网络平台越来越多，早已不是十几年前湖南台一家独大的局面，就连《快乐大本营》都因故停播，但这并没改变我对这个城市标签式的印象。
在人头攒动、灯光绚丽的黄兴路步行街夜逛，既有欧美、日本街头的现代感，也不乏中国特色的烟火气。大型的百货和品牌商铺灯火通明，各色美食、休闲、小吃、文化类的店铺更是越晚越热闹，当真是不夜之城。尝了臭豆腐、口味虾、糖油粑粑、小炒黄牛肉，一边打着嗝一边溜达到坡子街派出所，在门口拍了张“打卡照”。由于长沙夜生活丰富，酒吧众多，喝多了年轻人，被酒劲和荷尔蒙催发，发生很多烂醉的故事。网上关于坡子街派出所的真人记录片《守护解放西》，如今都连载到第三季了。我无意中刷到一集，被里面的醉酒小青年逗笑得不行，所以今天有机会，便来“打卡一游”，权当凑趣。
江对岸，毛主席在橘子洲头眺望这边的红男绿女，不知道是否会哭笑不得呢。
没有在长沙过多停留，我驱车北上岳阳，登岳阳楼眺望八百里洞庭湖。和那些动辄亿万年前就形成的大江大湖不同的是，洞庭湖是随中华民族一起发展和演进的。洞庭湖原叫“云梦”，来源秦朝时期的“云梦泽”。当年云梦泽逐渐解体，导致江、湖关系转变。长江流域人们垦殖活动增加，以及各种疏导、堤防的人为因素，加上天灾、旱涝等自然因素，使得洞庭湖一直在变化和演进，时而泛滥，时而干涸，和生活在它周边的人们相互影响。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原本是阅军的城楼，属于军事设施。后几经改建和修葺，逐渐成为赏景、会友的旅游之地，在我本家李太白登楼作诗之后，定名为“岳阳楼”。当然，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关于岳阳楼的文墨故事，还得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有圣人风骨。难得的是，他不仅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虽然在古代，“四家不分”，政治“家”都是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但“家”和“家”还是有不同。文豪大家当大官的不多，反之，官至顶峰的在文坛也鲜有建树。像杜甫的“左拾遗”，李白的“六品翰林”，白居易的“校书郎”，都不是什么大官。孔老夫子当年各国游历，老师当得不错，官却也不大。他的继承者——儒家最后一代圣人王阳明，最大也只是南京的兵部尚书，仕途不能算顶尖。
只有在两宋时期，或者更具体说北宋时期，文学家圈子里真正出了不少大政治家。欧阳修的“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等同于副宰相；苏东坡的“礼部尚书”算正部级，被下放了也是主政一方；幼年砸缸、晚年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经有六十三字的官衔，绝对的天子近臣；后起之秀王安石主政变法，是实打实的宰相。而比他们更早，他们师长、朋友，对他们有提携之恩的范仲淹，同样是国家核心领导人，并且死后谥号“文正”——这可是文人做官的最高追求了。
是北宋文人热衷朝局，还是朝局中人的风气影响了文坛，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批被称作“北宋背诵天团”的人，在当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民生，在后世影响了几个时代的文化。范文正公的楼记，至今还挂在岳阳楼上，俯瞰着滋润一方的洞庭湖。
说回岳阳楼，它是我目前到过的中国四大名楼里，最矮、最不显眼的一个。仅三层，十几米高，两侧拱檐若飞，十分庄重。每层楼梯若干，低矮处几乎碰头。顶层视野开阔，皆因地势高悬，可俯视云湖，远望君山。
掰掰手指，四大名楼我已去其三，唯独因为疫情，未在暑假带孩子在山西登鹳雀楼；五大湖也是因为疫情，错过了苏州的太湖；五岳中没去中岳嵩山去看少林寺，而南岳的衡山就在湖南南部，可我却准备往西去张家界，然后进川渝地区，恐怕也要错过了。
总是有错过。有的人说，那是人生的遗憾。有的人说，那是进步的空间。我说那是强迫症，就跟朋友圈必须发满九张照片似的。
天哥深以为然，说挂电话吧爸，突然想起来作业没写完，不交就是不仅仅是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