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随笔四：过乌江，到遵义

　　遵义会议会址的那张照片，早已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照片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安安静静的一栋楼，拱形门的光影，从晨光换到晚霞，从黑白走到彩色，不变的是那扇大门背后，始终亮着的那束转折之光。

　　它不是一张普通的风景照，是几代人刻在记忆中的红色坐标。

　　（一）过乌江

　　9月7日，早上8点，黎平的天刚亮透，我们的大巴车便驶上了高速。从黔东南到黔北，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卷徐徐展开的山地画卷——侗寨的鼓楼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黔北连绵的喀斯特峰丛。感觉一直在云端行走，那些民房也像漂浮在半空中。五个小时的车程，大巴在崇山峻岭间穿行，隧道连着桥梁，桥梁接着隧道，现代工程劈开了大山的沉默。

　　过乌江时，我特意望向窗外。江水在峡谷间奔涌，碧绿中透着深不可测的寒意。九十一年前，红军就是在这里强渡乌江。1935年元旦刚过，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处渡口同时打响，竹筏、浮桥、勇士的肩膀，在敌人的炮火下撕开一道血路。那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是绝境中的搏杀。没有乌江的胜利，便没有后来的转折。如今江面平静，只有大桥上的车流无声地驶过，像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应。

　　我在遵义市文化旅游局等编辑出版的《寻访伟大转折地》里，看到这篇“长征故事”《红军强渡乌江》一文，全文1500余字。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开始了强渡乌江的战斗。

　　乌江，是贵州省的第一大江，江岸陡峭，地势十分险要。红军首先在江界河实行中间突破，红一军团一师3团接着又分别在回龙场至茶山关全线突破了长达100多公里的乌江防线。

　　1935年元旦，红军赶到乌江南岸，见到处是悬崖绝壁，好似被刀削斧劈的石峰赫然耸立。乌江波涛汹涌，急流拍岸，数里之外可闻江水的吼声。

　　红军通过侦察得知，敌军的两个营在乌江附近的老鹰岩、野猪塘、王家岩等10多个山头上构筑工事，还封锁了渡口。所有渡船已被敌人拉到对岸并沉在河底。红军找到老船工安清和，经宣传，船工们知道红军是“干人”（贵州方言，意为“穷人”）的部队，他们就冒着风险去为红军搞渡船，团部派出7名水手配合，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安清和跳入江中，冒着冰冷刺骨的激流奋勇泅过江去，约20分钟，从水里抢拖出3只渡船，又沿着石壁，回到南岸。红军当时送了安清和一匹阴丹布，以作酬谢。渡船既得，一部分红军得以坐船过江，占领敌军阵地。

　　此时，在老渡口发起进攻的左翼部队，安排一支红军小分队在渡口牵制住敌人，另一部分在鱼子塘渡口下游用竹筏渡江。鱼子塘河面狭窄，激流汹涌，历来无人在此渡江，虽然敌人在这里的守备相对薄弱，但红军几次试渡都未成功。

　　当地老船工赵子云、周金科积极帮助红军渡江。他们建议把竹筏划到野猪塘对面的岩脚，再顺激流而下划到回水处，即可沿壁登上对岸。红军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周金科，赵子云跳上竹筏，领着红军勇士，用锚钩抵着石壁沿河而上，刚要接近敌人火力控制的范围时，他们将篙杆向石壁猛力一抵，竹筏像脱缰野马奔腾直下。赵子云指挥竹筏上的红军战士奋力划水，竹筏逐渐向北移动，进入水流回旋地带，顺利靠岸。上岸后的红军隐蔽于乱石丛林之中。

　　第二次渡河时，红军在竹筏上系上两条长绳，来回拉纤，如此，一连红军偷渡到了北岸，沿着山间小溪，借着深谷乱石的阻挡，匍匐前进，包抄守敌的左右两侧。此时，敌人如梦初醒，一片惊叫，以为红军从天而降，慌不择路地向凤冈方向溃逃。船工赵子云在偷渡成功后，又为红军带路，使追击北岸逃敌的红军迅速取胜。

　　接着，红军工兵连在岩门老渡口赶架形如蜈蚣的浮桥。在架浮桥的过程中，当地群众帮助红军砍毛竹，给红军劈柴送饭，献出自己家的门板和箩筐支援红军架桥。浮桥搭成后，红军的大部队浩浩荡荡过江，挥戈黔北。

　　在茶山关，红三军团前卫13团派出侦察分队，先行渡江，寻找船只，并在茶山关上游1公里左右的桃子台渡江。桃子台位于息烽县、开阳县、遵义县（今播州区）三地交界的清水河与乌江汇合处，两岸皆是悬崖，仅一条“之”字小道盘绕山间，江面的狭窄处宽约一百米，江中有一个大石滩，名为石山，由此过江可到达对岸的老鹰岩，望水岩等要隘。从山脚的江边至山坳的要隘，敌人都没有设哨棚，所筑的堡也于撤退时被悉数炸毁。3名红军侦察兵先撑着一块门板从茶叶沟过河，化装成老百姓，找到船工宋月钊，但话音一出，宋月钊就知道红军不是本地人。

　　红军侦察员问宋月钊：“老乡，茶山关上有几处碉堡？有多少人把守？”宋月钊说：“碉堡有，不清楚有几处，也不太清楚把守人数，没上去看过。”红军侦察员又问：“你家住在渡口边，知不知道船工叫啥？”宋月钊说：“我就是船工嘛！”红军侦察员高兴地说：“哎呀，终于找到你了！”

　　红军侦察员说：“老乡，找到桃源洞，你就是红军的恩人了。我们要请你帮个忙，不是白帮忙，要付工钱的。你愿意吗？”看到这些人这样客气，宋月钊说：“我是船工，帮人是我的本分，没有关系的，你们尽管说就是了！”他们向宋月钊等人询问了茶山关的情况，如渡口有船如何摆渡、无船如何渡江等，问得非常仔细、具体。

　　因为船只都被国民党军队沉入江底了，等到夜深时，宋月钊和红军战士来到江边，冒着刺骨的江风，跳江潜入水中，捞出一只沉船，推到江边。宋月钊、黄德金等船工帮红军摆渡三天三夜，终于搭成了浮桥，红三军团将士全部安全渡过了“天险”乌江。

　　在萧峰的《长征日记》里也有一段关于抢渡乌江的记录。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阴雨……师长接军团部电令：一师立即出发，限一月三日前抢渡乌江。接着，黄政委说明抢渡乌江的意义，要粉碎蒋介石、王家烈军阀利用乌江天险夹击红军的阴谋，迎接一九三五年的到来……我们火速分人到各连，边走边传达军团的命令，保证实现一月三日前抢渡乌江的计划。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阴雨，午后二时经招圩到龙溪宿营，行程九十里……一月二日，雨。晨七时从龙溪圩出发，一路急行军，行程一百二十里。敌人在乌江两岸封锁严密，我们要寻找个地方打过去。师部研究决定，我们红三团为第二梯队，主要任务是配合第一梯队红一团强渡乌江。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参谋长胡发坚以及一营长孙继先、二营长陈正湘、三营长尹国赤等同志和我们一起研究渡江方案，决定由一团一营二连抢渡乌江。这个连队人多，战斗力强，大家相信熊尚林连长能担负起这个光荣的任务。

　　一月四日，阴。从龙溪急行军赶到沙坝，又遇八架敌机疯狂扫射和轰炸，我们见惯了，不怕。红一团已进到袁家渡（大乌江），我团政治处开会研究，积极支援一团强渡，战斗就要打起来了。红军曾渡过赣江、湘江，乌江并不可怕。据三营抓的俘虏供认，守卫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心腹干将侯之担的亲信、老鸦片烟鬼林秀山旅，他的士兵号称“双枪兵”，听到枪响就打颤，老兵还带娃娃，这对我抢渡有利。但准备了两夜，却找不到渡船，因为所有的船都被敌人抢走了。如果架桥，水流湍急，对岸又有敌军严密守备，天上又有敌机不断扫轰，肯定不行。我团遵照师部指示，组织人员到一团渡江阵地看地形，昨夜派出三十六位英雄水手试渡，其中有六名水手是我们三团派去的。经过激战，只过去十三人，架桥仍没有希望。军团首长命令炮兵营赵章成营长前来协助强渡，部队扎了许多竹排（竹筏），准备用竹排渡江。午后三时开始战斗，全师集中火力扫射敌人，人人高喊冲呀！杀呀！经三小时激战，第一个竹排的勇士上了岸。接着，第二、第三个竹排上的勇士也相继上了岸，协同昨夜游渡过去的十多名勇士，用刺刀、手榴弹反击敌人。炮兵营用迫击炮、小平射炮准确地命中目标，将敌人盘踞的破庙据点摧毁，敌人死的死，逃的逃，我前锋部队占领登陆场。杨团长等迅速布置工兵连拚命架桥，到半夜时节，我三团就通过浮桥，随着大军向遵义猛追逃敌。一月五日，阴。晨，追敌到凉水井宿营，行程七十五里。败敌向遵义逃命，沿途丢盔弃甲，蒋介石想在余庆、茅坪等地消灭红军的阴谋又破产了。一月十一日，阴。听前方消息，红二师已于一月六日占领遵义。中央首长已进了遵义城……

　　今天，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穿过隧道，越过乌江，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可当年的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经过一场场战斗，也是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不回头，才渡过乌江，到达遵义的。

　　（二）在遵义

　　中午12时，我们在困牛山服务区小憩。

　　困牛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境内，因三面环河、绝壁陡峭的独特地形得名。该山地是1934年红六军团五十二团阻击敌军的重要战场，百余红军为保护百姓集体跳崖牺牲。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五十二团在此实施阻击战，由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领断后，面对国民党湘军及民团围剿，敌军强迫百姓作为人盾推进。红军为避免误伤群众放弃射击，最终百余战士砸毁枪支后集体跳崖，团长田海清牺牲，师长龙云突围后受伤被俘并就义；跳崖者中极少数幸存，仅7人因灌木缓冲活了下来，如陈世荣等被当地百姓救助。此战为红六军团主力突围赢得时间，被列为长征重要战役之一。2008年，建立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抵达遵义，已是午后2时，汽车停在遵义纪念公园大门处，边上有块巨石，上书“遵义碑林”字样。这里距离遵义会议会址不远，我们在“珍探餐厅”就餐，然后前往会址。

　　遵义城坐落在黔北高原的盆地中，比我想象中更为开阔。作为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既有现代都市的骨架，又保留着山城的起伏与错落。街道沿着山势延展，高楼与老城交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稳的气息——是那种经历过大事后的内敛与从容。毕竟，这是一座改变过中国命运的城市。

　　百度百科显示，遵义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贞观十六年（642年）改罗蒙为遵义县，这是“遵义”一名的开始。而真正的建城，则始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土司杨轸迁治所到穆家川（今遵义老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朝廷在乌江以北设播州，后来在贞观十六年将罗蒙县改为遵义县，“遵义”这个名字就此出现，距今已有近1400年。　至于为什么叫“遵义”，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出自《尚书》：取《尚书？洪范》中“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之意，意为遵循先王正义来治理百姓。这也是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另一种说法与汉代谢暹有关，西汉末年公孙述割据西南时，牂牁郡功曹谢暹保郡归顺东汉光武帝刘秀，被赐封为“义郎”。有学者认为，遵义之名可能由此衍生而来。关于建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播州杨氏第十二代土司杨轸觉得旧治所白锦堡地方狭小，就把治所迁到了山水更佳的穆家川（今遵义老城一带），在这里建官衙、修防御，这就是遵义老城建城的开始。经过一百多年发展，老城逐渐形成街市。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播之役后改土归流，在此设遵义军民府，府县同治，正式称为“遵义城”。

　　遵义城城郭格局的形成，有老城新城之说。一是老城。明代在穆家川设治后修筑城墙，形成“西南踞山巅，东北临江”的格局，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后来知府又开了小东门。二是新城。清咸丰八年（1858年），经官方倡议、民间集资，在湘江对岸修筑新城，形成了中国罕见的两座独立城池隔河相望的格局。民国时期，1929年川黔公路穿过新城，城市中心从老城逐渐转移到丁字口一带，那里成了新的商业繁华之地。让遵义名扬中外的，是1935年1月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1982年，遵义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天是星期一，遵义会议会址和旁边的纪念馆均闭馆，我们只能在会址前驻足。望着这栋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灰砖青瓦、带回廊和拱形门窗，门窗镶彩色玻璃，是民国时期典型的“洋房子”风格，在当时遵义城里算很气派的建筑。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由主楼和跨院组成，整体既有黔北民居的味道，又融入了西式建筑元素。现在看来，这栋小楼在闹市中显得格外朴素。门前拍照的人排成队，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张合影，还有个人纪念照。在按下手机快门的瞬间，我忽然觉得有些恍惚——九十一年前，二十个人挤在这栋楼的二楼那间仅27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围着一张长条桌，决定了红军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我看到图片中的那间会议室里，斑驳的木桌、藤椅、马灯和挂钟，会有种穿越回1935年那个寒夜的感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的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长篇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纲领和意见。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随后，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在此之前，红军从八万人打到三万人，湘江一战更是血流成河；在此之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红军终于走出了绝境。遵义会议不是胜利的终点，而是转败为胜的起点。它像一个楔子，钉进了历史的裂缝，让一条几乎断裂的河流重新找到了方向。

　　人群散去，我经过一段老街，走向穿城而过的那条河。这条河现在也叫湘江。但当地老人知道，它过去叫穆家川。一条河的名字可以被更改，就像一座城市的命运可以被扭转。河水不深，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光，两岸是整齐的步道和垂柳，有人散步，有人垂钓，生活平静得像任何一个内陆城市的下午。可我知道，在1935年，这条河见证过怎样的焦灼与等待——会议召开的那些夜晚，是否有人在此徘徊？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是否也曾听过同样的流水声？

　　我站在河边的栏杆旁，思绪万千。

　　从黎平到遵义，从黔东南到黔北，从乌江的激流到湘江的缓波，五个小时的车程，却仿佛穿越了近一个世纪。黎平会议确定了转兵贵州的方向，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两次会议，一前一后，像两座灯塔，照亮了长征中最黑暗的河段。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瞬间，而是无数抉择的链条。我们今日所行的高速路，正是沿着先辈的足迹铺就；我们今日所见的平静山河，正是由当年的惊涛骇浪沉淀而来。

　　穆家川成了湘江，遵义从边陲小城变成了红色圣地。名字会变，街景会变，但有些东西留在空气中，渗入石缝与流水，成为一座城市的底色。星期一闭馆，我们没能走进那间改变历史的会议室，但站在会址前，站在湘江边，我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那段历史——因为它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化作了河水流淌，化作了城市的呼吸，等待着每一个路过的人，驻足，回想，然后继续上路。

　　太阳的光照正缓缓落下，湘江的水，向东流去，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