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1963年注定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外婆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外婆有抽烟的习惯，但是她从来不抽纸烟，她用烟袋锅子抽烟叶。生病期间她仍然抽烟，只是痰比平时多了一些。外婆有随地吐痰的旧习惯，以前家里住平房，地是砖地，吐的痰很快就被地砖吸收了，不显痰的痕迹。60年代初期我们搬进了楼房，地面是木质地板面，这样外婆的痰迹在地板上就比较明显了，擦起来十分费事（每次都是我给外婆擦）。
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婆不把痰吐到痰盂里呢，而且痰盂就在外婆的床边，要知道痰迹在地板上擦掉是十分费劲，而且不容易擦干净的。有一次，我怀着好奇的心情问了外婆这个问题。外婆说，在她老家，老人用这种方法判断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病是否能好，吐的越远越好，我要是能吐到门上，我的病就快好了。外婆说的是对的，她越吐越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最后想吐到地板上也不容易了，只能吐到她床边的痰盂里。
眼看外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都很着急。母亲决定把外婆送到医院去治疗，可是在办入院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表上有一栏必须填写就是入院人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表是拿回家填写的，母亲认为外婆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都应该是地主，不应该向组织上隐瞒。父亲则感到，如果这么填写会给托人给外婆办住院的朋友带来麻烦，医生也不会给一个地主婆好好看病的（当时阶级斗争抓的那么紧，有哪个医生愿意给地主婆看病呀），外婆听说以后十分生气，她说，我是啥子地主，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们是啥子，我就是啥子。
母亲耐心的劝解道，你虽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和老洪参加的是革命工作，这么能一样呢？你一天革命工作也没有做过。外婆一下子无语了，她想了想说，我给周总理做过饭，是不是革命工作？这时轮到母亲语塞了，她不敢接外婆的话说了，她明白这是涉及到国家领袖敏感的政治话题。最后这一栏里填的是“破落地主”（这可能是父亲想出来的词），但是怎么破落也是地主呀。外婆在医院没有呆多长时间就回家了。父亲在医院的朋友也不好意思明说，只是说老太太在医院呆长了不是个事，回家养一养也好，老太太的药可以随时到医院拿。
就这样外婆离开了医院，这是外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治病但是也是最后一次。从某一种角度讲外婆是比同时代人幸运，毕竟享受了一次现代化医疗条件的治疗。我到医院看外婆时，发现外婆穿着医院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特别是床头柜上摆满了诱人的时令水果。外婆拿起了一个大红苹果塞到我手里，我很不情愿的放了回去，因为母亲在来的路上曾嘱咐我，如果拿了外婆吃的，以后再也不带我到医院看外婆了。
一会，护士给外婆端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香油、面片晚餐，病房顿时充满了香油、葱花的诱人味道。这要是在家里，外婆肯定会给我一半的。到了要走的时候，外婆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小橘子并悄悄对我说“记住路，下次自己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默记着去医院的路，有的地方还做了记号。但是没有等到我再次去看外婆，她就被迫离开医院。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和成分将确定你的人权，这在当时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外婆从医院回家后病似乎一天比一天重了，她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昏睡。一天放学回来，外婆喝了一碗稀饭，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她拉住我的手说：“虎娃子，婆婆要走了。”“婆婆要去哪？”我不解的问。外婆望着窗外的蓝天喃喃的说：“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电影，一个负了伤的八路军战士说完这句话就死了，一种不详的预感陡然升起，我哽咽的说道；“婆婆是要死了吗？”外婆勉强的笑了笑说：“不许胡说，婆婆不会死的，也舍不得离开你的。”在我记事以来外婆从来没有哄骗过我，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晚上外婆开始收拾东西，真像要出门的样子，搞的大家都莫明其妙。外婆的私人财产别人是绝对不能碰的，这其中也包括我。外婆的私人财产主要是一个大针线笸箩，是用藤子编的。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大针小线，顶针，锥子，剪子，刀子，各种颜色的布头，这是老人家一辈子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干活工具，这比外婆的命都重要。她还有一个柳条箱，里面有外婆珍惜的衣服和布料。她拿出了一块布料给了保姆，保姆知道外婆一直对她不好，心里害怕不敢接，最后看外婆真的生气了才半推半就的抱在怀里。
在柳条包里还有外婆衣服、裤子、做鞋的纸样子，外婆所有的穿戴都是自己做的（外婆是小脚而且穿那种老式大襟衣服），这里面也包括我的，别人外婆一律不伺候（姐姐小的时候外婆也管过）。外婆拿起了剪子把这些纸样子都绞了，她知道她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外婆收拾完东西仍然不觉得累，她让保姆打了一盆热水，擦了擦身子，换上了很久没有穿的新衣服然后又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外婆可能知道她的大限快要到了，她舍不得丢下跟随了她几十年的宝贝，她知道，她一旦离开这些宝贝而去，它们将不知置于何处，但是有一点外婆是清楚的，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
看着外婆不知疲倦的折腾来折腾去，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以后，看见外婆还在沉睡就蹑手蹑脚背上书包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停了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这不是舅舅每次来坐的那辆车吗，因为我特别喜欢伏尔加牌小轿车车标，一个奔腾的小鹿，开车的解放军叔叔只容许我摸，其他小朋友连碰也不许碰。可是这么长时间了，舅舅从来都是星期日偶尔才来我们家的，平时一次也没有来过呀。
这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摸一摸那可爱的小鹿，我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回了家。进了门，我看见舅舅，舅妈，母亲，父亲都在外婆的房间，他们面目表情十分沉重，相互不语。床上没有了外婆，“婆婆呐？”我怯生生的问道。大家谁都不理我，舅妈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小声说道：“婆婆去世了。”“去世了？”这个在书本上都很少出现的词，突然来到我的现实生活中，让我感到十分茫然。去世和死是不一样的吧？当时我不敢问舅妈这个问题，我怕舅妈说是一样的。我当时没有哭，我认为外婆是藏在哪或是像她以前曾经对我说的那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早晚会回来看我的，因为外婆舍不得我。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到八宝山取回了外婆的骨灰，骨灰盛放在一个大理石骨灰盒里，外面镶嵌着外婆慈祥微笑的照片。我们把骨灰盒放在了里屋的窗台上，上面覆盖着织满各式各样花朵的方布。这时候我还幻想着外婆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认为外婆回来一定先回到骨灰盒里，然后再悄悄地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等呀等，一直等了很长时间外婆也没有回来过。尽管这样我并没有死心，我想我应该买吃的给外婆，她就应该回来看我了。
可是我没有钱，怎么买呢？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每个月有2元钱月票费，我不买月票了，每天早晨花4分钱坐车到学校（去的时候必须坐车，否则迟到老师要请家长的），放学走回家。一个月下来尽管走的很累，但是我手里终于有了1元钱了，我又从家里粮本里偷了半斤粮票（害的保姆翻箱倒柜找了一下午，哭了一晚上。她没有想到是我做的案，现在想起了真对不起她），这样我买了1斤桃酥（这是外婆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每天晚上当家人都入睡以后，我悄悄爬起来，把桃酥放在外婆的骨灰盒前并留了一张纸条（我忘了外婆不识字），我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婆婆，我想你了，你说好了你要回来看我的。我说过，我长大了挣钱都给你。现在我能挣钱了，我给你买桃酥，如果你吃了我还给你买，不过每个月只能给你买一次。想念你的虎娃子。”到了早晨我就一早爬起来看看外婆是否吃了桃酥，可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连续好长时间外婆都爽约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外婆真的回不来了。
外婆是不同意火葬的。记得在50年代后期，中央曾经发文件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去世后进行火葬。母亲曾经动员外婆也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但是遭到了外婆激烈的反对。母亲一连几天的思想工作不但没有使外婆改变初衷，反而使谈话变成了争吵，最后外婆还动了粗口（讲是家乡话，我听不懂，但是可以看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母亲泪流满面），父亲劝走了母亲。几天后，母亲和颜悦色的答应了外婆的要求，外婆还要求把外公的坟（外公的坟葬在河南，是外婆葬的）也要迁回老家并详细的说明了外公墓葬地址，母亲毫不犹豫的全部应承下来了。
对于母亲如此大的转变外婆还是有一些狐疑，她让母亲对神灵发誓。这“庄严”时刻，母亲把我从房间轰了出来，不过，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她根本不相信什么神灵的，无论发了什么誓言都是哄鬼的。事后，外婆还是不放心，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她死后一定不能火化，否则她的灵魂不能附体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信誓旦旦的接受了外婆的嘱托，可是我没有完成外婆的遗愿（事实上，对于外婆的意愿我也无能为力）。外婆是因为我的“失职”不能回来看我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人真的有灵魂吗？我困惑不解，问了不同的人、看了不同的书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经过称重法，灵魂是有重量的（大概几十克）。既然有重量，灵魂就是某一种物质了，属于唯物主义世界观了。
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怎么没有人研究呢？这种物质应该比空气轻，否则怎么升天呢。灵魂靠什么运动呢（因为灵魂升了天，还要回来附体，）？它的能量应该来源于风即随风飘动。那么风向要是不对岂不是回不来了？不对，应该是靠场力。当时我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着，精神似乎要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