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一道被钩开的堤坝

　　一场汛夜里的钩坝泄洪，让黑龙江省五常市一名会开钩机的村民，几个月后身陷决水罪的指控。承办检察官翻开卷宗，层层抽丝剥茧，最终还原出“毁田”背后的另一番真相。

　　2024年8月1日深夜，长安村，暴雨连下数日，洪水漫过田埂，涌进部分村民的院子，正朝西北侧六千余亩稻田和几处鸡舍步步紧逼。

　　防汛现场，电话铃声在支建国的口袋里骤然响起。电话那头，同村的李国强喘着粗气：水涨得太快了，快把堤坝钩开一道口子放水。

　　支建国是村里少有的会开钩机的人。他披上雨衣，开着村里的钩机摸黑来到村南水闸附近。在堤坝最低处，他连钩了五六下，一道几米宽的口子被撕开，蓄在坝南侧的洪水倾泻而下，沿着地势向更低的北侧稻田奔去。

　　那一夜，北侧几户人家的稻田，水更深了。

　　几天后，常春和赵正飞先后报案。他们种在堤坝北侧的稻田被淹，六十余晌水稻绝产。常春那59晌地，往年能值一百多万元；赵正飞的约15晌地，损失也有三十来万。侦查机关以决水罪对支建国立案，并在数月后提请批准逮捕。

　　一纸提请批准逮捕书，很快摆上了承办检察官史洪岩的案头。

　　卷宗不薄。报案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资产评估报告，一样不少。乍看之下，证据链条似乎完整：有人动了堤坝，有稻田因此绝产，有巨额损失摆在面前。

　　史洪岩合上卷宗，没有急着下结论。她在本子上记下几个问题：堤坝是怎么钩开的？钩开之前，那些稻田是什么状态？

　　带着这些问题，她把证据一样样摆开，疑点一个个浮了出来。

　　先是水位。多名证人的说法出奇一致——在支建国钩开堤坝之前，坝北侧的稻田已经被淹了，水深一度达到三米左右。常春和赵正飞自己也承认，地里早就进了水。

　　再是时节。书证显示，案发时水稻正处抽穗扬花期，这是水稻最怕水的阶段。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证明写得清楚，当时水稻已被洪水淹没，后期钩坝排水，对水稻已经没有任何影响。秋收时，同一地块无论钩不钩坝，都逃不过绝产的结局。

　　最后是动机。支建国的供述、防汛人员的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相互印证：他钩开堤坝，不是为了毁谁的田，而是要把洪水引走，保住西北侧六千余亩尚未受灾的稻田，保住村里两处养鸡场的近两万只蛋鸡，保住几百户村民的房前屋后。

　　第一次审查，史洪岩给出了存疑不捕的意见，同时列出一份详尽的补充侦查提纲，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这道堤坝，究竟是被当作凶器，还是被当成了救命的口子。

　　补强证据陆续到位，真相一点点清晰起来。

　　要认定决水罪，必须证明钩坝行为与绝产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可证据摆在那里——稻田在钩坝之前已被淹没，抽穗扬花的水稻注定绝产，钩坝只是让水更深了一层，并不是绝产的因。因果断裂，犯罪的根基便松动了。

　　更深一层，是主观故意。没有证据显示支建国对水淹稻田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他的全部行为，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念头：把水引走，救人救田。

　　而真正让天平彻底倾斜的，是那份2017年的防汛应急预案。长安村当年遭遇洪水，正是在同样的位置、用同样的办法钩坝泄洪，成功保住了村庄。这一做法，后来被写进了应急预案。五常市水务局的情况说明也印证，被淹的土地本就属于行洪区。

　　一个原本看似清晰的决水案，在检察官手里被一寸寸还原成了另一番模样。那不是一起毁田的犯罪，而是一次汛夜里的自救；不是一个人逞一时之快，而是几代村民用血汗换来的防汛经验在重演。

　　有人会问，报案人的损失谁来填？常春、赵正飞的绝产之痛，检察官不是没有看见。也正因看见了，才更要分清。那是天灾，还是人祸；那是应当追责的犯罪，还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法律的分量，不在于多抓了一个人，而在于每一次判断都站得住、说得清。2026年2月，检察机关认定支建国主观上没有决水故意，其行为与绝产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系紧急避险，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洪水早已退去。那道被钩开的堤坝，最终没有被垒成一个冤案。来年的稻花，还会照常抽穗扬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