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社戏

　　我苦涩的童年是在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一个较大村落度过的。离开故乡四十多年了，可每年正月，心里冒出的头一桩旧事，总是村中央那个戏台。

　　其实它早就没了。大队部没了，那条土路、那几棵杨树、那些古旧院落，都只能在梦里见了。听人说，如今那里盖了新砖房，铺了水泥路，全然另一番光景。可闭上眼睛，它还立在那儿——台面抹着水泥，四四方方，在正月天的太阳底下，泛着淡淡白光。

　　平日里，那是开会用的。也批斗人。我见过那些被押上去的，弯着腰，戴纸糊的高帽，口号声震得杨树叶子簌簌响。那时小，只觉得热闹，挤在大人腿缝里仰着脖子看。哪能想到，同一个台子，有朝一日竟会唱起戏来。

　　那年正月，大队喇叭响了，播的竟是从未听过的戏名——《打金枝》《明公断》《王宝钏》。父亲撂下饭碗，站在院里听了半晌，回头对母亲说：“这些戏，十几年不让唱了。四人帮打倒了，老戏复活了。”他说话时眼睛亮亮的，像早春的井水反着光——那是我头回在父亲脸上看见那样活泛的神情。

　　上头来了新政策：样板戏不唱了，公社说剧团要恢复传统戏曲。老艺人被召回，地、县剧团日夜排戏。我们那雁北地方，晋剧、北路梆子、耍孩儿、二人台，都要重新登台了。

　　大队忙起来了，舞台打扫了一遍遍，两侧竖起八根木杆，拉上电线。正月十三傍晚，几盏大功率电灯挂了上去——不是从前昏黄的汽灯，是明晃晃的电灯。天黑透一拉闸，亮得晃眼，台前空地照得连根草刺都清清楚楚。孩子们在灯下疯跑，追着自己忽长忽短的影子。大人们远远站着，仰头看那亮光，像看什么稀罕物件，谁也不肯先回家。

　　第二天戏就开了。唱的头一出是《打金枝》。我那时不懂戏文，只记得驸马爷头上两根翎子颤颤悠悠，唱到高处，那声音在早春寒风里拖出长长的尾巴，飘到村口老槐树那边。台下黑压压坐了一片——凳子是各家自带的，长的短的，高的矮的。来得晚的没处坐，就站着，站成密密实实一圈。我骑在父亲脖子上，两手扶着他热乎乎的头顶，看得入了神。驸马要打金枝女时，台下有人“嗐”地叹了一声，旁边立刻有人接话：“该打！这媳妇太娇惯了！”惹得一片低低笑声。

　　那四天，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像一坛埋了多年的老酒，忽然启了封。

　　雁北苦寒。地里刨食的人，一年刨不出多少乐子。正月唱戏，就成了天大的事。雁北晋剧团来了，北路梆子剧团来了，还有耍孩儿剧团——调子怪，带着哭腔，如诉如泣，听着催人泪下。后来连金沙滩公社也办起戏班子，演员都是各村挑出来的后生闺女，专唱地方戏耍孩儿，乡亲们听着都亲。

　　有天晚上演《十五贯》。正演到娄阿鼠偷钱那段，那贼眉鼠眼的在台上转来转去，灯忽然灭了。全场漆黑一片，孩子们尖叫，大人们也乱了，有人喊：“别挤别挤，一会儿就好！”过了好一会儿，灯才重新亮起来——保险丝烧了。再看台上，那娄阿鼠还蹲在原地，保持着偷钱姿势，一动没动。灯一亮，他慢慢抬起头来，冲着台下咧嘴一笑，又接着演起偷钱的戏来。台下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像潮水，把那耽搁的工夫全补上了。我伏在父亲肩头，也跟着笑，笑得肚子疼。

　　那几天，台下前几排总坐着些老年人。演到况钟为民请命那段，我见有个白胡子老汉悄悄抹眼睛。也不知他想起什么来了？那台上站着的，和那台上跪过的，兴许是同一个人吧。只是那时没人说破。

　　最后一晚，演连本戏《王宝钏》。散场时夜已深，月亮挂在杨树梢上，清冷冷的。人群慢慢散去，手电筒的光在黑暗里晃来晃去，像一只只迟归的流萤。我伏在父亲背上往回走，迷迷糊糊中回头看了一眼——那台子还亮着灯，孤零零立在那儿，灯下空无一人，只有几张歪倒的凳子。幕布垂着，被夜风吹得一鼓一鼓，像是在轻轻喘气。

　　四十年了。我没有再回去过。可老家的事儿，断断续续也能听到一些。村里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进了城，老人们也跟去带孩子。前些年在新闻上看到，在县里新农村建设中，村里盖了新砖房，路也修成了水泥的。照片里整整齐齐，好看，可我看了半天，找不着那戏台在哪儿。后来才想起，早就平了。

　　如今正月里，想来也冷清得很吧。冷不丁几声鞭炮响，也是稀稀落落的，像忘了词儿的戏文。

　　电视里天天有戏，手机上也能看戏，想看什么有什么，清清楚楚。可是没有人挤着人坐了，没有人在寒风里跺着脚等了，没有人在灯下追着自己影子跑了。那苍凉的耍孩儿腔，也再没听见过了。

　　只是偶尔还会梦见。梦见自己还骑在父亲脖子上，两手扶着他热乎乎的头顶。眼前几盏大灯亮得晃眼，台上走出来一个个穿红着绿的人，走一步，唱一声。那声音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早春寒风里飘啊飘，一直飘到今天，飘到这个离故乡近百里外的夜里。

　　我就这样醒了。窗外是城市的灯火，一片一片的，比当年那几盏灯亮多了。可它们照来照去，却照不出一个戏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