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
这一年年初，院里保卫科让我去帮助工作，科长姓杨，是公安部下放干部，他手下没有兵，借调我去专案组审查小组工作一段时间。院里文革初期不少冤假错案现在开始要翻案，其中有一个技术人员在开会学习时乱写乱画，在稿纸上写打倒刘**，在第二页上又写毛主席万岁，结果由于茶水水滴浸透刘**三个字消失了第二页万岁两个字也消失了，无形中构成了当时的反动标语。这件事当时惊动了公安部，结果笔迹鉴定定案，此人劳教3年。劳教解除以后回单位以后一直要求翻案，我翻阅了他的卷宗，家庭出身贫苦，是党和政府资助他上了大学，从上学到工作没有不良记录，从那个角度上他都没有写反动标语的动机。这件事即使有公安部的笔迹鉴定，这肯也定是一次误写，批评教育就可以了，何况他已经劳教3年了。报告打上去了，领导批示“铁证如山，不容翻案”。这是一件不复杂的事情，其他复杂案件那个不是“铁证如山”，这种走走过场的专案组审查工作实在毫无意义，于是我打报告要求离开专案组审查小组。
在保卫科工作期间和老杨学到不少东西。一天，我正在看资料，突然一个中年女同志敲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大包袱。她告诉我们她爱人是我们院职工，晚上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她把“赃物”一台高级的电子管收音机带来了，要求我们把收音机没收了并上报公安机关抓捕此人。老杨淡漠的看了她一眼，让她把东西放在墙犄角说你可以走了。偷听敌台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罪过，可是老杨并没有带我去处理这件事，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心里十分疑惑，类似事件都应该上报总厂保卫处。没有过2天那位女同志又来了，说她弄错了，老公在跟着电台学英语没有偷听敌台。老杨看也没看就说东西拿走吧，事后他告诉我，遇到两口子的事情，千万要谨慎。这个世界上，两口子的话可信度是很小的。这肯定是两口子打架（那天来时女方脸上有被打的痕迹，我没有注意到），女方要报复老公（女同志报复起来什么狠招都敢使），这不，两口子又和好了，又来取东西了。
我一到设计院工作就知道这里有一个知名大人物，大家叫他老马。据说他曾经是东北局的秘书长，行政级6级。后来犯错误，60年代初，下放到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行政级由6级降到9级，然后又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任负责人。据说他一直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在中央抓经济领导同志的领导下负责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工业70条），此条例出台以后又受到了批判。后来老马又调到我们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任副院长，行政级又由9级降到12级，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们设计院最高级别的领导（院长13级）。
到这个单位工作不久，院里把我的单身宿舍（工作单位在房山，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调到老马对门，杨科长告诉我，马院长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老马宿舍2个人，他和一个姓高的人住一起，老高是从海军复员军人，在院里任电影放映员（院里操场每个星期都放露天电影），老高一忙起来，就通知我照顾一下老马。说是照顾实际上有监视的味道，什么人来看他了、说些什么了，需要汇报的。来看马院长的都是大领导，坐的都是高级轿车。我们总厂一把手，原来老建工部副部长就来宿舍看过他，马院长是他老领导了，解放初期他是东北营口市长，老马已经是东北局秘书长了。
如果老马的朋友来看他，杨科长要求我们必须有一人在场。来看老马的似乎都是现任的大领导，这一点从他们乘坐的轿车就可以看出。不用说，这是一项很尴尬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老马和他们之间谈话除了彼此之间问候，祝愿等能听懂以外，其他句子都是代词，没有点历史背景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这怎么汇报？好在老高是第一责任人，我只不过是他不在时的替补。老马为人非常和善，没有大领导架子。好几次马院长带队到总厂开大会，他和我们一样坐在下面的马扎上，从不上主席台，即使总厂一把手亲自来请，他也婉言谢绝。那时候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认真学习马列的几本书。我那时是支部学习委员，有不懂的地方，借此机会顺便就去请教老马。老高聊天时曾经告诉我，马院长38年就到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过，后来留校当老师，还给有的中央领导上过课。
老马宿舍有两个书架，书架上有各式各样的书籍，每本书都有折页的、夹着纸条的，看来他是一个经常读书人。老马在给我讲解时，如果需要引用到马列主义经典论据就从书架上取书一翻就是，这种信手拈来的功夫没有深厚马列主义学问功底是很难做到的。看来他不但经常读书学习而且还有非凡的记忆能力。在请教老马问题时，涉及到马列主义的，他只是做文字上的讲解，偶尔也讲一讲背景，但决不谈自己的观点、看法。俗话说“抬杠涨能耐”，为了听听马院长的见解，我时不常用此招数，不过马院长是老牌政治家，只是笑而不答，从他表情我还是能看出我那些“杠”抬的他还是认可的，那些“杠”抬的是幼稚可笑的，从中获益匪浅。
老马在我们单位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能过去职务太高不好安排，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读书、看报，有时候带队参加总厂召开的一些不重要的会议。记得有一次他忙了起来，院里一把手书记让他写一篇从马列主义角度“批林批孔”文章，他连续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工作很晚。当老高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感觉好笑，马列主义我没有系统学习过，但是一些马列的语录、经典论述我还是读过的，书记这个命题似乎有点生拉硬拽，不着边际，这不故意刁难马院长吗。没过几天，文章脱稿以后老孔找了几个总厂领导和理论班子高手看过觉得很好，为此书记在院里党员会议上破天荒的大大夸赞了一翻老马，我看到老马没有喜形于色。是呀，写大文章的人，这还不信手拈来。没隔多久，书记高兴不起来了，文章送到更高层，受到了批驳。据说文章署名把老马换上了书记的名字，书记吃了一个哑巴亏。
老马平易近人，叫他马院长可以，叫他老马他也答应。那时候食堂分三类菜肴，甲类菜2毛钱以上，基本上是肉菜。乙类菜1毛钱以上，肉菜混合菜，肉很少。丙类菜全部是素菜了。我经常在食堂里看见马院长排队打饭，他只买2个丙类5分的菜和半个馒头。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严重的糖尿病，要多吃这种没有什么油水的熬菜。真替他难过。有的小年轻看见马院长打的饭就说，老马你一个月挣那么多钱就吃丙菜，饭票一定富裕吧？帮我买个甲菜吧？结果马院长真给他们买甲菜吃。
后来，文革进入了尾声，老马很少上山到院里来上班了，即使偶尔见到他，也是不长时间就被高级轿车接走了。再后来就调走了，至于调到哪里了，谁也说不清楚，这不是一般人能过问的。
74年院里有一个到清华大学上学的名额，我很高兴，准备积极争取一下。没有想到书记代表室里给放弃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他准备培养我做支部工作，他岁数大了，每一个星期从城里跑到房山工作，身体感觉很吃力。再说清华这次是计算机系招生，根据当时国家政策，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是那里来的回到那里去，咱们院里没有计算机，学无所用。我知道我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没有学历就是一个混混。我表示，我还年轻，有机会还是想出去学习。最后我和书记各退了一步，我仍然努力工作，以后有化工专业、石油专业、土建专业（我们室主要设计专业组有工艺组、设备组、土建组）大学招生，书记保证推荐我去。这辈子能不能上大学还得看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