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上半年）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文化课早就不上了，到学校里就是批判老师、校长。这是因为学生对于曾经管教过他们的老师有些怨气，不过这种永无休止的过分折腾，他们还是于心不忍，因此我很少到学校去。此外，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故，父母都被隔离审查，整天不能回家。我可以到单位去看他们，要生活费吃饭，给他们送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目前这个现状肯定是参加不了红卫兵了，首先家庭出身这一项就通不过，尽管父母问题没有定性，革命干部家庭肯定是算不上了。根据当时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我应该算不上什么好人了。家被抄了，家里一些自认为是资产阶级奢侈品变卖了（一架记录牌黑白电视机、一辆德国钻石牌自行车），一部分配给的家具收回了。
父母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对于一些老干部、老专家受到了批判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可是造反派把他们定为反党小集团、反动学术权威那就不理解了。这些人有的和他们一样早年就参加革命并努力为党工作的，这一点他们是了解的，特别是50年代周总理从国外请回来的老专家，他们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怎么一夜之间全是反革命了或反革命学术权威了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陶铸同志调到中央分管文教卫生，鉴于卫生部的领导班子基本瘫痪，无法继续工作，陶铸从广州军区调47军政委孙正，广州军区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秦燃等5同志到卫生部军管并担任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对中央的联络员。
对于秦然同志他们还是熟悉的，1943年父母所在的抗大医院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日本医务技术人员，这些人有的是八路军和日本部队作战俘虏的日本医务技术人员，有的是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父亲对日本人是十分反感的，他认为日本人凶残、狡诈，侵略中国，不过这些日本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那时医院主要医疗技术问题是外伤及术后感染问题，医院的缺医少药使这种问题更严重了。
据父亲讲，当时医院术后感染率达到了70-80％，由术后感染导致死亡、截肢也有40-50％。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伤员们只能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他们到医院后大部分人在未做手术前其伤口已经被感染了。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医务人员为了避免术后感染导致死亡，他们大都采取了截肢手术。这样术后感染导致死亡率下降了但是伤残率却上升了，许多伤员治愈后将不能再返回作战部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变相残害八路军并将此事上报总部领导。总部领导责成父亲查处此事。父亲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日本医务人员在日本医院也是这么处理日本伤员的，这是符合日本野战救助条例要求的。如果说有问题，个别滥用、扩大截肢手术现象还是有的，不过不属于故意残害八路军伤员。
一天，医院的日本医生黑田冲进了父亲办公室，状告在给一位八路军营长治疗时，那位营长要杀了他。那位营长就是秦燃，他右腿被炸伤，伤口已经大面积溃烂。黑田医生要求做截肢手术，秦燃死活不同意做截肢手术，他知道没有了腿，他再也不可能回部队了。当秦燃同志知道为他治疗的是日本医生便怒不可遏（他的腿就是日本小钢炮炸伤的），说什么也要打这个“鬼子”。父亲了解了情况便批评了黑田，秦燃的腿骨没有断，做截肢是不可以的。没有想到黑田冷冷的说道，他的伤口溃烂的很严重，截肢是早晚的事。我在帝国医学院是这么学习的，我处理帝国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你现在不是帝国的军医，你现在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医生。黑田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连忙说，院长教导的对，恕黑田无能。对于秦燃的腿伤除了截肢我无能为力，不过院长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还是想学习一下的。说完扭头就走了，临到门口又回过头对父亲讲，院长，我打赌，秦燃的腿保是不住的。我提醒你，截肢晚了会殃及秦燃的生命。（黑田的高傲是有资本的，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医学院，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医学院做研究工作，战争把他派往中国。他讨厌这场战争，使他中断了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他工作努力、认真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一次因为学术上的争论竟然打了主管领导。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日本部队是绝对不容许的，他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一气之下他参加了反战同盟，几经辗转来到了抗大医院。）父亲接受了黑田的挑战。
后来父亲回忆道，当时并不是要拿秦燃的腿和日本人打赌，总部查处文件刚刚传达，黑田医生对此意见很大并带头挑衅把父亲逼的无路可选境地，他知道这次手术的分量，黑田的威胁不是没有道理的，秦燃的腿能否保住，他只有5成把握。父亲亲自为秦燃主刀并指令我母亲亲自护理，术后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与否。为此母亲放下了手头工作，昼夜看护着秦燃同志，一刻也不敢放松。父亲告诉母亲，这种一对一的特护（当时实在抽不出人来搞这种特护，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要伤员睡你就睡，他醒你就得醒，否则不但你被拖垮了还容易出现纰漏。由于父亲成功的手术、母亲的精心照料再加上秦燃同志身体素质好，没有过多长时间他的腿竟奇迹般的好了并返回了部队。后来黑田向父亲道了歉并表示我们日本人愿赌服输，他送给父亲一个精美的日本野战手术器械盒（可惜这个器械盒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造反派抄走就再也没有还回来，只剩下一个辅助盒了）。
这个手术器械盒子我小时候见过，盒子是用很薄的不锈钢制成的，盒子的正面的图案是用许多针尖大小的点，敲击在不锈钢表面组成一支盛开的樱花，右上方有“外科囊”三个字。打开里面竟然有三层架子，分别固定着大小不同的手术刀、剪子、止血钳等等。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偷偷用里面的刀子削了一回铅笔，刀子刚刚放在铅笔上，根本不用削，刀子自动向前走。那种东洋手术刀的诡异至今让我惊叹不已（后来被父亲发现了，除了揍了我一顿外还把盒子藏起来了）。对于黑田的道歉父亲倒是不以为然不过黑田的礼物却让父亲高兴不已，他用这个手术器械为不少八路军、解放军伤员做了外科手术。
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挽救成千上万八路军干部、战地医务人员的父母亲早把秦燃同志给忘记了，可是秦燃同志并没有忘记他的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秦燃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很快就找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老战友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更主要的是秦燃同志带来了中央对卫生战线文化大革命的看法。66年8月26日，陶铸同志对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肯定了在过去17年卫生战线的同志们是执行了毛主席“六二六”卫生医疗路线的并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多数人是好的，要打到的反革命分子只是一小撮。
记得那天晚上家里电话不断，父母亲弹冠相庆，父亲更是激动不已，老泪纵横，情不自禁的说“中央终于说话了”。是呀，解放以后，他们一直在卫生战线不辞劳累的工作着，怎么文化大革命一来卫生战线成了“黑线”，自己也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连续几个月以来，家抄了，批斗不断。由于父亲是单位的组建领导，其下属不少都是从老单位调来的，批斗时还是手下留情的。批斗时，站一会，造反派容许他坐着，还预备了一些必要抢救药品（那时父亲已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用父亲话讲，这帮小家伙心狠手辣的（损招不少，竟然让一些老专家站在凳子上做喷气式）。
父母亲认为陶铸是代表毛主席讲的话（陶铸也是这么说的），这一下文化大革命运动该走向正轨了，他们确实高兴了好一阵子，只是高兴的有点早了。他们又一次中了引蛇出洞的计谋，父亲毕竟是参加我党多次运动的老同志了，吃过亏，他只是在单位传达了陶铸的讲话，多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母亲则不然，深深的陷了进去，还说了许多过头的话。陶铸被打到了，这是必然的，他从地方到中央工作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毛主席退居二线以后大权旁落了，实权派对他阳奉阴违让他愤愤不平，他旨意写一篇反映他思想的批判文章还要太太到上海秘密活动更使他难以容忍。
他就是要借群众运动落实他的思想，群众刚刚发动起来有点模样，陶铸就想纳入“正确轨道”，触怒了龙颜。江青三番五次的找茬想使他幡然悔悟也枉费心机，无论治国能力如何，这种“政治上的愚钝”最终使毛主席放弃了他（文革多年以后，父母在茶余饭后有时也会谈论文化大革命及一些往事，）。“文革派”早就对陶铸恨之入骨，他一倒台，文革中所有的失误全部算在他头上并且还编制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试图让他陷入万劫不复。这其中之一就是“陶铸是反革命组织5.16的总头子”，没有这样一个组织，编造这样一个组织，打击一部分对文化大革命持异议的人就是“文革派”的目的。陶铸在没有完全打到以前已经预感自己政治前景不妙，为了保护他的属下，解散了卫生部的军管5人小组，因此秦燃同志又回到了广州（孙正同志被留在北京顶雷）。
陶铸倒台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对于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则认为是反革命，江青认为这些反革命的总后台就是陶铸并异想天开的泡制了有一个“5.16”组织在支持陶铸。从她对主席的了解，主席最恨有组织反对他的人，这样一来陶铸必死无疑，二来可以进一步打击她的宿敌。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5.16”反革命组织的运动，曾经被陶铸调到卫生部军管的5位同志自然在劫难逃，母亲本来和“5.16”扯不上什么关系，但是由于和秦燃的关系被单位定为单位最大的“5.16”反革命头子。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母亲在造反派押送下回家取行李，她接到通知明天将要对她实行“隔离审查”了，恰好父亲也在家。他们默默无语，在母亲收拾完东西就要离开的时候，父亲可能意识到，此番见面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时刻了，可是在造反派的看押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把母亲送到门口，还是按捺不住说了一句最不应该说的话，“记住42年整风”。这句话只有他和母亲明白，由于我和父母生活一段时间也能明白一点。
42年整风运动对他们来讲是难忘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他们的一些认识的人在接受党的“审查”时说了假话，为了过关，轻信了办案人员的许诺，违心的承认自己是叛徒、国民党特务。最终处理结果，有的枪毙了、有的逼疯了（没有受过特工训练，假话编的不圆，不疯才怪）、有的自杀了。那些没有说假话的人，在被审查的日子里也是水深火热的，但是到了运动后期组织上是会给你平反的，对于说假话的是不平反的。
然而，这次运动与42年整风不同，说假话是可以的。假话说的越大、越多，似乎官升的越快、越高。母亲没有说假话，她被关了2年半。1970年，我从部队探家回京，那时候母亲已经隔离审查1年多了。届时父亲不知母亲的死活，心急如焚，他让我到母亲单位关押处看一眼她。到了关押处，接待我的是她的专案组组长。这个专案组组长我认识，文革前经常去我们家里，有事没事就围着母亲转（对我也很好，每次去母亲单位，他都带我到动物房看各种各样的试验动物）。专案组组长煞有介事对我说一个革命军人，立场应该和他保持一致。为此他和军代表商议决定，同意让我见一下我母亲并要求我劝说母亲向组织坦白交代。
为了更好的劝说母亲那位专案组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母亲的问题，母亲的历史问题应该不大（37年入党时，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不符合组织要求，其党员的合法性能否被认可要等到运动后期处理），目前最大问题是她不肯承认她是“5.16”分子。你母亲的上级，卫生部的“5.16”分子已经承认自己发展了你母亲，你母亲的下级也承认是你母亲发展了他们。可是你母亲态度恶劣，就是不肯承认。
毛主席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就是你妈妈发展的“5.16”分子，我向组织上坦白交代了，组织上既往不咎，我现在是革委会成员，还是专案组组长。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的口吐白沫，他把我母亲交代的希望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为了使我相信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是母亲最后的机会，如果顽抗到底，单位不再管了，直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说够了，他领着我去见我母亲。这儿，我不陌生，是关实验动物的地方，文革前常来玩。我们七转八转来到了一间昏暗的小屋，由于刚刚从外面进来，我什么也看不清。突然，一个声音从阴暗的角落传来，“你走吧，我不需要见你。”顺着声音看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墙角用木板搭的床上，长长的白发遮挡住了脸，使我无法辨认。不过我从铺板上的毛毯认出这是我们家的东西，这是父亲救助过的一位将军送给他的战利品。此毛毯为纯羊毛所制，美国货，非常保暖。
渐渐的我适应了小黑屋的光线，看清了她的脸。头发全白了（以前白了一半），由于长时间见不到阳光，面色惨白，脸有些浮肿。她蜷缩在角落里，样子甚是吓人。母亲说完这句话，便不再说话，把脸扭向一边不再看我。就这样，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离开了母亲。来时父亲曾经叮嘱过我，叫我不要说话，只要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那时候父亲的领导已经找他谈话，准备让他出来工作，如果母亲死了，他暂时就不想出来工作了并要求组织上查清母亲问题有了结论再出来工作。
多年以后，母亲谈到我去看她的事还是十分生气，据母亲讲那个时期是造反派最疯狂的时期，也是母亲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威胁母亲，如果不承认自己是“5.16”分钟就要告到部队，把我从部队清除出来。在这个时刻我去看她，她怕连累我，所以一句话也不能同我讲，其内心十分痛苦，我去看她无异于在她伤口上撒盐。我走以后，鉴于母亲的恶劣态度，专案组人员开始疯狂的报复她。打耳光、揪头发往墙上撞、拿灯光照眼睛不让睡觉、不给饭吃，总之，一切非正式拘押能用上的手段全用上了。他们非常害怕母亲不能屈打成招，如果那样的话，案子不能结也不能移送司法机关，更可怕的是不少已经屈打成招的有可能翻案。据母亲后来讲，那个时候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开始设计害死她。首先他们撤消了看守人员，这样一旦母亲离开关押地他们就以反革命逃离罪论处既，可以打死也可以移送公安机关。他们这点整人小伎俩母亲在42年整风就听说过，她根本就不想跑。一看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不再给母亲送饭了，叫母亲按着指定时间、指定路线自己到食堂买饭。母亲告诉他们，没有专案组的明确结论，宁肯饿死她不会离开这儿的。
穷凶极恶的办案人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们告诉母亲，根据办案要求，在隔离审查期间必须没收她的皮带。没过几天又说，看到母亲一个女人总是提着裤子不雅观（长时间的非人道折磨，人已经非常瘦弱，穿的裤子显得十分肥大），于是给了她一条不粗不细的绳子当作皮带用，其用心显然是路人皆知的。自然，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又开始变换花招，例如他们到小屋审讯期间边审边吃水果，走后故意将水果刀遗落，事后又匆匆拿走等等。母亲就这样熬着，终于等到了林彪事件爆发，然而这些“5.16”专案组成员又成了反林彪的英雄，他们仍然不肯放过母亲。
他们还是坚持审查不肯放人，不过斗争方式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搞逼供信那套折磨人的无情审讯了，开始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隔离审查的另一种形式，只不过不再刑讯逼供。他们不再追究“5.16”组织问题，专案组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5.16”组织那就交代“5.16”思想吧。是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时母亲知道快要熬出来了。果然，不久中央发了不再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扩大化的通知，迫于上下压力专案组不得不放人。倔强的母亲不离开小黑屋，要求他们给出结论才回家，不能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就走人。专案组最终给出了结论性意见：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犯有重大政治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专案组希望她能够接受这个结论并保证以后不再追查母亲的任何错误包括母亲“假党员”的历史问题。此外，他们要母亲理解处分问题，不这样就无法解释2年半的隔离审查。母亲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也不在结论上签字，他们强制性的把母亲送回了家。母亲回家以后休息了好长一阵子，这主要是晚上经常失眠，休息不好。长时间的关押，她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还时常感到惶恐不安。特别是在刑讯逼供期间，专案组人员经常揪她头发往墙上撞，使她感到头隐隐作痛同时也为她日后的脑痴呆留下了隐患。
回家后，母亲也看望了她的老战友、朋友、领导。多年不见，劫后余生使他们异常兴奋，不过有的老战友、朋友、领导再也见不到了。从他们饱经沧桑的容貌可以看出（父亲不喜欢走动，每次都是我陪着母亲出门），这几年他们也有着“不平凡”经历。他们谈论的都是些往事，文化大革命的事基本不提，即使说到了也是一带而过。他们都是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老共产党员，即使他们自己或家庭遭受了再大的不幸，对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不满，他们对党不会有任何抱怨，换言之：母可以不慈但是儿女不可不孝。
母亲单位的人也来看望她，这其中还有专案组的成员。他们认为母亲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不屈服压力，不说假话，不愧是来自延安的革命老大姐，特别是专案组成员还声泪俱下的向母亲道歉。他们向母亲哭诉，在当时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像母亲一样受到迫害，为了家庭和亲人他们实在没有勇气反抗。母亲相信了这些“鬼话”并原谅了他们，以我看来，这反应了参加革命多年的母亲在政治上多少有些幼稚。姐姐嫉恶如仇，一见到这些人在家里就往外轰人，让母亲十分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