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道难”

       9月8日下午3点50分，汽车继续沿着金沙江畔前行，越过金沙江大桥，沿途突然看到“白鹤滩水电站”几个大字。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年均发电624.43亿千瓦时。

       没想到，能在这里巧遇这个“西电东送”的骨干工程。

       可是，这天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蜀道难”。车到了宁南高速口，不让上，说是交通管制。转向353国道，国道也因塌方不能通过，只好回头改走乡道。原本走高速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地方，走国道需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走乡道就更慢了。真是山高路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汽车晃荡晃荡，行驶如蜗牛。这时，天已经黑透，车似悬在半山腰上，下面就是百丈悬崖。我透过车窗往下看，深山窝里灯光闪烁，不免心生恐惧。

       晚上9点55分，终于到达新街高速口，还是不让上，高速路试运行，只准许小车通过，同行的将军后人与现场人员交涉，通过电话，经当地交管部门领导同意，17分钟后，于晚上10点12分，汽车终于上了高速，经过一段10公里长的隧道，又前行60余公里，到晚上11点半，终于到达会理的仙人湖酒店。酒店为大家准备了火锅晚宴。“好饭不怕晚”，大家一样吃得兴高采烈。办理入住酒店，洗浴后上床休息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10分。这一天时间里，一路颠簸500多公里，真把大家累得够呛。

       会理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辖区的一个县级市，古称会无、会川，因“川原并会，政平颂理”而得名，位于四川省最南端，地处攀西腹心地带。会理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县，曾先后为郡、府、路、卫、州的领地，2021年撤县设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城文化、红色文化、石榴文化、川滇文化融合，构成文脉相承的会理文化。境内会理古城始建于元末明初，大量明清建筑、寺庙、会馆、民居古宅四合院、老城的北城门、钟鼓楼、城南白塔山文塔，成为会理悠久历史文化的标志。会理历来是川滇两省交界的军事和经济重镇，是川滇两省商旅物资的集散地，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从市境南北贯通达100多公里。会理城区是这条古道的重要驿站，素有“川滇锁钥”的美誉。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率领下在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北上抗日。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在城郊铁厂村召开，“会理会议”遗址已列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

       关于会理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有个介绍，文章源于《解放军报》。全文如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部队上下有了某些怨言，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

　　本来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就不服气，个别高级军事指挥员对毛泽东指挥全军机动作战的方针虽然执行了，但并不理解，甚至表示反对，认为现在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认为部队“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要求撤销毛泽东等人的前敌指挥权。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确定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任务，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胜利的经验，阐明了运动战略的正确思想。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会议批评了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

 

        二、在会理会议纪念地

        9月9日，吃过早饭，我们就近参观会理会议纪念地，就是铁厂村旧址。这里有座“会理会议陈列馆”。陈列馆比想象中宽敞，展线拉得很长。与许多纪念场馆不同，这里的叙事并不急着直奔“会理会议”这个主题，而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会议之前的路——那条长达万里的、用脚底丈量出来的路。

       进门是一幅巨幅的转战路线图。红色的箭头在贵州的群山间往复穿梭，四渡赤水那几处河湾，箭头密密地交织又分开，像一团解开的线。站在图前看了很久，心里慢慢浮起一个念头：所谓“用兵如神”，神的地方不在奇，而在算。每一步看似闲棋，落下去都连着全局。而把这盘棋下活的人，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图上一根细细的箭头永远画不出来的。

       往里走，是实物展陈的部分。一件残破的灰布军装，袖口打着补丁，领口磨出了毛边；一支步枪，枪托上有火烧过的痕迹；一排铁皮子弹盒，大多已经空了。最触动我的，是展柜角落里的一双草鞋。草鞋已经发黑了，稻草编的鞋耳断了一根。解说牌上写着：这类草鞋，一名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平均要穿坏十几双。

       十几双。从于都到会理，大江大河翻了几道，雪山草地还在前面。人的一双脚，要多少意志才配得上这十几双草鞋。

       陈列馆用了一整个厅，重现皎平渡的场景。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宽阔，渡船是几条窄窄的木船。红军三万多人，靠七条船，昼夜不停地渡了九天九夜。船工的号子、江水的轰鸣、马匹在船板上不安的踢踏声——多媒体的声光只是点缀，真正让人屏息的是一组数字：九天九夜，没有一名红军战士在渡江中掉队溺亡。组织、纪律、信任，这些抽象的词，在那九天九夜里，是具体到一个船工、一条渡船、一次摆渡的。

       会理会议本身所在的展厅反倒是最安静的。一张长桌，十几把旧椅，墙上挂着与会的十多位同志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面孔大都清瘦，眼神却亮得惊人。1935年的中国，外面的天是塌着的——亡国灭种的阴云压着整个民族；而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十几个人讨论的不是如何逃命，而是如何走出去、走下去，把这个国家从深坑里拉出来。

       历史的书写常常偏爱宏大，可我此刻更愿意相信另一种尺度：一个民族的转折，有时候就取决于十几把旧椅子上，十几个人在闷热的天井里达成了共识。

       从陈列馆出来，走进会理会议纪念地。这里有座复建的草棚，就是会议遗址之一。会理会议开始就是在这片密林里临时搭建的草棚中召开的。会议期间，与会的13位领导人吃住都在这间草棚子里。由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负责送饭。会议期间，蒋介石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为了保证安全，会议最后迁至平安寺内继续召开。在纪念地有块大石，上面刻着“会理会议遗址”六个字，大石前是几个不规则的石凳，据说，领导们有时开会，就坐在这片露天石凳上。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容易。

       在此之前的三个月，是红军长征中最险的一段路：湘江血战，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红军随即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调出滇军，然后掉头西进，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这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走位，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耍得团团转，却也让红军自己人心里直打鼓——部队来回穿插，忽东忽西，有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放着直路不走，偏要在大山里绕来绕去？林彪就给中央写了信，建议毛、朱、周只管军事大计，具体的行军指挥另换人。

       仗打得太巧，巧得连自己的同志都将信将疑。这就是会理会议要面对的局面。会议开了一天。会上批评了要求撤换军事领导的错误主张，讲清了机动作战的道理，统一了全军的思想。许多年后回看，这一天的意义被证明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在会理真正立住了；红军此后北上穿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再没有出现过方向上的犹疑。

       站在纪念地，我试着想象那一天的情形。初夏的川西南，午后已经有些闷热，屋里的人围着一张旧桌，屋外有警卫，远处城墙上可能还飘着炊烟。争论应该是激烈的——把话摊开说，历来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正是这场并不轻松的谈话，让一支疲惫到极点的队伍，重新确认了脚下的路和领路的人。

       纪念地有个纪念碑，为红色花岗岩碑体，台基铸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参会领导人雕像，再现了会议场景。碑基正面刻有会理会议简介。

       9月9日，正好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大家在萧南溪、李玲的带领下，到纪念碑前，举行了庄重的纪念仪式，面向纪念碑默哀，行三鞠躬礼，并献花，然后绕纪念碑一周，表达对伟人的哀思。

 

       三、参观会理会议纪念馆

       会理会议纪念馆坐落在会理市区的显眼处，建筑取意于长征路上的群山与旗帜，赭红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沉沉地矗着，像一簇凝固的火焰。

       走进序厅，迎面是一组大型浮雕：金沙江畔，红旗猎猎，红军战士拉纤渡江的身影层层叠叠地排过去，一直排到墙的那一头。

       展厅按时间脉络铺开，从中央红军长征的背景，到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再到会理会议本身。玻璃柜里的文物，多是些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一只缺了口的搪瓷缸，一把磨秃了刃的柴刀，一双草鞋，一封写在烟盒纸背面的家信。讲解员说，那只搪瓷缸的主人是个江西籍的小战士，过江时把缸子咬在嘴里，怕被江水冲走——人活下来了，缸子也活下来了，人却在半年后的雪山脚下长眠。

       我在一封家信前停了很久。信上的字歪斜得厉害：“母亲大人，儿随队伍到了云南地界，此处山高，米贵，官兵（指敌军）更多。儿安好，勿念。等革命成功了，儿就回来看您。”落款没有日期——写这封信的人，大概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封信要隔多久，还有没有下一封。信末尾的那句“等革命成功了”，写得极轻，却压得人心头发沉。那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全部的想象，而这个想象的实现，需要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把生命一节一节地填进去。

       纪念馆里有一组数字，我曾无数次在书中见过，但在那面写满名字的墙前再看，感受完全不同：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营以上干部牺牲四百余人——而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留下照片，没有留下后代能讲清的生平，只留下墙上一行名字，甚至只是一个化名。

       展厅的最后一部分，讲会理会议之后。

       会议开完的第三天，红军便离开会理，经德昌、西昌北上，往大渡河去，往雪山草地去了。会理之于长征，像长跑途中一次极短的补水：停一停，喘口气，理一理思路，然后继续向前。但历史常常是这样——越是短的停留，越可能是转折的枢纽。

       走出纪念馆时，已近午时。阳光把纪念馆赭红色的外墙照得发亮。忽然想起旧址的那个草棚。91年前，就是那样一个朴素的“房子”里，一群人坐了下来，在最疲惫的时候做出了最不疲惫的决定，在最动摇的时刻守住了最不动摇的东西。所谓伟业，拆开来看，往往就是由这样一些具体的时刻、具体的人、具体的取舍，一点一点垒起来的。

       会理是一座以“理”为名的城。理者，道理、条理、公理也。不知道当年择址在此召开会议，是否纯属偶然，但今天的回望，总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呼应——在艰难的行进中，最需要的不是别的，正是把道理讲清楚的那点耐心，和认准了道理，就一往无前的那个狠劲。

      午饭安排在会理古城的“会理印象红色主题餐厅”，是一家充满红色文化气息的饭店。

       会理古城是一座环境优雅的明清古城。在建筑布局上，主要街道以钟鼓楼为中心，呈十字形延伸到四城门，成为东、南、西、北四条主要街道，构成四街三关二十三巷的棋盘式格局。会理古城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风貌完整的古街古巷、众多的传统民居院落、深厚的民族文化，于1992年被四川省政府列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11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午饭后，大家漫步古城，领略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古色古香的风貌。

       汽车继续前行，山影渐远。我想起伟人的那句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暖从何来？江水并不暖，悬崖更不觉暖。暖的是人——是人在绝境里渡过去之后，心头重新升起来的那点东西。那点东西，在今天的会理城里，在旧址的青瓦下，在纪念馆的灯光里，依然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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