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过“彝海结盟”
9月9日午饭后,1时50分,我们离开会理古城,前往大渡河的安顺场。
巧的是,前往大渡河、泸定的高速公路封闭,又要绕道而行。下午2点18分,汽车在京昆高速公路行驶,经过德昌县城边,到西昌。车上有学员说曾到这里观看西昌卫星发射场发射卫星,很壮观。
这天,天气晴朗,蓝天白云。前行途中,经过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实现“彝海结盟”的地方。因赶时间,没能到有关纪念设施处参观。大家在汽车上听取萧南溪讲述“彝海结盟”故事。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又称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彝族部族武装的阻挡。由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受苦受难的彝族同胞开枪,彝族首领小叶丹深受感动。他在亲自见到红军参谋长、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后,对红军更是深怀敬意,提出要与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刘伯承欣然应允。5月22日,在山清水秀的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举行结盟仪式。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小叶丹派向导为红军带路,让红军顺利走出凉山彝族地区,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
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对这一事件记录的较为详细:
1935年5月23日,早晨7时出发,经大桥到拖乌车厂宿营,行程八十里,进入大凉山地区了。我仍在全师收容队,看到好些战友的遗体,说是凉山彝族反动派杀害的。
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团聂荣臻政委、罗瑞卿局长、肖华部长等直接率领先遣部队,经大桥镇、俄瓦拉口、余家海子到达喇嘛房,进入了彝族区。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到处张贴和宣传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听说彝族古基(即沽鸡)家首领小夜丹亲眼看到红军的行动,很受感动,便派人和红军联系。小夜丹要和刘总长结拜盟兄,刘总长答应了,形式挺有趣,地上摆两碗清水,小夜丹捉只公鸡,割下鸡头,滴血到碗里,然后一人一碗,边喝边宣誓。宣誓结盟后,小夜丹就带着古基家的彝民高喊盟兄团结,抗日救国,并下令各寨让路,出寨欢迎,送粮备草,带路参军。他们还在红军的帮助下,组织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刘总长送给他们一面队旗。
刘总长等率领先遣队过大凉山彝族区,经过孔明寨,听说那是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时驻扎蜀军的兵营。今天我们红军不擒不捉,用毛主席的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
二、到安顺场
汽车经过铁寨子隧道群,期间有个1700米长的干海子隧道,于傍晚6点钟到达大渡河的安顺场。好在天还亮着,只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已关门。大家匆忙在纪念馆的雕塑前合影,然后纷纷走到河边,望着或急或缓的河水,想着红军在这里抢渡过河的那个时刻。河边一块巨石,上边是“红军渡”三个红色大字,是杨得志将军题写的。
安顺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是2004年5月24日正式建成开馆的。纪念馆前的纪念碑是1983年5月修建的,碑高6米多,坐西向东,分为碑台、碑座、碑体3部分。碑台采用白色和红色花岗石地砖砌成,正面铺三级台阶。碑座为四方形。碑体用白色花岗石砌成。碑体正面为半圆雕红军战士塑像,炯炯有神的双目凝视对岸,下半部分为十七勇士驾着当地特有小船强渡天险的浮雕;右侧为巨手执大刀浮雕,象征红军必胜的信念。背面上部的黑色大理石上刻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金色大字。在河边还有两处动态群雕,一处是红军将士奔赴河边强渡的铜像,一处是红军与船工握手、搬运弹药的铜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抢渡大渡河的情景。
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乡,距
县城11公里,距雅安市130公里,由渡口遗址、指挥楼、水东门炮台遗址、纪念碑、纪念馆、营盘山太平军翼王营地遗址、安顺古街等景点构成。安顺场因1935年5月红军十七勇士成功强渡大渡河而闻名,与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紫打地形成“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历史对照。
我在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里,也看到关于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记录。
(5月24日,晴)师政首长分配我同吴福善、金行生跟一团抢渡大渡河,任务很光荣。
晨七时出发,经草坪、李子坪,过大山东堡子、窝挡头、大落沟、海洋会、山峭、新汤、下坝到安顺场、老街子,一日兼程一百二十里。我跟谭主任进到松树林观察,对岸是月亮头,看到河宽水急,没有渡船很着急。
听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这一带的许多坟地,就是太平军将士的坟墓。石达开离开洪秀全独立行动,转战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到了大渡河,被清兵堵截追剿,在大渡河失败。传说当时一部分部队已过河,因王妃生王子,要大大庆祝一番,又把渡河的兵力抽回来,以致对岸被清兵抢占,弄得进退失居,终于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吹牛说,共军前有金沙江,后有大渡河,还有薛、周、吴、二刘(刘湘、刘文辉)几十万大军追堵,长翅也难飞过,只有做“石达开第二”。
军阀们不要高兴得太早!石达开的失败,那是历史。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天险。我们红一团一千七百个英雄指战员,有信心打过河东去,会合红四方面军。
经过两天的准备,全师集中机枪百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统归一团指挥。
(5月25日,阴)强渡大渡河的任务,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由先遣支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一团杨得志、黎林同志紧张准备,杨团长带一营夺占安顺场,由二连化装成“中央军”从东堡子疾进新民街渡口。渡口有民团和川军两个连防守,对岸有敌人一个营,上游泸定、冷碛有敌人三个团,下游石棉有敌人两个团。那些民团还以为红二连真的是“中央军”,连忙招待吸烟喝茶。二连突然命令他们缴枪,敌人楞了。他们万没想到,昨天红军还在很远的冕宁县,今晨便像天兵降临新民街。我们俘虏了敌连长,缴获了他们摆渡的一只船。
刘司令、聂政委由李师长、黄政委、谭主任等陪同来到新民街渡口,只见江水咆哮,枪声激烈,对岸川军不时地向我射击,企图打烂这只船。二连连长熊尚林立即招呼战士们把船藏起来,这船是我们渡大渡河的宝贝呀!
(5月26日,阴)我军又在新民街找到两只木船,还在周围山沟里找到十几个船工。杨团长布置好火力,决心强渡。师首长把轻重机枪、迫击炮都调来了,分段占领阵地,区分射击任务。杨团长叫孙继先营长组织奋勇队,战士们都要求参加。最后,决定从二连挑选十七名勇士。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明、丁流明。最后,二连通讯员陈万清冲出来哭着要随熊连长参加这个关键战斗,孙营长感动批准。十七勇士排好队,杨、黎首长亲交任务,鼓励他们打过去,为中国革命立
新功。
午后两点钟,一切准备就绪,杨、黎一声令下:开火!下船!这时,我军阵地上所有轻重机枪、迫击炮、平射炮一齐响了起来。对岸敌人也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神炮手赵章成同志不慌不忙,将炮瞄准好,“通!通!”两下,准确地命中目标,敌碉堡飞上了天。这时,肖华同志拿过司号员手里的军号,亲自吹起冲锋号,渡船向对岸疾驶。不一会,十七勇士在东岸胜利登陆,用冲锋枪、手榴弹把冲出来的敌人打垮,消灭川军守敌一个营,占领了渡口阵地。接着,接连缴了敌人七只渡船,分批迅速地将全团战士渡过去。
下午7时,师首长命令三团为前卫,沿大渡河东岸,疾速向泸定前进。因为安顺场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船又少,敌人在夹击合围,全军不能等在这里慢慢渡河,必须协同西岸红二师四团夺下泸定桥,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领大军胜利渡过大渡河。
我借助智能助手,撰写了一篇《大渡河畔十七勇士》,全文如下。
1935年5月,大渡河水势如怒。
河水从雪山奔涌而下,浑浊湍急,乱石嶙峋,渡口守军早已把两岸船只搜罗一空。72年前,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调集大军前堵后追,断言红军必成“石达开第二”。
红一团赶到了安顺场。岸边只有一条从川军手里缴获的木船,一次只能载十几人。刘伯承站在河岸,望着翻滚的河水,只说了一句话:“船,就是唯一的希望。”
25日凌晨,突击队成立了。
十七名勇士,由二连长熊尚林带队,营长孙继先随队指挥。他们都是从全团挑出来的水性最好的战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几颗手榴弹,腰里还别着一排木柄手雷。
对岸,是川军韩槐阶营的阵地,碉堡、工事、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地封锁着渡口。
清晨七点,炮火准备开始。“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砸在对岸工事上,机枪射手李得才的火力死死压住敌人。就在硝烟最浓的一刻——“上船!”
十七个人,一条船。八名船工拼了命地划桨。船到河心,敌人发现了,子弹像泼水一样打过来,船身中弹,水从弹孔里涌进来。熊尚林立在船头,纹丝不动,只是低吼:“不要停!”
离对岸还有十几米,船搁浅了。水深齐腰。熊尚林大吼一声,带头跳进冰冷的急流。十七名勇士纷纷跃下,涉水冲上滩头,手榴弹成串甩进敌人工事,大刀在硝烟里闪着寒光。
川军没想到红军真的敢渡,阵脚大乱。熊尚林带队直插纵深,后续第二批、第三批战士源源登岸。不到一个小时,安顺场渡口易手。
红军没有在安顺场停留。刘伯承当机立断:十七勇士夺下的渡口太小,全军渡河太慢,必须夺取泸定桥。后来的故事世人皆知——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红军主力跨越大渡河。
安顺场强渡,是那场生死大突围的起点。十七名勇士,用一条木船、一次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撕开了"“石达开宿命”的第一道口子。1955年授衔时,当年的营长孙继先成为开国中将。而熊尚林,在抗战中牺牲于平北,长眠于他没有等到的新中国。
大渡河依旧奔涌。安顺场的纪念碑上,十七个名字与河水同在——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一条船,十七人,从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我站在河边,夕阳斜照在河滩上,鹅卵石泛着温润的光。抬眼望向河面。这
时属于枯水季节,但河水的流速还很湍急河水在卵石间打了个回旋,又匆匆东去。渡口寂静。对岸的悬崖壁立千仞,像一页被时间翻旧的书,上面写着1935年5月——那一年,一支队伍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把“石达开覆没之地”变成了“红军胜利之地”。
我站在渡口中央,闭上眼睛。风从峡谷里来,带着水汽的凉意。九十余年过去,枪声早已沉入河底,可那水声里,似乎还裹挟着什么——不是战争的喧嚣,而是另一种更持久的声音:是一支军队在绝境中不肯认命的心跳,是“十三根铁索”之前,先有人用血肉之躯探出的那条路。
那天到安顺场,时间太晚,没能走进纪念馆。据说,馆里陈列着那只渡船的复制品,还有一盏马灯、一杆土枪、一双草鞋。展品朴素得近乎简陋。有个细节:当年指挥渡河的船工帅士高,解放后仍住在渡口边的村子里,常常到河边坐坐,什么也不说。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来,他说:“河里有人。”河里的确有人。那些没能上岸的人,那些上岸后继续向北的人,都沉进了这条河,也顺着这条河流进了我们。
我们离开安顺场的时候,天光渐暗。河水声愈发清晰,哗哗作响,像在复述,又像在提醒:路是人蹚出来的;有些路,蹚过了,就再也没有回头。
渡口已不必再渡人。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心里都要渡一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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