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五十年初期,父亲从东北调到北京,我们家就住在先农坛庆成宫里,那时候南城先农坛这一带属于郊区,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我们有幸住进了“皇宫”。几家人合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个地方很可怕,宫殿四周杂草丛生,周边的树木也是光怪陆离,阴森可怕。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野兔、松鼠、刺猬、蛇、鹞鹰,晚上偶尔还能听见狼嚎。晚上周边没有任何灯光,我们不敢踏出宫门半步。特别是晚上有车过往,车灯闪过的灯影好似群魔乱舞,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

  后来,父亲所在医学研究单位有了很大发展,越来越多相关专业的海外学子、专家教授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无房居住的问题成了大问题,这里包括研国家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因此,迫切需要盖一批住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我的父亲于是打报告给卫生部要求为这些高级专家盖住宅。父亲最初想法是仿照东单协和专家小楼的设计,在南纬路2号院内盖一片卫生专家宿舍小楼,不过最终遭到了卫生部的否定,但是解决专家住房问题还是肯定的并批了经费。

  有了经费还需要经过国家建委批复才能盖房,建委以“设计图纸等技术原因”未能批复。父亲没辙了,情急之下找到了单位援华苏联专家帮忙。苏联专家住在我们家后边平房里,家里有一个和我一样大小的苏联小姑娘。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院里的孩子都不理她。她出来玩总是抱着一只猫,这是一只从苏联带来的猫,长得怪里怪气,像一头狮子。我当时也养了一只猫,黄猫带有黑色条纹像一只老虎。究竟是狮子猫厉害还是老虎猫厉害这是我和苏联小姑娘经常用肢体语言争论不休的问题,看来还是狮子猫厉害,她父亲找到了在建设部援华苏联专家,没费多大事问题就解决了。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西经路2号院很快就建成了,专家们陆续入住。西经路2号院是三面楼房一面围墙闭合式苏式建筑,可以容纳24户入住。西南角有一个锅炉房,冬季给住户供暖,每个星期六6点到8点烧热水供住户洗澡。挨着锅炉房靠西墙根有一个平房作为传达室,内设一部电话供专家们使用。院子从大门到各个单元门口有水泥路相连,其余的地方为裸露的土地。

  梁晓天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值年轻,试图把西经路大院建设成西方洋楼花园,自告奋勇担当起“园长”工作。他带领大家平整土地、除草,然后种上各种花草树木。

  在梁教授的带领下,一个酷似西方欧美洲小花园诞生了。周边绿草如茵,花坛坐落在院落中间。一到夏季百花争艳,丁香花的香气、槐树花的香气此起彼伏,沁人脾胃。院里的石榴树、樱桃树果实累累。从树影婆娑之间望去,三层楼房若隐若现,似乎置身于国外的花园洋房之中。

  这些美景都是梁教授带领我们院里这帮半大孩子义务劳动的成果。那时候一到星期六梁教授以“园长”的身份就在院里招呼,星期天一家出一个人在院里和他一起义务劳动。真烦死他了,就那么一点玩的时间还得跟他一起干活,而且梁教授干活像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看到我们哪儿干的不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还红领巾那,工作那么不认真。”嘿,真把我们当他的工作人员了,我们背后都叫他“梁事妈”。梁教授有一个女儿,很小,如果她在院里玩,我们没事就做鬼脸逗哭她,报复梁教授。

  60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梁教授不能再让大家陪他种花养草义务劳动了,他把以前种的花草树木全毁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把花园改成菜园子了,一家分了一块地。从此,西经路大院的城市花园、楼房呈现出一片农村田野风光。那时候西经路尚属城乡结合部,农民经常挑着担子到院里卖各种秧苗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还有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小鸭。

  梁教授不再督促我们义务劳动了,我们有事没事就往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跑,除草、施肥、浇水,喂鸡。开始什么也不会干,跟着大人学,慢慢就全会干了。看来“三自一包”作用不小,活再苦再累没有人抱怨。我们这帮孩子在实践中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感觉到农民一年四季真是不容易。


  下棋

  我家楼下住着周葆珍教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建国初期回国。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住着,我们自然就成了好朋友。由于他小时候长的壮实,院里的孩子给他起外号叫“胖子”(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瘦)。我小时候不懂事,去周教授家从来不敲门,推门就进,一直到胖子的住房。胖子一人住一个房间,住房兼餐厅。那时候有2件事让我对周教授家羡慕不已,(1)有时候我找胖子玩正赶上他们全家吃饭,我坐在胖子的床边等候,看着他们全家坐在一个四方桌(胖子有2个姐姐一个弟弟)吃饭,5-6个菜,全家吃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真有家的味道。不像我们家,姐姐住校,母亲在单位吃,我中午到父亲单位食堂吃,晚上把中午剩的一热,在厨房就对付了。(2)在吃饭时,孩子们提出一些数理化不懂的问题,周教授都能给他们一一解答,而且一板一眼的从根上推导,听着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中秋节,晚饭周教授喝了一点葡萄酒。饭后照例大姐洗碗,二姐收拾,胖子看着父亲高兴趁机提议:“爸,来盘象棋?”周教授斜了胖子一眼说:“就你那两下子,不下。”“我跟虎子我们俩下你一个人,如果输了,输你一块钱。”胖子急赤白脸的说。我了解胖子,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输了准耍赖。说着胖子就把棋盘打开,棋子摆好。也不管周教授乐意还是不乐意,接着又说,“爸,你是大人,得让我们点子”。事已至此,就当过节陪孩子玩玩吧,周教授半推半就坐下了并大度的说:“那就让你们一个车吧。”“那哪行?让车、马、炮。”胖子不由分说就把周教授棋盘上车、马、炮一并拿下去,攥在手里。“你......这不是强盗吗”周教授有点不高兴了。

  “虎子你上。”我知道别看周教授让了车、马、炮,我这两下子也不是周教授的对手,别自讨没趣。胖子看我不动地方,又说“你怕什么,有我给你支招呢。”胖子的臭棋我是领教过的,听他的招只能输的更快。“输了算我的还不行。”胖子真急了,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椅子上。

  不出所料,棋局从开始的优势逐渐持平,然后变为劣势。周教授时不时的设一个小圈套,把我们子力掠杀了。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胖子使出了杀手锏-悔棋。周教授不高兴的说:“一个下棋,一个悔棋,你们俩到底谁下?”胖子蛮横的说:“虎子下,我支招。输了算我的,我不能眼看着他走臭棋。”尽管如此,输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胖子悔棋开始变本加厉,悔棋也不是只悔一步棋,而是三步、四步的悔。周教授终于按捺不住了,把棋盘一推,站起来要走。

  这时,胖子也站了起来,双手一拦说:“爸,就这么走了?”周教授以为胖子还想下完这盘棋,于是告诫道:“下棋输赢不是主要的,要养成好的棋风,再下可不准悔棋了。”胖子笑了笑说:“爸,下不下是您自由,可是棋还没下完您就走,就等于您认输了,掏一块钱吧,您内”。周教授终于知道了胖子下棋的目的,怒不可遏,“你......你简直岂有此理。”胖子拉着他父亲的衣角央求道:“爸,您是大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周教授磨不过胖子,扔下一块钱走了。周教授前脚走,后脚胖子拉起我,连拉带推到了他家门口。“赶紧回家,”说着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会我妈知道了非得把这一块钱要回去不可,明天下午放学永安路商场见。”胖子妈妈不像周教授对胖子那么温文尔雅,气在火头上,抄家伙就搂头盖脸。

  如约而至,第二天放学以后,我们在永安路商场大门口见了面。永安路商场当时在我们住地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包括永安路百货商场和永安路副食品商店。尽管在“困难时期”,商店里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景象。如果要想买这里的商品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副食本、各种票证,这里商品大多是凭票、证限量供应的。不过,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最近开了一个议价柜台,不要票、证,但是价格不菲。

  我和胖子一进门就被柜台上一把洋瓷壶吸引了,瓷壶嘴冒着热气,一股浓郁的奶香四溢,让人魂不守舍。热牛奶,久违了。进入“困难时期”以来,牛奶开始限制供应,70以上老人和三岁以下儿童可以订一磅牛奶。西经路院属于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大院,受到国家政策照顾,每家每户可以订一磅牛奶。我父亲认为我们家虽然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是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不能享受这个照顾,不让订(瞧,那时候人就这么耿直)。胖子家订了一磅,胖子有一个弟弟,小时候长得瘦弱,显得头大,我们给他起外号“大头”。自然这磅牛奶是周教授和胖子弟弟的了,没胖子什么事。胖子的事就是每天到传达室取牛奶,送牛奶空瓶。特别到了夏天,忘记取奶,牛奶就坏了。忘记把空瓶送回去,第二天人家就不给你送奶了。由于贪玩,胖子有时忘了,没少挨骂。为此,胖子颇有微词,“喝奶没我,挨骂有我。”

  报复性消费是一定的了,“两杯牛奶”胖子说完把钱递了上去。售货员满腹狐疑的看着我们,一边倒牛奶一边还不放心的说:“这可1毛5一杯呀”。看着我们递上的钱似乎更不放心了,我们和这里的大多数售货员都是半熟脸,平常到这儿总是买2分钱醋、5分钱酱油的主儿,而且手里拿的基本上都是硬币,今天竟然拿了一块钱纸币消费,越来越觉得我们的钱不是好来的。

  胖子一边喝着牛奶一边在琢磨下一个购买商品,看着售货员的眼神,我心里极为不舒服,售货员那犀利的目光没事也能给你看犯了事,品尝牛奶美味愉悦心情荡然皆无。喝完奶,我不管胖子愿意还是不愿意把他拉出了商店。出了商店,胖子露出鄙夷的目光,“瞅你那怂样,有钱都不敢花。”“不是,我想带你吃肉肠去”我连忙解释道。“得了吧,没有肉票到哪里吃肉肠?”胖子不相信。“跟我走吧”不由分说我拉着胖子离开了永安路商场到了街南口把角的小酒馆。

  还没有进小酒馆,在外边就闻到了酒香,真是“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小酒馆只有十几平方米大小,内设2个简易桌子和长条凳子,柜子上有2个酒缸。这儿不卖整瓶酒,一个坛子是高档白酒,1毛5一两,基本无人问津。另一个坛子白酒是7分一两,这是大众消费型白酒。柜台另一边有一个小玻璃柜台,里边有几样下酒菜,分为2个档次。低档的是一小盘花生米或是拍黄瓜,5分钱一盘,高档的是一个鸭头或是一截粉肠,1毛钱一盘。

  到这里喝酒的基本都是蹬三轮的、拉排子车的体力工人,他们穿着打着补丁的坎肩,有的光着膀子,肩膀头上搭着一块擦汗毛巾。喝酒,他们都是自带酒杯,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车子停在门口,进门高喝一声:“2两”。那声音回肠荡气,发自肺腑,仿佛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酒友们回头张望,相互寒暄。尽管几分钱的下酒菜,他们也不舍得花,干喝。本来嘛,喝的是酒香,不过有时候他们也自带下酒菜,几瓣蒜、或咸菜疙瘩什么的。

  我和胖子到这里来主要是吃粉肠。那时候的粉肠是名副其实的,没有肉,用淀粉、猪油及各种香料灌制而成,但是吃到嘴里却和吃肉的感觉是一样的,让人回味无穷。我和胖子一人端着一盘粉肠一边贪婪吃着一边还吧嗒嘴,猛然间看到了酒友们不友好的目光。是呀,他们的酒桌上只有几瓣大蒜、几片咸菜下酒,这两个毛孩子竟然吃粉肠,跑这里来炫富。这巨大的反差,我们不敢再吧嗒嘴了,悄悄吃完粉肠,溜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低,大多数人都比较朴实,看不起所谓“有钱人炫富”,偶尔疯狂一下,还真得搂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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