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骨于犬———范雎散金离合纵

　　投骨于犬——范雎散金离合纵

　　（应侯散金斗士）

　　原文阅读：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使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千金随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

　　短文大意：天下的策士都聚集在赵国讨论合纵盟约，目的是联合六国抗拒强秦。这时秦相应侯范睢对秦王说：“大王不必忧心，臣可以使他们的合纵之盟约土崩瓦解。因为秦对于天下的策士，平日丝毫没有怨仇，他们所以要聚会谋划攻打秦国，是因为自己想借此升官发财而已。请大王看看大王的狗，现在睡的睡着，站的好好站着，走着的好好走着，停着的都好好停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争斗。可是只要在它们之间丢下一块骨头，所有的狗都会立刻跑过来，呲牙咧嘴露出一副凶相。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所有的狗都起了争夺的意念。”于是范睢就派秦臣唐睢用车载着美女乐队，并且给他5000金，让他在赵国的武安大摆宴席，并且对外宣称：“邯郸人谁愿意来拿黄金呢？”结果首谋攻秦的人没有拿赠金，而那些已得到黄金的人，跟秦国像兄弟一样亲密了。应侯又告诉唐睢说：“您此番为秦国在外交方面建功，可以不必管黄金究竟给了哪些人，只要你把黄金都送给人就算功德圆满，现在再派人拿5000金给您。”于是唐睢又用车拉着大量的黄金出发，再度前往武安去收买天下策士，结果三千金还没有用完，参加合纵之约的天下谋士就互相争夺起来。

    如是我读：这篇短文出自《战国策·秦策》。秦国在崛起与统一的道路上，自家子弟当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同时也极得益于外来人才的献计献策，这可能与秦国没有受太多儒家思维束缚有关。譬如商鞅与孝公之间的彻夜长谈，关于霸道与王道的选取，孝公选择霸道。到今天，对于商鞅描绘的王道，人们没有明确清晰的概念。但是商鞅的霸道是真切地摆到了人们面前，那是一盘非常诱人的珍馐美馔。短文中的范雎，就是这类外来的典型人物之一。

　　范雎辅政秦国，秉承两大核心：一是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二是对内施行“强公室，杜私门”的做法。范雎是魏国人，陪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道出使齐国。或许齐襄王真的赏识范雎的辩才，也有可能有意使计离间，须贾猜测范雎利用与齐襄王交往机会，出卖魏国的核心机密，残酷迫害范雎。所幸暗地买通看守，化名张禄，随秦使逃到了秦国。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引来睚眦必报，范雎采取极端手段，对曾经的羞辱与摧残进行了无情报复，也为自己招致很多非议。司马光在《通鉴》里评价他“真倾危之士哉”。

　　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阳谋。“近攻”是战术，不用“劳师袭远”，可以直接拿枪顶在对手的胸膛；“远交”是战略，彻底断绝近处的对手获得他人援助，就是为了灭火割出了一条隔离带。两者结合运用，完美收官。六国之士有人看得懂范雎“远交近攻”所包藏的祸心，譬如魏信陵君等。问题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拒绝秦国丰厚的口头承诺，尤其是齐楚两国。齐国总觉得秦国远着呢！再加上中间的赵魏韩的屏障作用，战略空间足够，所以不愿伸手相助。再加上秦国不断用黄金和通过“近攻”获取的别人土地，对齐谋士和君主进行贿赂，眼睁睁看着别人被削弱，丝毫没有觉得危险日益逼近。等到发现秦强大军团的凌厉刀锋抵近时，为时已晚。历史是有记忆的，春秋时期就发出了预警：“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这篇短文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了“散金斗士”的背景，即“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这句话暗含一件比较大的历史事实：公元前287年，赵国李兑发起，苏秦呼应，成功合纵赵魏齐楚韩五国。“武安”靠近邯郸，所以唐雎在这里高调“高会，相于饮”。可以说是摆下擂台。范雎用身边事设喻，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共鸣。尽管举例粗俗，但不得不佩服范雎的通透，也看出范雎从骨子里对六国之士的鄙视。本来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范雎处理起来举重若轻，这与他对人性的判断准确有很大关系。他认定人是有弱点的，尤其是在利益面前，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动声色。范雎的做法简单直接：“于是使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说白了，也就是公关“三件套”，即请客、送礼、美人计。自古以来，这方面没有什么创新。这里的“载音乐”或许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战国策》在叙事时，必要处采取高明的曲笔艺术风格。我们常常自夸的淡泊名利，就像我自己说自己那样崇尚淡泊，也是因为无可奈何。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淡泊还能何为？其实骨子里是不想淡泊的，也盼望着日进斗金，也希望浪得虚名。这几句，算是自己对自己这方面弱点的忏悔吧！

　　苏氏父子三人都写有《六国论》。这里我引用苏老泉的《六国论》里面几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这里说得很明白，难得六国君臣看不清利害关系吗？当然看得明白。俗话说，“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尽管“散金斗士”是范雎的“张良计”，“合纵”本来是六国的“过墙梯”，高下立判不至于很快发生。由于人性的弱点和习惯隔岸观火的阴暗心理作祟，“过墙梯”败给了“张良计”。范雎终于扫清了“合纵”障碍，随后于公元前270年真正祭出“远交近攻”的终极手段，得以在战国末期统一的战场上纵横捭阖，势如破竹。

　　这篇短文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唐雎”的身份。短文里的秦王是秦昭襄王，而出自《战国策·魏策》里的《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是秦王嬴政时。秦昭襄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相距太远。要么是同名同姓之人，要么就是记载的张冠李戴。再说，唐雎压根就没有任职过秦国，只是作为使者在秦国活动过，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倾向于“此唐雎非彼唐雎”。也有版本说，《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是杜撰出来的，虚构了一个为国而不屈的勇敢故事。故事很励志，真实性有待商榷。

　　关于秦国与法家、儒家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一大批法家人物是儒家代表人物的学生，譬如变法第一人的李悝，就是子夏的学生；吴起拜师曾参；还有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李斯添列荀况绛帷。秦国只是部分，或者说极少部分，吸取并运用儒家的合理成份。新近出土文献显示，秦律中“不孝”为重罪，而“孝道”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提出“忠信敬上”“恭敬多让”等五善标准，这些也源自儒家伦理。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秦国在制度实践中大量吸收了儒家伦理，但在意识形态层面排斥儒学的独立传播。换言之，秦国“用其术而弃其道”——把儒家的孝道、忠信拿来为法家制度服务，但不允许儒家作为独立学派挑战法家正统。儒家人物在秦国，一直受到上层的排挤与打压，上述的法家人物虽曾经受教儒家，只是他们早期经历。后来始皇帝“焚书坑儒”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应该是秦国骨子里透出来那份对儒家学说的轻蔑。这样的看法是我后来读史的过程中产生并形成的，“焚书坑儒”侧面反映了秦国与儒家矛盾的不可调和。范雎当然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法家人物，同时具有纵横家的特质。

　　清人王符曾点评：打破此关，方见真人品，真力量。彼相与斗者，本非佳士耳。虽然世风至今日而愈不可问矣。无论其他，秀才观风，季考抢馒头，便有斗意，不可不戒。

　　（呵呵秀才观风，季考抢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