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文明司，在湖南省汝城县西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现在叫文明瑶族乡，当地人还是习惯叫文明圩、文明街。我头一回来是个闲天，街上冷清，没几个摊子。后来跟当地人聊天，听说这里赶场是按农历逢五逢十来的，赶场天是另一番光景。我特意等到下一个逢五的日子，又跑了一趟，街两边摆满了摊子，卖菜的卖肉的卖草鞋的，人挤人。

　　我就是在这种热闹里找着朱师傅的。他在街角卖橘子，听说我打听红军的事，放下秤杆说：“红军那时候，也在街上摆摊子换钱。”

　　他说的换钱，是苏维埃纸币换银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红军先头部队进了文明司，随后军委纵队和各路主力陆续赶到，在这一带停了七天。总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这些领导机关，分别驻扎在秀水、韩田、沙洲这些村子里。队伍在文明街、沙洲村、厚坊等地设了兑换处，老百姓手里有苏钞的，都可以来换。

　　苏维埃纸币票面是浅紫色的，上面印着红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那年头的纸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可就是这轻飘飘的纸，红军走到哪儿都要把它兑成真金白银，一块钱换一块钱，不扣不折。

　　朱师傅说，文市村有个后生叫罗和芳，那年十六岁。红军来的时候，他和妻子黄招娥挑着家里的粮食、蔬菜送给红军。红军付了苏币。后来兑换处开了，他可以去换银元。他没去。

　　罗和芳的叔叔罗日升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在汝城西乡组织农会闹革命，被土匪胡凤璋残害了。罗和芳想参军报仇，找到卫戍司令员李维汉，一再要求。李维汉了解到他是家中独苗，最终没答应，要他留在家照顾双亲。李维汉对他说：“你的仇就是大家的仇，我们一定替你报！留在家中同样可以为革命出力。”

　　后来毛泽民挨家挨户跟村民说：“老乡们，真是太谢谢你们啦！红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实现承诺，给你们兑换银元的。”罗和芳听了，还是没换。他把六十二张五角和一元面值的红军钱用油纸包好，压在箱底。

　　“他为啥不换？”我问。

　　朱师傅想了想：“红军比他更缺钱呗。他叔叔的仇还没报，他怎么好意思去换银元。”

　　那六十二张红军钱，罗和芳留了一辈子。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全部无偿捐给了汝城县文物管理部门。

　　我蹲在摊子旁边，摸着地上被踩得光溜溜的青石板。九十年前那个后生攥着纸币的时候，心里头想的可能很简单——红军有难处，我不能再给他们添难处。那纸币轻飘飘的，可攥在手里，分量不轻。

　　红军走了七天，第八天早上走的。朱师傅说，队伍走得很安静，街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摊贩赶场的喇叭在响，卖冰糖葫芦的推着车走过去，一个小孩追着车跑。这街上的人和当年一样，赶场、卖东西、数钱、笑。可这条街上曾经有过一个不一样的赶场日——那些穿灰布军衣的人，把银元堆在摊子上，一块钱换一块钱，不扣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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