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传统的丧葬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这一体系中，孝文化具有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而丧葬文化是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探讨古人的丧葬文化，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人的思想基础、文化特征、以及生存结构，对当代的孝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说，依某一种文化演进视角划分，文化经历了前神学阶段、神学阶段、哲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代表西方文化的环地中海地区，因是开放地貌，各族群交流频繁，文化发展迅速，很快进入神学阶段，将前神学时期的文化扬弃，其显学文化中便只剩下神学、哲学和科学三个阶段，而中国由于地处东亚的封闭地貌，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将前神学时期的思想文化长期保留并精雕细琢，形成了庞大的农耕文明。前神学时期相较于神学时期，它更为原始和基础，较好地保存了人类文化最底层的思绪。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前神学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前神学时期的思想基础与人类早期的动物本能和生存需求密切相关，其中丧葬文化就是动物本能的一项延展。从科学观察来看，少数动物对死亡有一定的感知和哀悼行为，如老年大象会在身体极度衰弱时，主动离开群体，前往偏僻的“象冢”区域等待死亡。群体成员会围绕在遗体旁站立，用鼻子触碰、卷起同类遗体，发出低频悲鸣，甚至守护数天不让其他动物靠近，若逝者是群体中的“领袖”，整个群体可能在后续数月内活动减少、情绪低落。还会记住遗体所在的位置，多年后路过时仍会停留。狗在临终前，也会选择主人找不到的角落等待死亡，还会对着主人或同类遗体鸣咽、扒土，甚至拒绝进食。灵长类大猩猩，会围绕遗体停留数小时至数天，触摸、梳理遗体毛发，发出呜咽，低沉的叫声，部分群体还会将遗体搬运到特定地点，或在后续几天回到遗体所在地“探望”。海豚、鲸鱼等，若幼鲸死亡，母鲸可能会用身体托举幼鲸遗体，在海中游动数天，同伴也会围绕在周围，减少觅食。

　　虽说动物对死亡的感知出于动物的本能，不可能有人类“生命终结”的概念，哀悼行为也是动物情感记忆的反应，和人类的复杂情感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可人是由动物演化而来，人类社会也是动物社会的延展，这一感知在自然进化中，人类在逐渐丢失，只有少部分人还残留着对死亡的感知。哀悼行为则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逐步规范化系统化，最终演变为各类仪俗。

　　从现代的考古来看，中国的丧葬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早期。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有了丧葬的习俗：有原始的氏族公墓，有明确的尸体摆放方式，有石珠、骨管、兽牙等陪葬品。体现了人类早期对死者的特殊处理和原始信仰的萌芽，形成了丧葬文化的雏形。新石器时代，氏族出现了“巫”，早期的“巫”特指女巫，因为在母系氏族时期，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高，且女性有特殊的感知能力，就像这巫的甲骨文样，上可以感天，下可以知地，专门负责氏族的祭祀活动，也包括主持丧葬活动。

　　那时候的祭祀主要是天地的自然神和祖先神。祈求上天能风调雨顺，祈求大地能五谷丰登，

　　“儒”字在古代与祭祀等仪式相关，最早的儒者就是从“巫”发展而来，从事相礼等工作，其中包括主持丧葬仪式。丧葬习俗是儒学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丧葬习俗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荀子·礼论》也系统论述了礼制中对待生死的原则，强调“事死如事生”，认为做好养生和送死，人道才算完备。可见，丧葬习俗为儒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和思想基础，儒学从中汲取养分，将其蕴含的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升华为孝文化，当然也包含了丧葬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

　　在“事死如事生”理论指导下，中原地区的古人注重厚葬，注重入土为安。古地质学家认为，在百万年前，由于地球上的信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给中国的西北造就了厚度约1000以上米厚的黄土高原，黄河裹挟着大量的泥沙，河床在河南地界徒然下降，河道变宽，水流变缓，泥沙沉降，加之远古时期，黄河频繁改道，据地质学家研究，至少6—26次之多，于是黄河便冲击出了松软肥沃的土壤。

　　随着人口的暴涨，需要开垦大量的土地，在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时期，一个氏族也就是二三十人，最多也就是七八十人。埋葬亡者构不成社会问题，可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口出现了暴涨，亡者的埋葬就成了大问题，随意丢弃必然会造成大范围的瘟疫，由于农业文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迫使动物远离人类的聚居地，所以只好土葬。

　　坟茔的选择一般有三项考量：就近、西边、高处。就近是为了方便家人的祭祀；西边可能受到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影响，东汉以后受到佛教上“西天”影响；高处是怕坟茔遭到地下水的侵蚀。不过王侯将相的坟茔在坚持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为“堆土为陵”，如西汉的十一位皇帝，九位都埋在咸阳的第一道塬上，唐以后发展为依山为陵，如乾陵、昭陵等。期望藏风聚气，福延子孙。

　　传统讲究孝子要守孝三年。《论语·阳货》中，宰我曾质疑“三年之丧”的合理性，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回应，认为子女出生后需父母照料三年，故父母去世后，子女应以三年守孝回报这份恩情。同时，古人的生活只有春秋两季，春节播种秋季收获，其他时间都是农闲，不像现代人每一天都在忙碌。这一习俗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逐渐系统化，汉代以后被纳入官方礼制中，且对丧服、守孝、仪节等做了详细规定，成为古代社会重要的丧葬礼仪制度。

　　注重祭祀的三个节点：头七、三年、除夕。《易经》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于是古人认为“七”是循环之数，与天地运行的规律一致。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的魂魄观思想，认为人由魂和魄组成，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生命形态，魄可以消散，魂是永生的，汉朝时就出现了“招魂仪式”。头七亡魂会返家探望，家人需焚烧纸钱助其踏上冥途，二七亡魂会离开阳间返回阴间，三七亡魂适应了阴间，亲属会通过诵经等仪式帮助亡灵超度。后来受道教和佛教的强化，成了传统丧葬礼仪中的重要节点，也成为了中国孝道的载体。

　　受到“三年之丧”的思想影响，头周年直系亲属要上坟祭拜，一般不待客，不大操大办，过年依旧是黄白对联，二周年也叫哑年，和一周年一样。三周年就不一样了，三年守孝结束，亡灵已经安稳，孝子可以脱掉孝服，恢复正常的生活，贴红对联，办子女的喜事。亲戚族人一起来家里庆贺，富裕人家还要唱大戏、摆大席，酬谢亲戚族人。当然三献礼、读祭文的议程是少不了的。

　　除夕祭拜源于上古时的腊祭，腊月间祭祀祖先、酬谢天地，周时已成为除夕祭祖的习俗。傍晚时分，孝子要亲自到坟茔迎请先人回家过年，庭院要打扫干净，香案要摆上水果贡品，蜡烛通明，烛香不息。到了饭点，香案上要供奉大肉、饺子、馒头、炒菜等，家人要按辈分长幼依次向先人行礼，感念先人保佑，祈愿来年平安顺遂。到了正月初五在恭送先人回去。

　　另外要过好三大亡节，即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清明节是公历4月5日左右，源于上古之时中原人春天扫墓的“墓祭”，一是向祖先报春，二是祈求祖先保佑。周时有了寒食节，民间附会说纪念介子推，禁火吃冷食，到了唐时，朝廷正式把寒食扫墓定为礼制，放假祭扫。宋元以后，寒食慢慢并入清明。自此清明既是节气，也是扫墓追思的亡节。一言概之：春归，清理坟茔，慎终追远。

　　中元节是七月十五日，源于上古的“秋尝”，即七月庄稼刚成熟，先拿新粮供奉祖先，汉朝时道教出现了三元学说，认为天地万物由三元（天、地、水）三大本源之气构成，主宰这三气的神祇分别是上元天官紫薇大帝、中元地官清虚大帝、下元水官洞阴大帝。他们的诞辰日分别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七月十五地官下界，赦免亡魂，亡魂可以返乡。加之佛教《盂兰盆经》里有一个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见母亲坠入饿鬼道受苦，佛陀教她七月十五供养僧众，可救赎亡亲，到了唐时，三者合二为一固定为七月十五祭祖普度。一言概之：秋成，请先人尝新，超度亡魂。

　　寒衣节是十月一日，源于周时的迎冬礼，《礼记》记载：孟冬十月，天子北郊迎冬，抚恤阵亡之人、祭奠逝者。古人有“九月授衣”之说，推及亡者，阴间的先人也会寒冷，故用纸衣烧寄，也叫送寒衣。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十月一日类似新年，祭祖仪式隆重。宋代文献明确记载：十月一日出城上坟、售卖纸衣、烧献寒衣，习俗大兴。若游子在外不能上坟，可在一十字路口，画上一个圆圈，圈口朝着老家的方向，在圈内烧衣，以寄托哀思。一言概之：冬至，送去寒衣，供奉钱粮。

　　青藏高原的藏族民众，由于受生存结构的限制，以及佛教的影响，多数选择天葬和水葬。西藏位于高海拔的冻土阶层，大量的开挖土壤确实不易，只好将逝者遗体放置于天葬台，由猛禽啄食，沿江区域多为水葬，肢解遗体以利鱼类食用，避免引发瘟疫，维护种族延续。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佛教的“生死轮回”“万物平等”与丧葬文化深度绑定，赋予天葬一定的文化意义：天葬是“肉身布施”、“回归自然”，鹰能将逝者灵魂带往天界，是对逝者的一种祝福，饱含对自然的敬畏。

　　本文只粗略地梳理了丧葬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生存结构、文化特质，还有纷繁复杂的细节尚未谈及，如为亡者清洁、更衣；报丧、吊唁；出殡、安葬；棺椁、墓碑等，由此可窥见丧葬文化在古人心目中的分量，可以说丧葬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基础性文化，对中国的孝文化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传统的丧葬文化匹配了农业文明的生存状态，夯实了中国的孝文化的根基，进而也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社会的宗法体系。时至今日，人们对死亡已经有了科学的认知，生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继承其对亡者的尊重、寄托哀思的主干部分，扬弃其烧纸、招魂、厚葬、守孝等糟粕部分，重构当代文明、简约、庄重、纪念的新丧葬文化，为孝文化输入新的血液，护佑华夏族的生生不息、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