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热播电视剧《重器》,因为展现的是国家1979—1997法治进程中刑事法律的历史变迁,自然引发作为那个历史阶段的亲历者一定的关注。33集比较冗长,剧中虚拟的县城比较小,人物事件枝枝节节描绘缤纷异彩,但艺术加工后的五名政法学子步入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切身体验触动了一个国家法治历程变化,确实是以大背景表现的大笔触。

  虽然用“重器”这个做了片名,剧情最想表演的还是五个年轻人人生旅程和个人情感的故事,不光政法系统,无论哪个领域里都会有这样的剧本,剧评也可以是百花齐放。只是这个标题触动我们对从事检察工作并亲身参与刑事法律诞生发展过程的历史记忆。还因为父辈也是从新中国建立就从事公安、检察工作的老政法,就借此用两代人的体验去追寻代入感,有感而发,聊一聊对国家刑事法律重器点滴的认识和感受。


  一、新中国刑法建设由来已久

  1978年底,我结束十载知青履历返程途中,在火车上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那一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彻底砸烂的检察机关得以恢复重建,心情无比激动,因为那是父辈曾经奉献过的事业。

  1979年7月1日,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重要法律,规定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第一次颁发这么大批量的法律法典,令人兴奋。我在那时候跨入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最初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就是最新颁布的检察院组织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

  1、刑事法典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的积淀

  那时候,我们都揣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何以前没有见过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成文法典?随着学习的深入才逐渐清晰。很多老同志告诉我,解放后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不能简单地说我国没有刑法,而是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完成刑事法典的立法程序。

  从中华苏维埃政府到新中国成立,党和解放区政府以及军队颁布过多项纲领、法律、条例、决策、命令,其中涉及到刑事法律内容非常丰富;50年代初期,国家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等法规,成为最早期的刑事单项法典,加上各种判例,形成了建国前后很具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雏形;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那时已经开始试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196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组织草编的刑法草案共33稿,因为政治运动原因没有公布。在操作层面,70年前的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二厅(侦查厅)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有关部门,拟制了《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受理刑事案件的临时办法(初稿)》,已经对刑法分则罪名做了初步概括,以及1962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下达的《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这些都成为执行刑法的内部规范性文件。

  父辈告诉我,那个年代办理的案件都是参照这些文件进行的,这些条例以及包含的政策原则,也为1979年刑事两法的立法颁布奠定了基本框架和条目分类。

  2、50年代依法纠错的实践1956年,我国还颁布了刑事诉讼性质的法规《逮捕拘留条例》,把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法院的强制措施如何依法执行做了比较清晰的规定。同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组织代表、委员对国家执法工作进行了巡视检查。

  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国民党元老黄绍竑(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长,国共谈判南京方面代表),在视察浙江和上海公检法机关执行《逮捕拘留条例》情况后,回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了专题发言,高度赞扬共产党领导下新生政权依法办事取得的成效,同时也直接指出存在的问题,如上海黄浦区检察院在执法监督中发现,公安机关拘留人犯后未按照条例期限规定及时报捕的达到26.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元培引用发言中这个侦查监督数据,向人大委员长刘少奇、秘书长彭真提出加强严格执法的建议,中共中央立即全文转发这些材料,并下达了《关于切实做好镇反检查工作的通知》,即对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办理的案件进行清理,检察机关承担了“清案”的主要职责,纠正了一定数量因“镇反”扩大化而发生的冤假错案。

  这些依照法律规定的办案,在50年代的历史档案中都有清晰的记载,这也是由执法监督工作而引发的牵动国家政法工作和法治进程大局的事件,证明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政法机关和干部已经把依法办事的初步概念纳入到新中国法治的建设中,我们党已经把刑事执法公开接受党内外监督作为执政要领,党的八大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更加是维护法制重器的先进思维和高端举措。

  3、浴火重生的重器

  当然,对于法制建设的认识并非一路坦途,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反右扩大化和法治虚无主义思想,还是干扰了刑事两法的立法和整个国家法治进程,没有完全按照八大提出的思想路线前行,刑法典的制定停顿迟滞。尤其是文革动乱,直接破坏了法治,极左的错误理论造成国家民主法治大倒退,1975年,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被宪法撤销,检察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法治环境破坏殆尽,这是新中国法制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刑事两法虽历经波折,但也正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历史错误,以上这些积累了几十年政法工作的历练经验后的结晶,终于在拨乱反正的年代正式成为国家重器面世了,创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环境的入口。

  随着1979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了。这部《刑法》是一部保护人民、处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武器,虽然带着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征,但是基本确立了我国刑法立法演进的框架。邓小平在这部刑法施行当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

  我跨入检察机关之时,见证了检察机关运用法律监督职能,大量地接受控告申诉,大面积平反文革“无法无天”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一直延溯到建国初期的镇反和五七年的反右时期,都是参照新颁布的刑事两法规定和政策原则进行的;在那个历史档口,刑事领域有了新法无疑是全国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一件大喜事,刑事法律的由来是有着深厚的历史铺垫,总结了文革动乱的经验和教训,为拨乱反正和开辟新的法治环境先行先试,在近半个世纪前浴火重生,站在80年代往50—70年代看,是历史重大进步,是法治新生,不是一部动辄制造冤假错案的法律,更不是一部不食人间烟火“不懂疑罪从无”的孬法。


  二、新刑法的学习实践运用

  1、刑法的学习热潮

  1979年—1980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从全市各个系统行业,选调了近千名优秀青年进入检察机关工作,连续举办了六期干部培训班,脱产集中学习法理知识,学习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两法,我有幸被抽调到培训班作为班部工作人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院校法律专业那时候还没有毕业生,来自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四面八方的青年人,对法律概念白纸一张,于是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我在完成工作之余,跟着一期又一期的学员,把课程听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没有搞什么“疑罪从无”理论的研讨,因为那个时候法学专业也没有这个课程,研学最多的内容,还是依照法律厘清什么是犯罪,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理解刑事法律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解决从以前没有刑事法典的执法跨入严格依法办案的正轨的思想意识转变。特别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有了直接的认识和实践。大家都感觉到,不但要有刑法,还要有刑事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国家法律重器。

  在学习热潮中,很多身经百战的老政法也和年轻人一起废寝忘食地参加新刑两法学习,他们运用积攒的经验,一边带着年轻人办案,一边传授依法办案的体会,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验证新刑法的实践效果。一位从公安调入检察分院的老政法,在新刑法颁布没几个月,就做到能全文背诵刑法所有章节内容,令年轻干部无不钦佩不已。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

  2、反革命案件的审理

  1982年,上海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依照新颁布的刑事两法,对文革动乱中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上海骨干人员进行侦查、公诉和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成员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八名被告,在江青等主犯的直接指挥下,掀起“一月反革命风暴”,煽动群众,制造动乱,诬陷党政领导干部,开创了反革命夺取党政领导权的恶劣先例,镇压迫害干部群众24万余人,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以反革命罪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骨干分子马天水因患精神病而按照刑两法规定没有起诉。

  整个审判过程,是新中国运用刑事法律,惩治政治运动中犯下罪行的人员的探索和实践,体现了法律重器在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促进刑法如何完善发展的思索,法律难度系数值很高但是完全符合时代要求。

  同一年7月,我国发生了首起劫持民航班机的恶性事件。西安五个年轻人,听了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向往那里的生活,精心策划准备了炸药凶器,利用航空安全疏漏登上西安飞往上海的B220航班飞机,途中暴力要挟机长改变航向去台湾,在遭到机组和乘客反抗和飞机迫降时引爆炸药,险些机毁人亡,被制服后五人均被按照反革命罪提起公诉。

  判处死刑后他们均未上诉,但是向检察官和法官表示,他们没想反革命,就是想到台湾,哪怕给邓丽君提鞋也可以,现在成了反革命有点想不明白。可在那个年头想去台湾的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劫持航空器的罪状就在刑法分则第一章反革命罪里,别的章节里没有。但正因为有了法律法规,彻底根绝了文革那套随便给人戴反革命帽子的乱象。

  我因负责上海市检察系统的对外宣传工作,有机会在法庭直接采集起诉审判的图文资料,直接经历过程,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给我们深入学习刑法和研究刑事法律的思想提供了最直接的范例。

  3、审判监督程序的重器效应

  1981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一起杀人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刑事抗诉,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第一起检察机关运用刑事诉讼监督职权提出最高程序抗诉的案件。

  翁贵祥,上海锦江饭店职工,生性野蛮粗暴,1980年4月在家中因嫌妻子回家晚而发生争吵,暴怒之下持榔头将妻子杀死,继而毫无缘由将五岁和七岁的两个女儿用榔头砸头致脑浆溢出当场死亡。上海一审法院判处翁死刑后,高院在二审中改判为死缓,案发地区群情激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后,最高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翁杀死妻女,罪行极为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改判为死刑。 

  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对这起案件做了报道,让广大群众第一次了解了刑事法律审判监督的含义和检察机关的职能,有群众写信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法律公平。该杀的如果没有杀,会有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按照法条规定追杀到底,同样对不该杀的,上海检察机关也有通过抗诉实现“刀下留人”的判例。

  我在宣传报道这些案件的实践中,感受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结合铸就了维护公正的特殊重器。这些首次和第一的案件,已被编撰为新中国检察工作大事记,我当年拍摄报道该案例的照片,在高检院2018年举办的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映像检察40年》大展中获得褒奖。诉讼过程中透射出的法律哲理和逻辑,都是电视剧极好的辨析素材。


  三、特殊时期的严刑峻法

  1、“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

  刑事两法颁布前后,恰是文革动乱结束,党中央确定搞活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最先表现出来的是社会治安问题。各种刑事犯罪发展迅猛,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爆炸等严重犯罪,特别是大量出现的流氓团伙犯罪、街头犯罪,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为非作歹,上海就发生了违法犯罪分子围攻执法人员侮辱摧残女青年的“控江路事件”,这些在全国总体形成了结束‘文革’后的第一次犯罪高潮,与当时的社会局势纠缠在一起,互相催化,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破坏;那时候一度出现“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民怨,政法机关人少案多,诉讼周期要严格按照程序完成,一些重大恶性案件在受害人眼中不能“斩立决”,不少犯罪活动是“气死公安,难死法院”,群众责批法律不严,正不压邪,司法机关软弱无力,在人民群众中没有权威。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根据全国的形势,中央提出了“从重从快”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工作要求,之后又进一步强调“依法从重从快”。1981年10月,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宣布对五名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是拨乱反正后上海第一次引用新颁布的刑事法律,向社会展示法律重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对于新法颁布后,既要学习按照法律执法的规范,又要理解加大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真实地摆在了我们这些满怀激情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面前。

  2、治乱世用重典

  然而1981年开展的“从重从快”严打,尚不足以震慑当时遍地开花的治安混乱、刑事恶性案件高发的情形。1983年7月,我们在上海一个人防地下工事里听取了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传达。明确为了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状况,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精神,以更大的声势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的打击。老同志告诉我们,这很像1951年4月上海镇压反革命大搜捕大镇压的气势。

  1983年8月19日,上海二十个区县统一行动,对掌握证据的数千名违法犯罪人员集中收捕;8月29日和30日,在万体馆召开公判大会,宣布数十名罪大恶极犯罪分子的执行死刑命令,在当时形成很大的威慑。

  随即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把流氓罪、伤害罪等七类犯罪的最高刑修改为死刑,颁布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缩短了严重刑事犯罪判处死刑案件法律文书送达和上、抗诉的时间,用法定条款来体现重和快,以实现打击威慑声势。

  上海地区在前十个月的严打高压态势下,全市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下降了近百分之五十,公共场所的治安情况明显好转,劳改劳教场所的犯罪和逃跑大幅度下降,案件准确率在90%以上,严打对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显著;随着严打的不断深入,在1985年,上海检察分院以流氓、强奸罪公诉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三名干部子弟,其中陈和胡两人的父亲都是市委主要和重要领导,党的高级干部,三人被依法判处死刑,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彻底扭转社会治安局面的决心。

  在那个特殊时期,不少执法活动也确实沿用了历史上群众运动的方式,老政法们说,沪上1983年8月19日的全市拉网行动,和1951年4月27日镇压反革命大逮捕行动很相似。这在新的刑事法律刚刚颁布不几年,在人民群众期盼的“严惩不贷”一片喊打声中,决策也就顺应这个要求。但是,严打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或针对特定社会治安形势下的刑事政策,还是必须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办案。

  3、严打是贯彻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

  严打期间,要使用大量的案件案例对外报道宣传,我担任市检察院法制宣传科负责人,所以认真地看过那时每一起死刑案件的起诉、判决文书以及卷宗中的笔录和供词,事实和证据都铮铮凿凿。

  流氓罪,是当年严打的重点,南市区一个街道工厂的职工刘宝新,在骑三轮车送货过程中与其他厂几名在门口闲聊的女工发生小碰擦,口角开始到拳脚交加,混战之中刘被抓碰下体而恼羞成怒,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把其中一名女工浑身衣裤全扒光撕碎并动手羞辱,引起众人围观起哄,现场一片混乱,时间持续很久。这确实是非常恶劣的侮辱妇女行为,在流氓罪中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由于刘曾经犯罪被判刑改造,属于刑满释放三年内再次犯罪,于是就触碰到了极刑这个高压线;

  1992年5月29日,上海闸北区某路街区,发生一起因邻里口角而激化成流氓犯罪的案件。邱姓妇女因向屋外泼倒脏水时不慎水花飞溅到邻居吴姓家人身上,一言不合于是爆发争吵,吴家倚仗人多势众打上门去,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扒扯掉邱姓妇女衣服,吴家兄弟吴某祥参与后,不光扒扯衣裤,还当众对该女施行侮辱猥亵,并对劝阻者拳打脚踢,引起众人围观,造成马路堵塞,一片混乱,被传唤到派出所后还大闹执法机关。虽然也是严重的流氓犯罪性质,但是从公安、检察、法院的刑事办案流程中,没有简单地使用严打口径,而是具体分析了案发的全过程以及吴某祥等的犯案动机以及一贯表现,按照法理定案归罪,分别判处吴某祥死缓,其余人员6—15年有期徒刑。

  严打对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都造成了重大影响,除了1983年严打以外,我国还在1996年、2001年发动了两次严打。可以说,严打贯穿了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刑法执法理念在不断修正,用大量正反经验教训,来纠正缺陷,充实和不断完善。检察机关曾经专门抽出人力对严打案件做过专项复查,仅驻监狱看守所的检察官在接受在押人犯的检举和申诉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罪罚失当的案件,启动和运用法律监督职能纠正了其中的有差错的案件;上海也是最早废弃罪犯游街示众的地区,从新刑法生效的那一天开始,刑事宣判更不挂牌子,80年代后期公判大会的形式也逐步停止使用。


  四、维护改革开放经济秩序的重器

  1、对搞乱经济秩序的也要用严刑峻法

  搞活经济,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和社会治安一样,在那个发展经济的初级阶段,各种形形色色的经济活动纷纷出笼,带来了对传统经济秩序的干扰。面对新的经济形态和不断出台的改革政策,各种物资利益的诱惑纷至沓来,经济法规迟滞,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活动喧嚣尘上。老百姓对市场、对物价、对倒买倒卖国家物资牟取暴利和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行为深恶痛绝,怨声载道。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立即运用侦查职能,查办了一批案件。1982年3月7日,上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反贪污受贿展览,展览的前言这样写道:这里展出了1980年刑法生效以来,上海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等59个典型案件和事例,其中万元以上的案件11件,着重揭露了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担负一定职务的党员干部犯罪的严重情况,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济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第二部分:犯罪的手法和有关单位管理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动员起来,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第四部分:开展综合治理,认真整顿内部秩序。展览的案件,具备了改革开放初期搞活经济阶段的特征;案发基本集中在财务管理、紧俏物资销售、生产流通环节的实权岗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检察院举办的惩治贪污贿赂大型展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展览开幕的第二天即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把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等罪名和受贿犯罪的最高刑修改为死刑。这是国家对刑法进行补充做出的的早期规定内容之一。这个决定拉开了全面开展查办贪污贿赂经济等案件的序幕,检察机关也自此承担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查办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职责。

  2、遇到了保护和惩治的全国大讨论

  1982年,上海长宁区检察院侦办了一起受贿案,此案的办案过程,是对刑法在打击和保护关系上的一次确实的思想认识推进。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某,在为上海微型轴承厂和郊县奉贤县钱桥乡社办橡胶塑料厂试制轴承橡胶密封圈的业务中,用挂名工资的形式拿取数千元的经济报酬。单位向检察机关指控这个工程师犯受贿罪,按照当时科研单位的人员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经济纪律的相关规定,被立案调查。这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初期,引发了争议。

  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后发表了题为《是功臣还是罪犯》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一场“星期天工程师”兼职合法合理性的大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整个科技人员经济活动规则的评价,案件从立案到免于起诉,再到撤销案件,检察机关承担了开放搞活法律适应性的探索,深度思考后提出符合“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经济发展战略的刑事政策和立法建议,这表明了国家重器是通过在办案实践中,不断注入与时俱进的元素,才能符合时代发展。

  3、查处职务犯罪纳入国家反腐败大局

  1985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规定》,明确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重点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1987年上海市召开了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会议,检察机关的查案工作和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各个大口联合办案的机制逐步建立,各方参与,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路和举措初见端倪;此后“经打办”职能移交检察机关作为日常工作;检察机关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逐步形成规模和产生很大的影响。办案部门由“经济检察”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

  上海在1989年和1991年又先后两次用大型展览的方式,展示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成果,并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反腐败斗争的意义。

  199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大型法治展览,江泽民、李鹏、宋任穷同志为展览题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展览选用836幅照片、77个典型案例、1000多件赃物实物、15000多份文件资料、5组录像资料片,全面展示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实践和成果,深入宣传党和国家肃贪倡廉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在北京展出期间,共接待观众63.7万余人次,后又到山西、宁夏、湖南、贵州等地巡回展出,观众达100多万人次。

  这项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从一开始的案件查处,到后来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的贪污贿赂检察,发展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集中查办危害经济改革、危害党和政府形象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和全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后来发展到检察机关以及纪检监察部门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到法定职责内,这是刑法重器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升华。


  五、检察官在法庭上

  1、上海首起持枪抢劫银行案

  1987年,上海首次发生持枪抢劫银行的恶性案件。 于双戈是上海公交公司职工,曾经担任过海运局盛新客货轮上的公安乘警,因表现差而被调出。

  于双戈利用熟悉客轮乘警工作业务之便,混上客轮盗窃了两枝手枪和250余发子弹,闯入工商银行的一个储蓄所持枪进行抢劫,银行女职工发现于后惊叫,被开枪击中面部身亡,于双戈惊慌逃离回家后,将事发经过告知女朋友蒋某玲,并要求一起出逃,蒋某玲获情不但没有检举报警,反而一起准备行装并帮于双戈携带部分弹药。

  在公安人员赶来抓捕时,于双戈翻墙逃窜,蒋某玲面对讯问不如实回答并无理拖延。于在宁波被抓获到案后伏法,蒋某玲和另一位资助于双戈出逃的徐某宝一起,被检察机关以包庇罪提起公诉。

  2、全民普法的电视转播

  时值全国正在开展第一个全民普及法律知识的五年教育活动,为了让青年人受直观的法制教育,中级法院专门组织对蒋某玲徐某宝包庇案的公开庭,发放了数十张旁听证给两被告人所在单位的青年职工,还准许上海电视台进行实况录制。上海的资深刑事辩护律师郑传本主动担任了蒋某玲的辩护人。

  庭审调查完成后,上海检察分院的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用充分的法理和法条指出两人面对这样一个持枪抢劫杀人的罪犯进行包庇纵容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律师在辩护中没有纠缠事实和证据,而是把蒋某玲年轻无知作为铺垫,描绘了一个文弱女孩子在公安人员捉拿罪犯时气势凌厉的情形下,很恐惧很紧张很无助,用一连串的情令智昏、以情殉法、以情枉法的词汇,阐述不敢说出实情的原因。

  针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公诉人是有充分的准备,而且也知道,辩护人在事实上没有可辩之处,但是律师用很专业和精细的视角,为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做了沁入心脾的解析,旁听席上的年轻人为之都露出难掩的兴奋感,甚至拍手叫好。面对这样的辩解,公诉人做了答辩,电视台在剪辑这个专题节目时,保留了大段律师辩护的发言段落,事后我们听到的议论是:律师讲出了老百姓小青年要听的实在话,检察官讲的都是法言法语听起来费劲。这是上海人民除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电视新闻中,还是第一次看到电视台播出的法庭抗辩的录播节目,重播时万人空巷,这个寄希望于法制教育的大运作,最后街头巷尾给出的结论是:朋友要交徐某宝,老婆要讨蒋某玲。检察官于据于法指控罪行尽心尽责,律师辩护发言情理之中,组织公开庭审的效果有点啼笑皆非。

  3、优秀公诉人建设的发端和专业化队伍成长

  一场播出的法庭辩论,引起耐人寻味的法律思考。检察官的出庭总结中也从自身做了回顾,情与法都是法律政治生活所必须的平衡,检察官的公诉词更应该是“执法无情却有情”。

  作为检察门面工作的公诉工作,执法的公开性、指控的对抗性,职能的双重性,能力的综合性,岗位的风险性,是对代表国家承担公诉职责的队伍提出更高更苛刻的要求。没有怨天尤人,上海检察机关把公诉人队伍的建设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从1988年开始启动,在全国范围率先开展“优秀公诉人”的培养、选拔,逐年逐步形成规范机制,现在优公评选已经成为国家检察系统专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器。

  公诉人队伍建设的机制,30年来,成为带动所有检察业务人才建设的核心,由此而扩展的“三优一能”评选工作,成为检察各项业务工作人才发现、储备、使用、培养的机制和平台;审查批捕办案能手的评选;反贪、法纪的优秀侦查员评选;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优秀园丁”的评选。

  1996年11月9日,上海市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十周年暨表彰大会,张思卿检察长出席并对上海检察机关在这个特殊领域里对国家青少年保护开展的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上海从1986年最早由长宁区院开始有少年组、虹口区院有少年科,发展到每个基层院都有一个专门的未检科。经过30年的摸索,上海检察机关建立了一整套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机制,捕诉防一体化、捕前考察、捕后跟踪、社区防范。2012年刑诉法修改,吸纳了上海未成年人检察的理念,特设了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特别程序,用立法的形式把工作成果做了肯定;这是检察工作为国家立法提供的最直接的资源。


  六、真正触动法治进程的政法院校生

  我在此一定要说一说老同事、老朋友齐同学的故事。

  1、齐同学经受了法制曲折的历练

  齐同学1982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分配来上海市检察院后,和我一起在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父母亲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都在文革动乱中遭受迫害,他却更有着一段铭心刻骨的遭遇。

  1967年1月,上海发生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张春桥、王洪文等四人帮残渣,打着造反夺权有理的旗号,围攻上海市委,揪斗迫害革命老干部,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一批老干部被戴高帽子押在电车公司抢修车升降台上游街示众,受尽侮辱摧残。

  齐同学和一群小伙伴面对这些倒行逆施的恶行,挺身而出。他们以“天悲地恸,山呼海啸,可怜一代元勋尽遭摧残”开头,撰写油印了一份抗争檄文《全市革命人民行动起来,保护革命老干部》的传单,告诫大家要“警惕造反派中的牛鬼蛇神”,沿着延安路一路到外滩的“上海人民公社”(革委会前身),张贴了一千多份,引起很大反响。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张春桥气急败坏,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恶狠狠地称这是和北京“二月逆流”的老干部、北京红卫兵的“联动分子”一样的反革命猖狂反扑。

  于是专政机器开动,齐同学和小伙伴二十多人被捕入狱,有人被判刑,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关押,被下放到挖防空洞的砖窑监督劳动,遭受迫害长达8年之久,齐同学的姐姐也因不满文革乱政被诬陷为反动学生,患上忧郁症。在江西下乡插队时期不堪忍受折磨,自尽身亡,冤案直至粉碎四人帮才重见天日。

  2、齐同学把高招办的老师说哭了

  1979年,27岁齐同学参加了高考,成绩优异分数达到全国重点复旦大学,但那年复旦尚未设法律专业,他在志愿上就只填写了华东政法学院,这就违反了当时招生规定——即过分数线必须要填写一个全国重点院校,以体现服从毕业全国分配的积极表态。

  齐同学赶到上海招生办,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声泪俱下诉说那段切肤之痛,大声疾呼“国家再也不能无法无天,再也不能没有法制”,喊出“我们的监狱再也不能关押自己的同志了”这句震撼人心的话,要求降低自己的录取分数线,希望通过法律专业的学习来为国家法制贡献力量。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之后无不饱含热泪,异口同声表示一定向领导反映。结局是把齐同学硬是从60多个不符合志愿填写的冻结名单中单独抠出来,作为特例直接录取在华东政法学院。和电视剧中五个年轻人相比,齐同学立志读法学法的经历更具有高视界、大格局的典型性。

  3、齐同学是践行国家法治进程原型人物

  他以全校唯一的20多门课程全优生的成绩毕业时,婉拒了大学的留校邀请,义无反顾地坚决要求去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工作。齐同学说,国家的法制不仅需要法制理论,更需要有人去实践,在实践中亲历、推进国家法制建设,更能够实现人生价值,况且自己的特殊经历始终在激励,这个选择至今不悔。

  他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岗位上百经历练,直至担任上海的副检察长,高、中级法院院长,2008年跨省出任浙省高级法院院长,主政法院工作8年中,他用自己的经历作为底气来衡量公平正义。

  2013年,浙省具有超级影响作用的张氏叔侄杀人冤案,萧山五青年劫杀”等冤假错案,是在他担任高院院长时的力主之下,力排众议,做了彻底的平反纠错;为民做主,浙省行政诉讼政府败诉全国最高;公开公正,浙省法院裁判文书公开量全国第一;他到浙江高院的五年多就出了多个“全国首创”。他试图将司法真正置于阳光之下,做到“能公开的都公开”,甚至希望通过“阳光司法指数”进行量化评估;他是首位穿法袍直接审案的省高院院长。

  齐同学的这段心路路程和业绩,完全可以作为《重器》剧中的顶配原型人物和案例。

  电视剧中的县城还是太小了点,这么小的一个县城,却不可思议地发生了那么多可以囊括全国治安局势的问题和案件,案件和人物的时代元素显然就不那么具有代表性,因此负担不小。

  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少了大视野高层面的经典内容,这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政法看着还是有点着急和无奈。但是话说回来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其中毕竟还是展现了法治变迁的局部,编导演也是有投入和付出。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深入到年代的第一线,创作出真正的法治进程有历史感的剧作,让法治进步不断有动力,不断前行。


  202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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