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讨论群体文化的问题。
从前两问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本私，可以带来善，同时也可以带来恶。那为什么现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善文化”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鼓励人们去做“善事”，为“善人”，并且以“善”为荣，从而使得群体和社会整体趋于平稳的？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从本文的“第一性”、“第二性”原则看下来，开蒙的智人种群，处在动物性和人性的交界点上。受到动物性群体本能的惯性影响，他们天然具有保护同类，特别是有血缘亲族的同类的本能。并且，在“我识”建立之后，智人认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不再有特别危险的天敌，食物获取也更容易。不需要与同类争夺食物和其他资源的情况，使得与同类“为善”的习惯，得以建立了起来，向外的“圈”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这种力量，在“我识”彼此的交流间，得到了鼓励与强化，并通过开蒙前的“教育”，被慢慢固化，逐渐成为群体间的主流。
中国的神话中，远古时代“帝王”、“首领”、“神灵”之类，都是亲躬农桑、移山治水、种药治病的贤德大能，受万民敬仰，堪称统治者中的楷模。他们治理下的国家、部族、部落，皆是一片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相敬、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当然，这样原始的善念，“圈层”是很窄的，仅限于亲缘很近的部落内部。一旦遇到外部落，便会失效。所以神话传说中也有“共工撞山”、“炎黄站蚩尤”这样的故事。不仅中国，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战争史诗《摩诃婆罗多》之类，叙说的都是与外部战争的故事。人们在鼓吹英雄的同时，也反应了自己的“善恶”观是向部落内部的，部落以外，就不以“善恶”来计较了。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即便是这种朴素的、原始的，甚至是有些自欺欺人的“善”念，也同动物的“第二性”繁衍本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成为了一种“信念”，而并非无“我识”的动物性本能。与身边的人亲善，不再仅仅因为情绪价值，而逐渐的成为了一种群体文化，以“信念”的方式，影响着独立的“我识”，进而形成了群体的信念“共识”。
在经历了漫长的公有制朴素善念共识部落群体之后，随着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再次提高，以及“我识”在群体中衍生的“信念”越来越多，私有的财产概念借助“自私”的天然信念，逐渐形成以“利益”为中心的价值主流。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况，在那时十分常见。“善”的向外力量逐渐减弱，恃强凌弱、自私无礼、战乱纷争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古代埃及、古希腊、古波斯等同时代的其他东西方国家，帝王与贵族同样恶行当道，毫无顾忌的压榨和剥削着同种同群的人，下层人民苦不堪言。偶尔有改变阶级跃升到中高层的，不仅不会心生“善”念，反而变本加厉。残忍的财主、尖酸的贵族、刻薄的地主、凶恶的打手，在社会价值观趋向“恶”或者“利”的时代中，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
在那样动荡的环境里，导向“善”的价值观，开始以文化和宗教的形式，被发明并传播了开来。
中文中的“善”，就是以“羊”的形式开“口”的意思。这个象形文字，在几千年里变化不大，甚至最早还曾发现在金文中。而我们通常对统治者的形容，就是驱赶“羊群”的人。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使人们像羊群一样驯服，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统治者宣导和维护“善”文化的原因。
在统治者的推动，和圣人们的升华之下，朴素的“善”文化被提炼、总结、提升，并得以广泛教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悌、节、恕、勇、让”之类，通通都可算作是“善”的变化。墨家的“兼爱”，道家的“积德行善，与世无争”、“上善若水”，都是在说行善为善。即便是认为“人性本恶”的法家，立足点也是在约束人的“恶念”，从而教导人“向善”。
宗教对“善”的推动，更是不言而喻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几家，其核心的信仰体系，就是对上帝各种“约定”的遵守。通过约束行为甚至精神，达到对自我救赎。而这些约束，通通都带有“善”的共识。佛教更是通过“戒律”，以及严谨的“成罗汉”、“成菩萨”、“成佛”等修炼体系，使信徒通过信仰向善。
我们可以看到，从智人到现今，这一条“从善”之路是逻辑清晰的：初开蒙的先祖们，在本能第二性的惯性之下，开始有原始的“善”的信念。之后，圣人们提炼和升华了它，然后通过统治者的约束和引导，形成了主流的社会文化。
然而，我们回望人类历史，却不得不问出这样几个问题：“向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人类为什么没在“礼崩乐坏”中，发展出“恶”的强人文化，并且成为主流？社会主流的“善”文化，为什么还能阶段性的引发世界性的战争和杀戮？行“善”给人带来的安心感，和为“恶”带来的愧疚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下面我们尝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在原始“善”念的第二性本能惯性过后，具有“我识”的人类，正式进入以“信念”为主导的神性世界。事实上，在这个世界里，虽然还有动物性本能的影子，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个人的行为和思考，会依照个性的信念；集体的行为和思考，则会依照集体的信念。所以说，在之后的任何历史节点上，出现社会性的“恶”的群体文化，都是有可能的。只不过，由于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是大概率渐变，小概率突变的。本能的惯性，在渐变的环境里，仍然起着缓慢影响的作用，使得人类社会主流的善，在没遇到巨变的环境里，仍然起着向“外圈”支撑的弹力。即便偶尔有世界性的战争，“善”的余温，仍然能够及时的调整和回归。
当然，这也只是从结果上倒推。毕竟向“恶”的群体文化，可能带来种群灭绝。也许我们没发展出“恶”的共识，进而走向灭亡，只是因为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足够长罢了。
另外，关于人有“恻隐”之心、天然的“善心”，事实上有可能是我们被自我感动了。由善的信念引发的积极的情绪反馈，是真实存在的。回望“我识”觉醒的过程中，社会、家庭、群体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把孔子称为“先师”，把乔达摩·悉达多称为“佛祖”，把耶稣称为“基督”，把穆罕默德称为“先知”，使得他们成为人们的精神图腾。你的父母基于这些圣人的哲学教育你，社会通过律法和道德影响你，宗教通过戒律约束你，使得你获得了虽然独立，但实际受环境影响极大的“个人信念”。而“我识”一旦“信”，便会反过来影响情绪、需求、欲望、情感，甚至指挥本能。这种影响，让你印证了你的“印证”，使你越来越笃定的“信”，认为：“天心即是人心，所以天心是善，人心也是善。”
中国古代最早说“善”，其实就是“对”的意思。所谓“善善、恶恶”，意思是：“做对的、善的事情；不做错的、恶的事情”。于是，“善”天然就是对的。当你做了一件“善”的事情，社会反馈机制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告诉你这是“对的”。甚至当社会反馈机制失灵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在精神世界里，告诉你这是“对的”，从而自觉的从善、为善。然而这一切，可能只是你对自己的一场骗局，和人的本心无关。
因为你的“本心”——也就是“我识”——实际上是“善”和“恶”两者共同的本性。“为善”时固然开心，“为恶”恐怕也并无不喜。
那么反过来想呢，在“善”为共识的社会里，“善”被教育和倡导，那么“恶”岂不是人性中自带的？在如此多的“善”念包围之下，“恶”仍然能存活和发展，岂不是“恶”的力量更大？
实际上，“恶”的教育从来都不曾少。我们所谓“精忠报国”，正是对外族的“杀戮”，简直就是直接的“为恶”教育。要知道，“善恶”无非是“划圈”的力量而已。当你对“外敌”的态度是动刀动枪，取人性命，实际上，与杀人之间，也只差把谁定义为“敌”而已。而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之类，古往今来在“利义之辩”中，皆是对“恶”潜移默化的教育。
现今社会，人与人的内卷，球队与球队的对抗，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国家与国家的纷争，很难说谁是“善”和“正义”，都是各式各样的“恶”。而我们只是“恶而不自知”罢了。
“我识”开蒙之后，对于外部的“信念”，只能是沟通，而非“教育”或者“灌输”。所以最终形成自我个性的，还是自己。哪怕周围所有人都是秉承绝对“善念”的好人，也只能大概率培养出一个具有“善念”的好人，而不会培养出“完人”，更何况还有小概率培养出一个颠覆大家认知的“恶人”，毕竟善恶皆在人性之中。
所以，是什么力量，让现今的主流是“善”文化，大方向是和平呢？恐怕仅仅是历史的惯性，和时间足够短的偶然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