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补岁月

　　前不久妻去东台时堰镇看望她姨母，回来递给我两双布鞋，说是我常念叨一直想穿的，还神气卖弄一下：这可是姨母一针一线纳的千层纯棉老布鞋。

　　或许人过半百，我常念想过去。就拿穿鞋来说，小时候常想：“什么时候能穿上皮鞋，哪怕是塑料底的运动鞋也好，嘎噔、嘎噔的，多牛啊！”而现在却想，“唉，要有一双妈妈纳的老布鞋穿上多好呀，又绵又软，真舒服！”可母亲已年过八旬，亲手纳鞋已不可能了，再说我也于心不忍呀！

　　还是妻善懂我意，打电话跟她曾在村里做过缝纫的姨娘说了我的念想。说实在，穿上姨娘纳的老布鞋，感觉跟小时候穿妈妈纳的布鞋一样：暖和，柔软，轻便。

　　如今，我记不清到底穿烂了多少双母亲做的布鞋，也数不清母亲为做布鞋而熬干了多少煤油灯，也记不清母亲抽断了多少根白线。但我清楚地知道，每年正月初一大早，我必定能穿上母亲做的布鞋，吃过肉包子然后到处串门。女孩子还会扎上两根红头绳，辫子的末梢系上两朵颜色艳丽的碎布花，男孩子则会带着火柴揣着鞭炮聚在街头巷尾比炮响。即使偷大人几根香烟叼在嘴里也不会挨骂，过年图乐呢，大人们也不会计较太多。

　　小时候，家里有个箩筐，针线箩筐是母亲做针线活时的收纳箱，里面装满了线头、线圈、顶针、剪刀、锥子、木尺、鞋样、大头针、碎布头等各种杂什物件，还放着一本厚厚的大书。书里夹着很多用纸剪成的“鞋样子”，这就是一家人的鞋底样子、鞋帮样子。

　　做一双鞋，从取鞋样、纳鞋底、缝鞋面、做鞋帮，最少得一周时间。那时是大集体，母亲与大多数妇女一样，白天忙于上班，晚上做家务活和针线活，每天忙得像陀螺。可母亲哪怕再忙，也会抽时间每年为我们姊妹三个每人做一双布鞋，每两年做一双棉鞋。

　　常常记得，无论严寒酷暑，油灯如豆，忽闪忽闪，母亲坐在桌旁纳鞋底，手钻一下，胳膊抡一下，节奏匀称，无数次重复着这个动作。那时候，我常常静静地偎依在膝前，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那时候，做布鞋得从做鞋衬说起。母亲往往选一个晴好天气，熬一大盆面糊，取下门板，放置在两条长凳上，将门板洗净，晾干。母亲把清理出来的旧衣服、破布、布片等拿出来，放在门板旁，再用手捞起一把面糊，丢在门板上，用手来回抚平，再捞起一把面糊丢在门板上，用手再来回抚平，如此这般，直到门板全被面糊抚平。这时母亲把清理好的布片，一层一层地用糨糊糊起来，铺平，晒干。然后再比照着一家人脚的大小，剪出各人的鞋样，收藏起来，以备做鞋用。

　　鞋样做好后，母亲就开始纳鞋底。先拿出平日里攒下的旧布，依着鞋底样裁剪，一层层叠好，然后用力压平，使鞋底结实板硬。再用白布包住，沿鞋底四周用线纳上。然后再从上而下一针一线地纳。一只鞋底，即便是小孩子的鞋底，也要纳很长时间。密密麻麻，一行一列，针脚密布。线扯得越紧，针脚越密，才越好穿、越暖和、越耐穿。纳鞋底是需要力气的，一针一针使着劲，遇到过不了针时，往鞋底上穿针的时候那种像戒指一样的金属圈顶针就派上了用场，就用戴在中指上的顶针用力顶针屁股，等针过了鞋底，再用另一只手用力抽紧线，每一针相距只有一二毫米，几乎针针等间距。时间久了，顶针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真称得上“千针万线”。纳一双鞋底，经常会把母亲的手纳出一层茧来。小时候我曾经趁妈妈不在家，拿着做了一半的鞋底依葫芦画瓢，结果弄断了钢针，还扎破了手指头，疼得眼泪汪汪，只能自认倒霉。

　　纳鞋底时，母亲大多时候是和我们姊妹三个一起坐在幽幽暗暗的煤油灯下，我们姊妹三个专心做作业，母亲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现在想起那些岁月，一家人围在幽幽暗暗的灯光下，一声不响地各自做着活儿，又一声一响吹灭煤油灯，各自睡去，那温馨场面使人真不忍心长大。

　　纳好鞋底，接着就是做鞋帮。做鞋帮一般是用黑布，年成好的时候，母亲会用灯芯绒，记得家里只有两双鞋是由灯芯绒做的鞋帮。

　　上鞋帮便是最后一道工序。母亲找出紧实耐磨的线团，将线头穿进大头针，将鞋帮和鞋底两头对齐比准，用锥子扎好眼，开始上起鞋来。上鞋帮快，半天时间就能完成，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刻，也是母亲笑得最为灿烂的时刻。

　　我姐姐和妹妹的一双鞋往往能穿好久，而我整天蹦蹦跳跳地乱踢腾，新的布鞋很快就成破旧的鞋子了。手工做鞋速度慢，孩子们穿鞋总是供不应求。上学路上，我常会踢一个砖头块到学校，有时也会兴致勃勃地把一块瓦片从学校踢回家，从来没想过要爱惜鞋子。只要鞋子不烂窟窿不露脚趾，就算是好鞋子了。

　　直到1988年我去扬州商专求学时，才脱掉穿了几年的老布鞋，第一次穿上十块钱一双的飞跃运动鞋。后来在大学里又穿上了二十多块钱一双的回力鞋，着实让自己的虚荣心彻底释放了。只是，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妈妈给我做的千层底老布鞋了。

　　有几回，我埋怨说，脚上的皮鞋笨重，不透气，脚趾间满是粘粘的汗，没有穿老布鞋舒坦。母亲似乎轻轻叹了口气，指指床头那个针线笸箩，说：你的鞋样还在书本里夹着呢，妈老了，做不动了，纳不了鞋底了。我说，妈，你没老，你是不想做鞋吧。母亲笑了笑说，哪有不老的，只要你喜欢，我还给你做，谁叫我是你妈呢！

　　说起来，我早已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不知为什么，穿带补丁的衣服常了，不穿不带补丁的衣服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走不自在，坐不自在，说话也不自在，所以我愿意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新衣服我也喜欢把它弄埋汰点或者过一水再穿。妻嗔怪：“真是个贱骨头。”我嘿嘿一笑，就算认可了。过后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妈潜移默化给我养成的。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60、70年代，往往是物尽其用，家里人的衣服但凡破了一个小口或是刚刚“麻花”（要坏没坏），母亲赶紧找来碎布补上，以防破洞越来越大，缩短衣服的使用寿命。那时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多的人家，最小的孩子几乎是穿不到什么新衣的。即使旧衣服实在没法穿了，还要把完好的地方剪下来留着做补丁用，或长方形，或正方形，或圆形不等。根据破损地方的特点选择用不同形状的补丁，一般衣领和肩头用长方形的补丁，膝盖用正方形，屁股则用圆形。

　　那时一年当中，大多数人家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也只有过年的衣裳，才没有补丁。其实，这也只是你看到的外表。撩开他的新外套，里面的棉袄，也一定打了补丁；再翻开棉袄里面的衬衣，更是千疮百孔，一层套着一层的补丁。这不是秘密，谁还不知道谁的底细？只有不解风情的寒风，才会不客气地掀开一个人光鲜的外衣，将里面寒碜的补丁暴露出来。当然，过完了正月十五，身上的新衣就得脱下来，继续穿之前打着补丁的旧衣裳，背着补丁书包上学校。

　　虽说我们那辈人都穿打着补丁的衣裳，但一个人或一个家的生活是不是体面，从补丁上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人身上的补丁少一些，像点缀；有人身上的补丁，则层叠一层，一色盖一色，你甚至难以分辨他身上衣服的底色。但补丁的多少，还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体面。有人身上的补丁，都是一个个小圆粑粑，哪里破了，就补一块“膏药”上去，将漏洞堵住。也有人身上是大块的补丁，可能只破了一个小洞，偏要缝一个大补丁，像个大扇面一样。如果只贴个小“膏药”，用不了几天，“膏药”边上就会起毛，磨出一个新的更大的洞。缝上一个大补丁，就能抵挡更长日子的磨砺了。所以，成了精于缝补丁的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洞不大补，大洞就吃苦。”这是生活的智慧，也是生活的态度。

　　那时候，人们看待穿衣生活是不是体面，看的不是这家补丁的数量，当然也不是补丁的大小，而在于补丁缝的是不是周正、密实、讲究。有些只能拿针线缝个补丁，粗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人家，就缝不出好看的补丁：歪着扭着、拗着劲，看着别扭，穿在身上也不得劲。而有些手脚灵活又有耐心的细致人家，就会像绣花一样，给衣服上的破洞缝一个好看的：针脚细密、紧实，像花蕊一样。更有讲究些的人家，不用手工而是用缝纫机缝补：针脚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缝出来的补丁就跟特意装饰上去的一样。

　　我母亲手巧心细，补丁总是方方正正，干干净净，针脚细密匀称，平整有致。经常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拿起我们破损的衣物，一边嘴里嗔怪着，脸上荡漾着不自觉察的笑容，一边拿出针线笸箩。先将补丁边缘窝到里面，用指甲反复压出折痕，再用热茶杯来来回回烫平整，认真地戴上顶针，然后飞针走线。只见她上挑下拉，钢针在布上欢快地飞舞着，像岁月击打生活的节拍。母亲心无旁骛，一丝不苟的样子是我们记忆中最美的画面。母亲要强，补出来的补丁平平整整，熨熨贴贴，不像有的人家补出来的补丁歪歪扭扭，皱皱巴巴的，这样的衣物穿出来总是惹来小伙伴嘲笑的目光。　

　　有一次，我的裤子破了个洞，母亲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布头，就将妹妹的一件破旧衣裳拆下一块布，连夜给我缝了个补丁。可那是块花布头啊，一个男孩子的裤子上缝了个花补丁，该是怎样的情形？不过，同学和邻居小伙伴并没有嘲笑我的，谁的衣裳没有拿姐妹或者爸妈的旧衣服做过补丁呢？再说了，一个花补丁也总比开个大洞好看些吧。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有人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裳了，偶尔看到的补丁，多半是一种时尚。每逢周末节假日，我回老家看望年过八旬的母亲，仍见她带着老花眼镜，专注地缝补衣服，针线在她手里娴熟地穿来穿去。我便劝慰她，老盯着针眼看，眼睛哪儿受得了。母亲眯着眼睛跟我说：“补了一辈子的衣服，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不费眼睛的。”又转身指着几件缝好的衣服满面笑容地说：“你看看你爸，你们给他买的新衣服还在压箱底哩！就是爱穿这几件我补了又补的工作服，都补成这样了还舍不得扔掉。”

　　母亲的确是补了一辈子的衣服，给我们小时候补衣服，纳鞋底，都是她亲力亲为。当然，缝得最多的是父亲的工作服。父亲年轻时在米厂，干的都是铲米糠、扛笆斗的苦力活，他的衣裳总是肩膀上最先破损，一副肩膀要挑起全家人的生活呢。他肩上有厚厚的补丁，因此，母亲常常是白天上班干活，晚上抽空给他缝补衣服。如今我们都长大了，衣服和鞋子都是从商场里买的最时髦款式，唯有父亲依旧穿着母亲缝了又缝的工作服。他说，买来的衣服都是中看不中穿，没有母亲缝补的舒适。每到这时候，年逾八十的父亲一脸骄傲。

　　小时候，快过年时，无论天气有多冷，母亲总要拆洗被子，拆完，洗好，晾在外面，洗过的被子没一会儿就冻成了一整块。硬梆的一整块布，下面还挂着水滴变成的冻冻丁了，很好玩，但是不能折，不能碰，冻硬了去折，这被面也就断了。

　　里下河人家有习俗：新人结婚，男女双方都需要准备新被子，女方家大方的，陪嫁过去四铺四盖或者八铺八盖，这可都是财富，大约能用一辈子。结婚的被子要请人做，也不能乱请人，有幸被请来做被子的妇人，一要针线好，手艺精，做得不精致岂不让婆家人笑话？二要福气好。妇人要儿女双全，这样的女人福气好，能给新人带来吉祥。我母亲儿女双全，记得小时候，她经常被请去给新人做被子。大红大绿的缎面，柔软蓬松的棉花，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母亲粗糙的手在缎面上飞针走线，粗糙与细腻相映成趣。我的母亲手巧，缝合的被子针脚细密匀称，走过的线条如尺子拉过一般笔直，时常受到大家的称赞。记得，邻居孙奶奶嫁女儿时，便请了母亲去帮忙缝被套。同去的还有不少妇人，大家一齐动手，扯的扯、铺的铺、缝的缝……边忙活，边相互打趣着，不时响起阵阵笑声，场面热闹得很。

　　从早上出太阳，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母亲会花上大半天的功夫，才能缝好这几套新被子。然后，这些新做的被子叠整齐收在空闲的房间里，表面盖一层大红的毯子免落尘土。一进屋，扑面而来的棉花和布匹的味道，也是喜庆的味道。

　　结婚前一天，女方将这些崭新的被褥等装上车子送到婆家去，称为送嫁妆。这是大事情，婆家扫庭以待，准备宴席，找本地能说会道的人来相陪。大家寒暄欢笑，　两家原本陌生的人家从此结成亲戚，互相帮衬，其乐融融。

　　小时候，家里没有那么多余钱每年都准备新被子，所以被子就要经常拆洗、换新鲜的棉花等。

　　每年的腊月二十后，拆洗被子、缝被子都是我母亲跟我姐姐来做，我也经常在旁边撮撮忙（兴化方言：帮帮忙的意思）。印象中，满院子的阳光里，母亲和姐姐把被子平铺开来，一床被子很大，摊在拼起来的两张大桌子上，一条一条按经纬度缝起来。一针一线地缝得极认真，缝被子有一些讲究，针穿去，穿过中间絮的棉花，但是要点到为止，不能穿透被面，否则不美观。被子又厚，针很难穿，　针脚不能太大不能太小，不能太远不能太近，考验功夫。

　　有时，我见了心头一暖，兴奋地躺在被子上翻滚着，如同儿时一样向母亲撒着娇。母亲笑着摆手，佯装驱赶，说：“再不起来，我拿针扎了啊……”

　　调皮的我也想插手帮帮忙，于是母亲给我一根针，一个顶针。我纫好，打结，学着她们的样子去缝，我笨手笨脚缝了几针，总是扎手，一边缝一边嘟囔。

　　因为动静太大，母亲跟我姐姐就一起看我，想看看我怎么会扎到手的。看到我笨得可爱的样子，她们同时爆笑起来，恨不得在新被子上打滚儿，一边笑一边擦眼睛，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一脸蒙，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明所以地看着她们。也不记得她们笑了多久，大概是实在笑不动了，终于来给我解惑。原来我把顶针戴错了手——我从小就不会干家务活儿，特别笨。

　　于是，母亲给我们讲关于笨母女的故事，女儿在外面和面，母亲在屋里缝被子。一会儿，女儿问：“妈妈，水放多了怎么办？”妈妈说：“笨啊，放面。”一会儿，　女儿又问：“妈妈呀，面放多了怎么办？”妈妈说：“放水。”如是几次，女儿说：“妈妈，没有面了怎么办？”　妈妈大怒：“你这个笨孩子，我要不是把自己缝在被子里了，非得出去打你一顿。”

　　我听了很不服气，我虽然不会缝，但我肯定不会把自己缝在被子里。

　　在那些纯真的岁月里，一寸寸缝补出来的岁月虽艰辛和困顿，却真实，温暖而生动。生活越来越富足，做布鞋、打补丁、缝被子的记忆渐行渐远，也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了。但不管怎样，那些缝补岁月终不能忘，依然是生命中最朴素最厚重的风景，它让我们学会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