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三地：青岛、烟台、威海红色乡土书写

       胶东半岛像一只伸向黄海与渤海的坚实臂膀，背倚大陆腹地，面朝万顷沧波。昆嵛山横亘半岛腹地，用连绵的沟壑与茂密的山林藏起了革命的火种；千里海岸线蜿蜒曲折，浪涛拍打着礁石，也拍打着世代渔家的命运。这里是齐鲁大地最早迎来革命曙光的区域之一：1935年“一一·四”暴动在昆嵛山麓打响，1937年天福山起义拉开胶东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抗日根据地在山海之间连片建立，成为山东红色版图上最坚实也最活跃的一块。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片浸透了血泪与信仰的土地，催生出阵容齐整的红色乡土写作队伍。从昆嵛山深处走出来的冯德英，以“三花”系列为苦难胶东立传，让胶东革命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开埠城市青岛的作家们，把笔触伸向渔村、工厂与城市底层，记录下海滨之城的新生与阵痛；烟台、威海的大批基层写作者，扎根乡土与海防前线，用质朴的文字保存着散落在民间的革命记忆。

　　山海相拥的地理，塑造了胶东红色书写独有的气质：既有山地的坚韧厚重，又有海洋的开阔野性；既有传统乡土的伦理底色，又有沿海地区的开放气息。这股从山海间生长出来的文学力量，成为第一代鲁军里极具辨识度的一支，也为山东红色文脉注入了咸涩又滚烫的海洋气息。

       一、冯德英与昆嵛山叙事：苦难胶东的文学永恒母题

　　在胶东的版图上，昆嵛山是一座特殊的山。它横跨牟平、文登、乳山三地，山势险峻，林深谷幽，被称为“胶东的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幸存的游击队员钻进昆嵛山，建立了山东最早的红军游击队，在白色恐怖里守住了革命的火种；抗战爆发后，天福山起义的队伍从这里走出，开辟了胶东抗日根据地。这座山，见证了胶东人民最苦难的岁月，也承载了最不屈的信仰。

　　而让昆嵛山从地理坐标变成文学符号的，是从山脚下走出来的作家冯德英。

　　乳山冯家镇的小山村，就在昆嵛山南麓。1935年，冯德英出生在这里的时候，暴动的硝烟刚刚散去，山村的空气里还带着紧张的气息。他的父母都是忠厚的农民，却早早接受了革命思想，大姐、大哥先后参加革命，家里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童年的冯德英，常常趴在门缝里看母亲和村干部们在油灯下开会，看姐姐们熬夜做军鞋、缝干粮袋。他见过扫荡过后村里的残垣断壁，见过被日军杀害的乡亲的遗体，也见过八路军进村时乡亲们眼里的光。这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后来都成了他笔下最鲜活的素材。

　　1949年参军后，冯德英开始试着把童年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他不想写凭空想象的英雄故事，只想写自己亲眼见过的那些普通人：像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像姐姐一样的青年干部，像乡亲们一样的普通农民。他们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有恐惧，有顾虑，有家长里短的牵挂，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最终都选择了挺身而出。

　　1958年，长篇小说《苦菜花》正式出版，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红色革命故事还可以这样写：没有脸谱化的英雄，没有空洞的口号，只有一个普通的胶东母亲，带着一群孩子，在战火里艰难求生，又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母亲冯大娘，善良、坚韧、识大体，她起初只想护住自己的家，可当敌人把刀架在脖子上，当儿女们一个个投身革命，她也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支持者。她用瘦弱的肩膀撑起家，也撑起了村里的抗日工作，承受着失去儿女的痛苦，却始终没有低头。

　　这个形象，正是千百万胶东母亲的缩影。胶东女性的坚韧、刚烈、深明大义，在冯大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里遍布着地道的胶东乡土细节：漫山遍野的苦菜花，石头垒砌的院墙，农家里的土炕与纺车，带着海蛎子味的方言，婚丧嫁娶的民俗。字里行间，全是昆嵛山的气息，全是胶东大地的温度。

　　随后十余年里，冯德英又陆续完成《迎春花》与《山菊花》，构成了气势恢宏的“三花”系列。三部作品时间线前后衔接：《山菊花》上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爆发前，写胶东人民在黑暗中摸索、觉醒、奋起的过程；《苦菜花》聚焦八年抗战，写根据地军民的浴血抗争；《迎春花》则延续到解放战争与建国初期，写翻身农民在新形势下的矛盾与成长。三部曲连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胶东人民革命斗争史诗，从苦难到觉醒，从抗争到胜利，写尽了这片土地的血泪与荣光。

　　冯德英的写作，始终贴着昆嵛山走，贴着胶东人民走。他笔下的革命，不是发生在抽象的时空里，就发生在熟悉的山村里、田埂上、海边上；革命者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英雄，就是隔壁的大娘、同村的青年、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这种极强的在地性，让“苦难胶东”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历史概念，而是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文学图景。

　　在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版图上，“三花”系列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既写出了革命的宏大与壮烈，也写出了人性的细腻与温热；既高扬了信仰的力量，也不回避战争的残酷与牺牲的沉重。它和同时期很多红色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始终把“人”放在中心，把普通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洪流交织在一起。而这份特质，正源自胶东大地的滋养：这里的人民，从来都是革命最坚实的根基；这里的故事，从来都由普通人共同写就。

　　冯德英后来长期定居青岛，却始终没有离开胶东这片土地。他一次次回到昆嵛山，回到乳山老家，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他的写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题材不断拓展，可精神原乡始终在昆嵛山麓。他用一支笔，为苦难胶东立起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也为后世所有胶东作家埋下了扎根故土、书写人民的精神种子。

　　从此，昆嵛山不再只是一座地理山脉，更成为承载红色记忆的文学母题。后来的胶东作家，无论写什么题材，走多远的路，只要回望故土，总能看到这座山的身影，总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苦难与坚韧。

       二、青岛早期作家群：渔村、工厂、城市底层纪实

　　和胶东腹地的山村不同，青岛是一座带着海洋气息与近代烙印的城市。作为山东最早开埠的口岸，这里有红瓦绿树的洋楼，有繁忙的港口码头，有成片的工厂纱厂，也有海边破败的渔村、拥挤的工人大院、挣扎在底层的城市贫民。新中国成立前，青岛就有着深厚的左翼文学传统，进步作家以笔为武器，写工人运动，写渔村苦难，写殖民统治下的城市伤痕。新中国成立后，青岛的作家队伍逐渐成型，他们的书写和内陆乡土作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形成了“渔村+工厂+城市”三重维度的红色叙事，极大丰富了山东红色文学的题材边界。

　　青岛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姜树茂。这位出生于莱西农家的作家，长期生活工作在青岛，既熟悉农村生活，也了解渔村与城市。他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文艺战线，常年深入崂山渔村、青岛纺织厂体验生活，积累了丰厚的素材。1962年，长篇小说《渔岛怒潮》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海洋题材红色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黄海渔岛为背景，讲述了岛上渔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渔霸、国民党还乡团展开殊死斗争，最终迎来解放的故事。姜树茂太熟悉渔家的生活了：出海的风险，渔霸的盘剥，海浪里的生计，码头上的纷争，全都写得真实可感。他写老渔民王四江的老练与倔强，写青年渔民的热血与冲动，写渔妇们的坚韧与智慧，每一个人物都带着海水的咸涩与烟火的温度。小说里既有海上追击的紧张场面，也有渔村日常的烟火气息，潮起潮落、帆影点点、渔歌阵阵，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海滨图景。

　　《渔岛怒潮》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反响热烈。很多内地读者第一次通过这部作品，了解了胶东渔民的生存状态与革命历程，也第一次见识了山东红色文学里的海洋面相。在此之前，山东的红色叙事多聚焦内陆乡村与山地战场，姜树茂则把笔触伸向了辽阔的黄海，让人们看到：革命的浪潮不仅席卷了田埂与山岗，也拍打着每一处渔港与海岛。

　　渔村之外，工业书写是青岛作家群另一块重要的阵地。青岛是山东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纺织、机械、港口、造船等产业发达，工人阶级队伍庞大。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翻身做主人，工业建设热潮兴起，一大批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工厂与车间。

　　青岛名单里的李伯屏，就是早期工业题材创作的代表之一。他长期深入纺织厂、机械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写下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与工业建设的短篇小说。他写建国初期工人恢复生产的热情，写老师傅对青年工人的传帮带，写工人家属们的支持与奉献，文字朴实，充满时代气息。还有一批来自工人阶层的业余作者，本身就是纺织工、码头工、钳工，他们拿起笔写自己的生活，写车间里的竞赛，写技术革新的喜悦，写新社会里工人地位的变化。这些作品也许艺术上不够成熟，却带着最鲜活的车间气息，是山东工业文学最早的铺路石。

　　除了渔村与工厂，城市底层与市井生活也是青岛作家关注的重要领域。作为一座移民城市，青岛聚集了大量小商贩、搬运工、艺人、城市贫民，他们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在新社会迎来新生。很多作家聚焦这个群体，写街道里的扫盲班，写旧艺人的改造，写城市贫民的生活改善，从市井的微观视角，呈现新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这些书写，让青岛的红色叙事不再只有宏大的革命斗争，也有了细腻的城市烟火气。

　　整体来看，青岛早期作家群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质。因为开埠城市的开放属性，他们的视野相对开阔，题材更加多元，既承接了全国红色叙事的主流方向，又融入了海滨城市的独特气质。他们的作品里，既有革命叙事的共性，也有青岛的个性：崂山的风光，栈桥的浪涛，里院的烟火，码头的喧嚣，都让山东红色文学的面貌更加丰满。

　　更重要的是，青岛形成了完备的基层创作生态。市文联、文化馆定期组织创作培训，工厂、渔村、学校都有自己的业余创作组，大批工人、渔民、教师、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张崇纲的乡土诗歌、陈传瑜的海岛小说、周恩惠的纪实故事，还有数不清的基层作者，共同构成了金字塔式的作家梯队。这种深厚的群众创作基础，为八十年代青岛文学的爆发积蓄了充足力量。　

       三、烟台、威海基层写作者：海防、乡村革命题材深耕

　　如果说青岛是胶东文学面向海洋的窗口，烟台与威海就是胶东红色文脉最深厚的根脉所在。这里是天福山起义的策源地，是昆嵛山根据地的核心区，是马石山惨案发生地，也是胶东抗战最残酷、斗争最激烈的区域。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烈士，每个家庭都有一段和革命相关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土生土长的基层写作者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他们中有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有乡村教师，有基层干部，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与渔民。他们不是专业作家，没有优厚的创作条件，却凭着对故土的热爱、对先烈的敬意，拿起笔书写自己亲历或耳闻的革命故事，记录家乡的变迁。他们的写作，构成了胶东红色书写最扎实也最质朴的土壤。

　　乡村革命记忆，是烟威基层作者最核心的书写主题。很多人本身就是革命的亲历者：抗战时期当过儿童团团长，解放战争中支过前，土改时当过村干部。他们写本村的党支部如何建立，写地下党员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写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的觉醒，写支前民工推着小车奔赴淮海战场的故事。

　　威海的刘守镇、丛培伦等一批早期作家，长期深耕本土革命题材。他们走遍昆嵛山周边的村落，采访老党员、老民兵、老红嫂，把散落在民间的革命故事一点点收集起来，整理成篇。他们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结构都略显平实，却有着极强的史料价值与情感力量。很多故事，比如某个村庄的掩护伤员经历、某位普通党员的牺牲细节，在官方史料里只有寥寥数笔，在他们的笔下却有完整的来龙去脉、鲜活的人物细节。这些文字，保存了革命记忆最民间、最鲜活的那一部分。

　　烟台的基层作者同样阵容庞大。林红宾、单丕艮等人长期扎根乡村，一边务农一边写作，他们的小说、散文、故事，大多取材于本地的革命斗争与乡村变迁。他们写胶东农民的性格：倔强、仗义、认死理，认准了革命的道理就绝不回头；他们写乡村里的人情伦理：家族的矛盾，邻里的帮扶，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传统乡土道德与新的革命理念如何碰撞、融合。这些书写，深刻揭示了革命为什么能在胶东大地扎根——它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和这片土地的文化、人民的性格深度契合的。

　　海防题材，则是烟威地区独有的文学风景。烟台、威海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处于海防前线。驻守部队、海岛民兵、军民联防，构成了沿海地区独特的生活图景。很多基层作者本身就是民兵或基层武装干部，他们把海防线上的故事写进作品里。

　　他们写守岛战士的艰苦生活：远离大陆，缺水少电，日复一日的站岗巡逻，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写海岛民兵的训练与执勤：普通渔民放下船桨拿起钢枪，一边生产一边守卫海疆；写军民鱼水情：老百姓给战士送菜送水，战士们帮村里修码头、建学校。这些作品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充满了沿海地区独有的生活质感。海浪、礁石、哨所、渔船，构成了和内陆乡村完全不同的文学意象，让胶东红色书写多了一抹蔚蓝的海防色彩。

　　这些基层写作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他们大多是业余创作，白天忙工作、忙生产，晚上就着煤油灯或白炽灯写作。没人催稿，也没多少稿酬，支撑他们写下去的，是朴素的信念：那些牺牲的人不能被忘记，那些经历过的岁月不能被淹没。他们的文字也许不够精致，技巧也许不够圆熟，却带着泥土和海水的温度，带着胶东人特有的实诚。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他们撑起了胶东文学的群众基础。在县文化馆、在公社文化站、在渔村的夜校里，他们一边自己写，一边带动更多人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作者。很多后来成名的胶东作家，最初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拿起笔的。他们是红色文脉的民间传承者，也是文学鲁军最基层的播种人。

　　回望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胶东大地，从昆嵛山的红色史诗，到青岛的渔火与车间，再到烟威乡村与海防线上的质朴书写，三地作家各有侧重，又彼此呼应，共同构筑了完整的胶东红色乡土文学版图。山海之间的苦难与抗争，渔村工厂的新生与变迁，普通民众的坚韧与信仰，都被一一写进文字里。

　　这第一代胶东写作者，用自己的笔证明：齐鲁文脉不只在孔孟故里，不只在泰山脚下，也在波涛拍打的海岸线上，在昆嵛山的沟壑里，在每一片浸透了血汗的土地上。他们埋下的种子，终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长出更加繁茂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