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扎西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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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西会议的历史背景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苏区红都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突破湘江、界首、两河口等战役，于 12 月 15 日占领贵州省黎平。经过数次艰苦战斗损失多达5万余人，到达黎平时仅剩3.5万余人。
12月18日，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生死紧要关头，中央决定在黎平召开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果断提出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中回忆：“毛泽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会上，否定博古、李德坚持的错误战略方针，撤销原定北上黔东、湘西的错误计划，改为毛泽东主张和坚持的向贵州方向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积极支持。史称“黎平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将士对博古、李德的军事瞎指挥产生强烈不满。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强渡乌江、直取遵义”的战略路线进军。猴场会议继黎平会议之后，再一次削弱博古、李德的话语权，为接下来的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四项决定，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据陈云同志手稿记载，其内容真实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清楚记载会议召开目的、参会人员及作出的相关决议。详细记载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之后不久，“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从手稿记录看到，遵义会议明确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鉴于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开了3天，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带北渡长江，准备在四川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情变化，加之土城战役失败，北渡长江已不现实，红军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甩掉围追之敌。中革军委最终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决策，转战云南威信扎西地区进行集结休整。
2月2日，红军对叙永城发起进攻，激战竞日未果。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转战川滇黔3省交界地区，向云南境内威信县及周边集结休整。根据毛泽东战略部署，军委纵队于4日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子。
1935年2月4日深夜至5日早晨，中央在云南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2月6日至8日，中央在威信大河滩庄子上召开政治局会议。2月9日，中央在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会议。
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真正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落实，会议精神得到贯彻执行，推动党和红军实现根本性战略转变，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扎西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2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由于洛甫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他的任职，实际上保证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博古向洛甫交权后，军委纵队继续向威信大河滩进发，并于6日在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后全党全军思想和行动得到完全统一，为取得长征胜利作出坚强的组织保障。
第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批判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肯定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多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战略战术。
2月8日，中央书记处下发由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大纲》，并电告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通知在全党和各苏区传达贯彻。《决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的传达贯彻，不仅统一全党全军思想，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还对分清楚大是大非问题，振奋革命精神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形式，恢复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遵义会议前，红军在博古的错误领导下，加之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已踏上远征之路。长征开始及初期，博古和李德实行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中央一度出现失去对各苏区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亦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扎西会议期间中央才恢复对各根据地和红军部队的领导，使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求中央苏区立即改变组织和斗争方式，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等的战略战术。根据2月9日的会议决定，中共中央2月11日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同志，要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并成立红二、红六军团新的领导集体，负责领导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第四，制定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扎西会议结后，红军按照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作出改变原定渡江计划，转向川滇黔边区发展的战略决策。挥师东进，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在川滇之敌形成合围之前，利用敌军之间的空隙实施穿插迂回作战，二渡赤水后，再次攻克天险娄山关，重占重镇遵义城，一举打破敌军计划部署，进而扭转秒利战局。
接着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的部队从云南火速驰援贵阳。红军则急转西进，直插云南，形成佯攻昆明之势，再次调动蒋蒋介石和龙云撤兵护卫昆明。红军则挥师北上渡过金沙江，成功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围歼红军的计划。所有这些胜利都是扎西会议后实现新战略转变的成果，“扎西会议”成为中央红军完成转折后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第五，研究部署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扎西会议结束后。红军扎西整编、实行精兵简政、甩掉包袱后轻装上阵，使战斗连队得到进一步充实，提高部队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增强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斗力。许多师、团长，师、团政委，营连长则逐级下到团、营任职，甚至到连队任连长、指导员和排长。各军团通过精简缩编，减少指挥层级和机关人员，增加作战人员数量，使红军在长征中更加适应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第六，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扎西会议决定组建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非常关心特委和纵队的组建，亲自挑选特委和纵队负责人，在特委和纵队成立大会上作重要讲话。纵队由中革军委抽调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等4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纵队与四川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后，纵队扩大到600余人，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各部队抽调留下来的红军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党中央指挥，自觉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在川滇黔边区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宣传发动和组织武装民众，采用游击战术，沉重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成功牵制住敌人部分兵力，完成掩护红军北上长征的光荣任务。在敌人重兵的反复“清剿”下，纵队干部战士付出巨大牺牲。留下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凭着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不惧流血牺牲，英勇顽强战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12年，用热血和生命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卷上，书写了极为悲壮的一页。
三、扎西会议的重大意义
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扎西会议”历史意义作出的最新、最高、最权威的重要论述。
扎西会议期间，关于常委分工问题，特别是在党的总负责人问题上，党内和军队大部分同志赞成由毛泽东担任，是众望所归。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宽阔胸襟，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精神，诚恳地向周恩来说：“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人总是要帮嘛，他在遵义会议前曾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批评，遵义会议上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周恩来听后为之折服，并说服与会同志，选举张闻天替代博古。首次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路线与组织问题，恢复并强化民主集中制，为践行党内民主制度起重要的带头作用，推动党走向成熟。
扎西会议的历史选择，为什么是毛泽东？这要从毛泽东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来看：一是毛泽东从建党初始后在党内就拥有崇高的威望；二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继而领导创建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受到苏区广大民众的爱戴和拥护；三是毛泽东领导苏区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和进攻，他的战争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得到红军指战员的肯定和拥护。
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是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是新的党中央在扎西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为长征最终取得胜利起到重要的转折作用。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党史、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红军在扎西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调动敌人，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明确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新的战略战术。经过扎西整编，红军按照这个方针，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扎西会议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为党在今后的革命和实践中，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提供实际可行的经验。
红军进驻扎西，时逢1935年农历春节，扎西会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使红军顺利走出乌蒙大山的寒冬，迎来新春的阳光，战略上也从被动变为主动。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红军在扎西集结休整11天时间里，全体指战员严守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每到一处积极张贴书写各种标语口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革命主张，用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浮财的实际行动，践行红军是真正关心老乾（gān）人的队伍，使穷苦人真正切身感受到红军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队伍。在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召下，仅威信一地就有3000余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较大规模的一次“扩红”。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歌谣《红军歌》唱到：“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歌词中清楚地反映了扎西“扩红”和建立川南游击纵队的史实。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扎西会议所蕴含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丰富的营养剂。扎西会议光辉精神是我们党光荣和优秀的革命传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在历次革命困难时期的正确选择，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次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纪念扎西会议90周年活动，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缅怀先烈。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永远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精神血脉，保持革命者的奋斗精神，踔厉前行，继续走好新时代下的新征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新的挑战，始终做到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砥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