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立国初期,出现了很好的风气,朝廷中有窦融这样谦恭的官员。刘秀放弃扩张,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在如何治理社会的问题上,出现一场立法上的思想交锋。刘秀搁置争议,沿用西汉时比较成熟的法律,逐步地加以完善。《资治通鉴》卷四十三记载了有关的事件。原文如下:

  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守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它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王月,匈奴寇河东。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十四年

  夏,邛谷王任贵遣使上三年计,即授越巂太守。

  秋,会稽大疫。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护;上以中国新定,不许。

  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馀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馀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这段文字的白话文意思是:甲寅日,刘秀任命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窦融自认为自己不是刘秀的旧部老臣,一旦入朝之后,官位却排在所有开国功臣的前面,每次被召见进见刘秀的时候,他的容貌言辞都极其谦卑恭敬,刘秀也因此对他越来越亲近厚待。窦融行事十分谨慎,长期处在不安的状态里,多次向刘秀请求辞去爵位,他上疏说:“我有一个儿子,我从早到晚用儒家的经艺教导他,不让他去看天文星象的书,也不让他接触谶纬预言的内容,就是真心想让他恭谨严肃、小心行事,老老实实恪守正道,我连让他拥有突出的才能都不愿意,更何况要把连片的广阔封地传给他,让他享受之前诸侯王国的待遇呢!”

  之后他又请求单独面见刘秀,想要当面推辞,刘秀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后来一次朝会结束,窦融在席位后面徘徊不肯离开,刘秀知道他又想要推辞职位和封地,就让身边的侍从把他带出宫去。后来另一次见面,刘秀迎面就对窦融说:“之前我知道你想要辞去官职、归还封地,所以当时天气暑热,就让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今天见面,我们只谈论别的事,不许再提辞让封地的话了。”窦融从此再也不敢向刘秀重申自己的请求。

  五月,匈奴入侵河东郡。

  东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四年

  夏季,邛谷王任贵派出使者向朝廷呈交过去三年的政绩账册,刘秀当即正式任命他为越巂太守。

  秋季,会稽郡爆发大规模瘟疫。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出使者前往洛阳朝贡奉献。西域各国深受匈奴沉重赋税的盘剥之苦,全都愿意归附东汉,请求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刘秀认为中原地区刚刚平定,国力还不足以经营西域,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太中大夫梁统向刘秀上疏说:“我私下里看到汉元帝初元五年,朝廷减轻了三十四条死刑的量刑标准,汉哀帝建平元年,又减轻了八十一条死刑的量刑标准;其中四十二条里,亲手杀人的罪犯,都被减死一等从轻发落。从这之后,这些规定就被定为固定的法律准则,所以百姓很容易就触犯法律,官吏也轻易就可以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大道,要以仁义为根本,仁的核心是爱护百姓,义的核心是端正法理。爱护百姓就要把铲除残暴作为要务,端正法理就要把消除祸乱作为核心;刑罚的关键在于轻重适中,绝对不能一味追求从轻。

  当年汉高祖受命建立汉朝,制定法令,确实做到了宽严适宜;汉文帝只废除了肉刑和连坐的法律,其余的全部沿用汉高祖时期的旧制度。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继位,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处理决断政务的经验很少。丞相王嘉随意改动旧律,废除了先帝定下的既定法律,短短几年之间就改动了一百多处,这些改动有的违背了法理,有的不能让民心满意,我现在把其中对国家体制危害最大的部分,整理出来附在奏疏后面呈给陛下。希望陛下下诏给主管官员,仔细挑选其中合理的部分,定下不可动摇的国家法典。”

  这份奏疏被下发给公卿大臣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大汉刚刚兴起的时候,废除了秦朝的苛政,天下百姓都欢欣鼓舞;到了后来,法律条文反而越来越繁琐细密。连送几个桃子、蔬菜这样的小事,都被凑起来算成赃物,对道义完全没有妨害的小过错,都要被判处死刑。到最后法律根本没法禁止犯罪,政令也没法阻止恶行,上下互相包庇逃避,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深。我认为应该完全沿用旧有的制度,不应该随意改动。”

  梁统又再次上书说:“我上奏的内容,并不是要推行严刑峻法。《尚书》里说:‘要治理约束百姓,就必须让刑罚保持轻重适中。’所谓‘衷’,说的就是不轻不重的意思。从汉高祖到汉宣帝,天下都被治理得十分安定,到了初元、建平年间,盗贼却越来越多,这全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很容易就触犯法律导致的。由此看来,一味减轻刑罚的做法,反而会生出巨大的祸患,把恩惠施加给作奸犯科的坏人,最终伤害的全都是善良的百姓!”

  这件事最后被搁置下来,刘秀没有给出任何批复。

  这段文字是东汉建武年间政治格局走向完全成熟的关键篇章。窦融归汉之后的谦退自保,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经典佳话。窦融作为河西割据势力的领袖,主动放弃全部兵权和割据地位,入朝之后始终谦卑恭顺,多次请求归还封地,最终得到刘秀的绝对信任,以大司空的高位善终,“窦融归汉”也成为后世君臣相得、和平收权的典范案例。

  刘秀拒绝西域各国请求设置都护的要求,完全符合当时东汉的国情:中原地区刚刚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乱,国力还十分虚弱,刘秀选择暂时放弃经营西域,集中全部精力休养生息,是非常务实的治国决策,为“光武中兴”的盛世发展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梁统和杜林的“刑罚适中”与“轻刑宽政”的大辩论,是东汉初年最重要的一次立法思想交锋。这场辩论的核心,是要纠正西汉末年以来一味轻刑导致奸邪横行的弊端,最终刘秀选择搁置争议,沿用西汉中期以来宽严适中的旧律,既避免了严刑峻法的弊端,也没有陷入一味轻刑的混乱,为东汉初年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最合适的法律环境。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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