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红军帽

　　那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奶奶把这种款式的帽子叫“红军帽”。自然，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无权给软粗布、土灰色、小八角、绣着红五角星的有檐帽称呼别的名字。

　　也许是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也许是红军救过奶奶的命，也许是我们家有谁当了红军，总之，我们家曾经有一顶红军帽。

　　在奶奶去世以后，无论是谁是，再也没有见过那顶红军帽的影子。

　　好像是在奶奶出殡的那天清早，连同她曾经用过的衣服、被褥、汗巾和裹脚布，通通扔进了谷草燃起的火堆里，化作浓烟，跟随奶奶的灵魂去的那个永远安静冰凉况且没有战争的世界。

　　听妈妈讲，奶奶过门时的陪嫁物，是一张榫卯结构的、老榆木、双抽屉桌子，桌面长二尺一寸三分、宽一尺四分、桌腿高三尺七寸六分，淡黄色，几分典雅高贵，几分朴素无华。奶奶让妈妈珍藏这张桌子，等我们这一辈成家了，再传给儿媳妇。

　　岁月磨去了桌子的棱角，尘埃封不住天然的榆木纹路，清晰美观，下雨天，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榆钱香。

　　可惜，桌子一直就在地下室，默默地承载着力所能及的重量，抽屉包容着错误和失误。为此，我的两个孩子都不知道家里还有这样一张特殊的桌子。

　　时光不仅会给人治疗伤病，还会慢慢地夺去他人的爱。曾经的爱不释手，终究成眼前的多余淡漠，并被无情地打包，送往闲置驿站。当然，还有这张双门榆木抽屉桌子。

　　天气格外晴朗，我被累出一身汗，细心的老板发现，桌子的一个抽屉就是不能够合缝，便当着我的面取出抽屉，竟在抽屉的内壁（正后方）紧紧的贴着一件东西，伸手撕下来，才是一顶红军帽，因为年成久远，布料腐化，被撕破了一道口子。

　　桌子从那天中午开始，便走进我的书房，擦得铮亮，默默地观察着我的写作。

　　爱人在缝补红军帽破了的口子时，发现里面写着字，便好奇地顺着针脚，一针一针地拆开，竟是六个人的名字。很奇怪，都是两个字，有一种绰号的感觉，“杨角”“骆峰”“马号”“牛铃”“朱油”，爷爷姓王，可能就是从右往左数的第一位，“王牌”。

　　从姓名的字迹里可以看出是多么严谨认真，非常有法度，《麻姑仙坛记》的字体，笔法老道苍劲；从名字的音韵里渗出无限的亲密随和；从帽子本身，明显地意识到，这几位人的身份，足可以时时顶在头上。

　　爱人剪断了缝制的线，留下撕破的那道口子，还请我替她写下了几句话：“不是什么豪言，信息的准确度，全被奶奶带进了坟墓。桌子也许是一件掩护的道具，才让红军帽完好存留。至于是谁的红军帽，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曲折，而帽子里的六位都穿着隐蔽的外衣，分不清是一个班的战士，还是用生命守住阵地的英雄。文字代表他们出征前的凝练壮语，还是表示他们凯旋后的短暂握别。我难以断定，也难以复原。”

　　一种敬仰，给我们全家以自豪，一种缅怀，给我们全家以博爱。

　　第二年清明节，女儿和儿子要求把红军帽捐给了当地革命历史博物馆，好让更多的人，用心去读红军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