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籽很快长出了苗，我问姥爷多久能结出西瓜，姥爷大笑着说院里可长不出西瓜，连藤都爬不出来，你就看看苗吧。我不肯信他，拉着姥陪我一起浇水，盼着来年结西瓜。
没等西瓜苗长出长长的藤，我姥就犯了二次血栓，这次“栓”住了她全部的行动能力，甚至大小便也失禁了。
这次生病以后，我不再对她有关于“人”的鲜明的印象，她就像炕角的被褥，不再是鲜活的。虽然还能嗯嗯，但没人能猜出来她想说啥，久而久之，她也没了嗯嗯的欲望。吃饭只能靠人喂，并且因为牙已经掉光，在大家有意无意刻意下，饮食逐渐单一，默认她只喜欢吃那两三样食物。伺候大小手和翻身擦洗，成了爸妈、姨和姨夫们的活计，她像一截湿木头一样被挪来挪去，只有她自己浑浊的眼里，还留着残存的羞赧。
除了准点看动画片，我不愿再进卧室。机械的叫一声“姥”，换来她的嗯嗯，也不看她的眼睛。刚开始是躲避，以免交流的尴尬，后来成了忽略和不在乎。看完电视，我会迅速地离开，忽略她是否也想看电视打发时间，用不用换个台。我以为自己只是单纯的逃离卧室里的床褥味，实际上是逃离和她共处的冷漠而已。
嫌弃不知何时开始，却并不突兀。周围的人，也如我一样机械的漠然。我曾试图从妈、姨们喂饭时和她的聊天逗笑，从爸、姨夫们擦洗翻身时的认真，以及从姥爷同屋同寝的陪伴中，寻找尊重和爱。但病里长期的忍耐和痛苦，并不是偶尔的关怀可以弥补的。就像对于一百分的需求，十分的给予远远是不够的。对于明明给不了的九十分，大人们机械默认的尽量做到十分、二十分。而我沉默的把十分也拿走，逃得远远的以求心安。
她于是从普通的物，变成了一种“活着”的象征的物，她的生活和生命仿佛都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为了象征存在。不为了她自己，而只为了别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某一天，我姥去世了。
大概是因为她在我心中，作为物的时间太长，也可能是因为大人们经常把她的离开看成必然和理所应当，所以我并没有很悲痛，甚至怀疑自己在葬礼上，能否哭得出来。
直到遗体告别时，当我看到她从未如此平静的脸，我却不能平静。我想起她有限的、作为鲜活的人时，对我的好，想起昏黄的路灯下踱步的小脚，想起不知被压在哪里的竹蜻蜓，想起没超过手指长就死去的西瓜苗。
我永远地失去了她，不再有机会对她付出哪怕十分的好，让她干枯的生命得到几滴水的慰藉，让她不只当活着的象征物，让她真心的为自己活着慰藉。
我失声痛哭，仿佛我也失去了一部分生命——何况我真的失去了。
我一直哭，火化的时候哭，出殡的时候哭，烧纸的时候哭，看遗像的时候哭。哭得妈心里空落落的，搂着我说，不亏你姥疼你。我哭得更大声了，分不清是悲痛还是愧疚。
为了惩罚我自己，我开始想念她，想念她浑浊的眼睛，想念她佝偻得快成鞠躬状的身躯，想念她拄着拐杖艰难踱着小脚的背影，想念她缩在被子堆边时带着涎水的笑，想念她锤人的手和踢人的脚，想念她的嗯嗯，想念她粗烟草呛人的味道。奇怪的是，我如此想念她的时候却从来没梦见过她，反倒是很久很久之后，久到真的临近淡忘时，她入了我的梦。
我徒劳地想念着，进而开始惧怕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