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我的长征

　　自幼成长在军营，可以说是听着、看着长征故事长大——听着，来自曾血战沙场的伯伯们，还有收音机；看着，来自定期放映的电影、文工团演出，还有小人书、课本。

　　说来有些可笑，直到能够翻阅父亲的藏书并对照地图后，我才豁然发现“雩都”就是“于都”。此前，知道中央苏区首府在瑞金，知道红军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便以为于都河在瑞金，只因当年的课外读物很少，且多数回忆文章在沿用“雩都”，乃至如今仍在强调“雩都城”，很难与“于都”联系在一起，想必资讯如此发达的现在，许多人也会茫然一下。

　　仍是当年，我以为长征是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到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就结束了，诸多出版物也是如此叙事，甚至影响到我的思维惯性，至今在动笔前，仍会下意识地考虑选用“中央红军”还是“红一方面军”？同样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红二、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也分别进行长征的事实，最初则是通过故事发生地与地图对照，发现行军路线居然出现大幅跳跃，进而，意识到这3支红军并非仅是在迎接或追随中央红军。

　　细思起来，当年除了出版物较少，大众了解长征多是通过一个个独立的故事，且是以中央红军为主，比如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还有诸多历史因素，比如对红四方面军乃至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定论曾有异议，实际在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史研究才逐步突破有形无形的约束。

　　同时，诸多史料被不断挖掘出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原本保存在前苏联档案馆，1956年接收回国但未作登记，1982年经与撰写者陈云核实，才得以进一步确认包括参会代表在内的相关细节，不过仍有未解之谜。至于更具权威性的《遵义会议记录》，有说在长征四渡赤水时遭敌机轰炸，驮着文件箱的骡马受惊落桥被河水冲走；有说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该《记录》等一批文件被秘密掩埋，但地标、地貌历经洪水冲刷无法辨识，因此迄今未能找回。

　　毋庸置疑，诸多史料因种种原因“未能找回”，一旦重现天日，历史势必随之修订乃至改写。同时，对历史的主观认识也在修正，貌似盖棺定论的事件随之改写，比如2017年教育部发布公告，要求中小学教材一律将“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不过，两者之间并非具有排他性，在具体叙述时可以选择使用。

　　长征的出发时间也相仿，早期以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的1934年10月10日为准，后以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10月17日为主。不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①》一书中，第一篇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红七军团则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先东进闽西，后北上浙皖，与红10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实际起到吸引敌军掩护长征的作用。

　　该书收录的第二篇仍是给红七军团的训令，第三篇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红六军团则于8月7日从遂川出发，此后，在于都集结出发的红军主力正是沿着其行军路线西征，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不过在湘南召开“通道会议”后，红军主力转向遵义，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会址　本文作者摄

　　仅从“通道转兵”可见，原计划的长征并非最终呈现的长征，乃至最初并未使用　“长征”一词，而是“西进”“西征”“突围行动”等。

　　在四渡赤水期间的1935年2月22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多数文献采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之称），开篇有言：“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长征”的正式文件，不过参看前句的“转移作战地区”，此处的“长征”似应属于动词。在穿越大凉山期间的1935年5月，朱德总司令签署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内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文句，此处的“万里长征”已是后世熟知的名词了。

　　《告工农劳苦群众书》　来源网络

　　回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①》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发行，可谓最具权威性，其收录的第一篇是给红七军团的训令，所属章节名则是“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部署”；再看该丛书的《综述·大事记·表册》一书，第一章为“一、红六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的序幕”，显然认定红六军团从遂川出发是长征的开端，但并未忘记红七军团为长征做出的贡献，同时更未否定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史实，实际记述得更为详尽。进而言之，长征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定义，也并非从一个角度就可以详尽。

　　具体到红六军团，其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从中央苏区遂川县出发，但人们更为熟知的是编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始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鄂川黔根据地桑植县出发。其实这段话并不严谨，因为晚于1936年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以及红32军才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此前，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会师时，红二军团的番号是红3军，不过，大众读物乃至部分学术文章很少使用“红3军”，并且绝少提及红二方面军辖下的红32军，也就不会标注乃至不知红32军的前身是红九军团。

　　1997年，本文作者骑行走访红色旧址入住遂川。

　　红九军团奉命随中央红军长征，但并未赴赣南于都县集结，而是从闽西长汀县踏上征程。在懋功会师期间的1935年7月21日，红九军团的番号变更为红32军，红五军团变更为红5军，并一同奉命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合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则由红一方面军主力与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红4、红30军合编。严格意义上讲，红一、红四方面军的番号此时已被废止，应该分称右路军、左路军，不过，即便是正史仍会使用原番号。

　　同样，红二、红六军团以及红32军是在长征途中才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且红32军的出发地是闽西长汀县，不过，史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是湘西桑植县”也并不为错，毕竟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的大部头较少，而简史尤其大众读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暂且忽略所谓的严谨性，按照读者的阅读惯性进行记述才是正解，但对于从听长征故事起步的我而言，扭转自幼形成的阅读与记忆惯性，可谓走过一个近四十年的“长征”，包括走访红色故事的发生地，才对长征有了远远未达全面的认知。

　　中央红军的长征故事已为人熟知，只说我曾追访的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后一度分兵长征，而且均未从雅安北上爬雪山、过草地。

　　红六军团向西绕行至理塘北上，最终抵达陕北完成行程最长的长征。只说理塘属于川西藏区，因被仓央嘉措写入绝命诗成为藏传佛教圣地。我去时游客甚至过客很少，两层的旅社只有我一人留宿，虽然没有任何打扰，但海拔4014米让我头痛欲裂，不得不时而拥被坐起，时而下床走两步，迷迷糊糊勉强睡去，总觉得周边人影晃动，耳边杀声震天。我知道这是高山反应，此前去过海拔更高的地方，气短头痛很正常，但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幻觉，也许是冥冥之中让我感受一下当年红军的艰辛吧。

　　第二天，理塘客运站因为没有乘客停止发车了，工作人员面对惟一的我时既尴尬又热情，主动打电话找来一辆顺风车，才得以赶往下一站巴塘。

　　红二军团正是绕行更西的巴塘北上，经翻越海拔4903米的藏巴拉山垭口即红军长征途径的最高雪山，最终抵达陕北胜利会师。只说巴塘县城地处一个小盆地，海拔2580米虽比泰山1545米更高，但比理塘4014米更低，因此，成为沿川藏公路徒步、骑行、自驾爱好者的休整地，各种设施包括住宿、饮食也相对较好。

　　在巴塘红军山下的中山广场，伫立着一尊孙中山铜像，附建牌楼题写着“亲爱精诚”“礼义廉耻”；一座抗战纪念塔，刻记始建于1942年（2011年复建），时由“巴塘藏汉各族同胞”共同集资修建，以“志抗战到底之信念，表同仇敌忾之决心”；一只雄鹰雕塑，向人们展示着高原精神。在半山处，一座烈士陵园与像、塔、鹰相望。在县城内外，分布着藏传佛教康宁寺、日登寺（康宁寺支寺，当地称为“哑巴庙”），以及典型汉文化的关帝庙。

　　巴塘县城并不大，步行20分钟便可贯穿，却有着红军、孙中山、抗战、高原雄鹰、烈士陵园、藏传佛教寺院、关帝庙等，我曾走遍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绝少见过如此之多且迥异的文化符号荟聚一地。不仅于此，我与康宁寺的格西（相当佛教博士）阿珠交流得知，巴塘百年前曾建有基督教堂，如今尚有20余名信徒；仍是不仅于此，在一家临街民居改建的小吃店，我吃到了唯一的售卖品“团结包子”，据女主人讲，这是红军长征路过巴塘时留下的美食。

　　本文作者品尝巴塘团结包子。

　　时隔六年，我看到一则有关团结包子的新闻，内容是成功入选四川天府旅游美食候选名单，并附有名称来源介绍，才知在1950年解放军进藏途径巴塘时，当地民众捧出最好美食“蒸肉”迎接，解放军则邀请民众共食，因此，“大家就把蒸肉改称为团结包子”。

　　正史记载与民间叙事往往会出现“反差”，我所见闻不止一两次。那是在走访大渡河时，见到一名老者蹲坐路边，身旁摆放一个竹篮，盛有大小不一且水锈斑斑的八月瓜，明显是半野生的，自然得不到游客青睐，我主动询价买了2个，边吃边休息边聊天，得知老者在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已有六七岁，亲眼见到一炮就把对岸守军轰跑了，“他们只有十几个人，怎么敢跟红军对阵？吓都吓死了！”老者不屑地说。

　　类似的战例在正史中确有记载，并被毛泽东写入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此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之“黄洋界保卫战”词条有记：“红军以仅有的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开始轰击。湘军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山，当夜撤退。”实际仅成功发射爆炸1枚炮弹，只是该词条并未记入。不过，大渡河畔的那位老者更为强调“一炮”，而实际在强渡大渡河时，红军成功发射爆炸3枚炮弹，且敌守军并非仅有“十几个人”。

　　其实，正史记载与民间叙事出现“反差”并非故意为之，除了记忆误差，更多是出于不同的关注点——前者更注重史料认证的严谨，包括对亲历者回忆的考证，实际部分长征回忆文章彼此之间存在“反证”，即便是重大历史事件如遵义会议，至今仍有不同追忆下的未解之谜，因此正史必然慎之又慎，甚至略去有争议的细节；后者则更倾向于脍炙人口的生动，注重细节却不考证细节，甚至为了赢得受众的反应而不自觉地修改记忆，效果则是因颇具文学性畅行于大众传播，尤其真假参半难以辨识，以至被受众认为是盖棺定论的史实，这让正史编撰者、研究者们尴尬且苦恼不已。

　　同时，随着更多史料被不断挖掘出来，以及诸多史实被进一步认知修正，正史编撰者、研究者们也在持续制造“选择困难症”。只说我的个人阅历与感受——

　　早期史记长征出发地在瑞金，后来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出发地被明确，分别为桑植、苍溪、罗山何家冲；再后来，中央红军的出发地被细分为：中央机关出发地瑞金、红军主力集结出发地于都、未集结的红九军团出发地长汀、未集结的红军多部出发地宁化，而且在于都集结的各军团另有本部出发地。不过，各地的宣传简语均为“长征出发地”。还有红六军团的出发地遂川，宣传简语之一是“红军长征最早出发地”。

　　早期史记长征会师地在吴起镇，实为1935年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来明确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胜利完成，不过地点至少有3个，即会宁、将台堡、同心。大致分为：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分别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地；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地；红军总部首长出席的会师大会举办地。至于各地的宣传简语，毫无例外均为“三大主力会师地”，即便细究也得承认均有道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之一会宁。本文作者摄

　　前文有记，我认知长征即便不能称为“读万卷书”，至少达到了“行万里路”，包括走访了5个出发地即瑞金、于都、长汀、遂川、桑植，以及3个会师地即吴起镇、会宁、将台堡。期间，为了自以为的去伪存真以还历史真相，我曾经历过钻牛角尖般的咬文嚼字，乃至纠结哪家编撰及出版机构最具权威性，也曾见过为了宣传家乡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直到得知巴塘团结包子的缘起并非长征中的红军，而是解放军进藏发生的故事，我才开始重新审视“长征”，不是仅专注于已经写入史书的史实，而是注重深度探寻“长征精神”。

　　回看红军在黔北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文内除了迄今发现最早的“长征”一词，还有“我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的一切干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文句，其中“干人”是贵州方言指“穷苦人”，黔北则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绝大多数处于社会最底层，红军公告“紧密团结在一起”，无疑是在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

　　此前，也就是血战湘江期间的1934年11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是长征出发后首次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

　　此后，也就是穿越大凉山期间的1935年5月，朱德总司令签署发布含有“万里长征”一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行文还有“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以及“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等词句。同期，《红星报》刊登题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文章。仍是同期，发生了脍炙人口传播甚广的“彝海结盟”。

　　1935年8月4日，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把民族问题提升到更高层次，即“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在随后的长征中，相关决议、指示、文告、口号等陆续发布，包括《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回区十要十不要》等。进而，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维护民族团结、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也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何以为优良传统？关键要件在于传承。1950年，正是严格执行了1934年红军确立的少数民族政策，进藏的解放军受到巴塘人民的热烈欢迎，也正是军爱民、民拥军才有了团结包子的诞生，并被巴塘兵站及当地群众延续至今。进而言之，团结包子看似普普通通，却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追根溯源到源点无疑是长征精神。

　　当然，长征精神的内涵广博且深远，本文仅浅显触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政策，而如团结包子一般，在民间尚有更多具象化且影响至今的长征精神有待探寻，我的长征路无疑要继续走下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2

　　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2016.8

　　3、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8

　　4、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红军长征贵州史话》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5

　　5、陈道阔　《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