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魂，楚王雄风

　　映泉运思多年、精心结撰的历史系列小说《楚王》的头三部：《和氏璧》《先王剑》《鸟之声》，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领域里，刮起了一阵威猛、新异、宏放的楚王雄风，让我感到一新耳目，兴味无穷。

　　多年来，历史小说的取材，过多地簇拥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末梢，而对于这一文明史的肇始奠基阶段，则少有演绎生发。映泉的《楚王》系列小说，溯中华文明之长河而上，直取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成之前的先秦时期的春秋时代，把诞育繁衍于沮、漳之源，荆山峡谷，江汉之滨的荆楚蛮族的幢幢史影，聚为鸿篇。作家满怀对乡土久远悠长的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又复投以犀利、冷峻之目光，才情翰藻多所挹注，写出了这三部看似平淡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力作，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开了新生面。

　　楚是西周时形成于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经熊绎、熊渠等先王荜路蓝缕，耕战并举，渐渐强大。到了熊通时代，聚车屯甲，凭武力第一个称王，是为楚武王。武王之子熊赀，则制定以严峻的军法为主体的楚法，以文稳定王位，故号为楚文王。文王之子熊恽少年即位，在诸大夫辅佐下，稳固了统治，成为楚史上第一个朝觐周天子并得到承认的楚王，是为楚成王。楚国虽接受周惠王“镇尔南方，无侵中国”的训示，但已是拓地千里，实力雄厚的南方大国。经楚穆王商臣之后，终于到了雄才大略的楚庄王熊侣的时代。熊侣善于用人用兵，整饬内政，士农工商，不败其业，国力大长。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王孙满劳军安抚，庄王却故意“问鼎小大轻重”，表露其灭周的野心。经过击败晋军的“邲之战”和围宋之役，中原各国背晋附楚，楚庄王终于称霸中原，成为历史上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一度“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把楚国带上了强盛的顶峰。庄王死后，楚势渐弱。《楚王》系列小说截取漫长楚史中从楚武王熊通到楚庄王熊侣这一段上升时期的历史，而以武王熊通、文王熊赀、庄王熊侣这三位各具鲜明特点与业绩的楚王为主要人物，依次而成《和氏璧》《先王剑》《鸟之声》三书。三书顺序读之，俨然成一首尾完整、脉络清楚、气韵连贯、沉雄遒丽之楚兴史诗；三书亦可分开不循序而读，则分别宛然成为面目神情各异的各自独立的楚王文学传记。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裔与南方荆楚吴越地区的荆蛮族裔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大关键。由此可以洞见把“楚史”文学化、史诗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无穷的意味。它对于中华民族内在的血脉魂魄的征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诸多元素的检视，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生活中可资文学创作之用的珍贵资源之开拓与利用，都有不可低估的独特作用。

　　取材的重要和独特只是成功的文学创作的第一步。作家对题材的开掘和发现的能力，也就是他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想像力在创作过程开始之后，就表现出更重要的作用了。对于《楚王》系列小说来说，作家所能凭依的，除了已有典籍中关于楚史的记载，还有近30年来新出土的足以征验、丰富楚史的文物和大量楚史研究的著作。作家几乎穷尽了有关楚史的材料与论著，下了极大的案头功夫，但即便如此，要把悠悠史影化为灼灼史象，作家还是需要依靠自己的艺术想像。只有让艺术想像在结构的生成，人物的塑造中充分发挥积极的和主导的作用，补充历史事实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根据表达主题和完成人物性格的需要，对既有的历史细节、历史传说进行全新的阐释和革命性的演绎（比如对卞和献玉传说的新解），历史小说创作成功的一些要素——好的故事，活的人物，妙绝的细节，美畅的语言等等，才能毕备于笔下。在这方面，《楚王》三书，各具异彩。

　　《和氏璧》把熊通运用韬晦之策以掩护自己的兴国开拓事业的机心与卞和三次献玉的悲剧性命运与忠诚，作为结构全书的两大支柱。环绕着熊通与卞和的人物如邓曼夫人、女荪、令尹子文、斗廉、观丁父等，虽都有鲜明的性格勾勒，但都不作更深透更精细的刻画。也许只有被委以兵权的鄀国降俘观丁父的形象被刻画得稍为细致一些，但那也是为了突显楚武王熊通之善于用人。熊通的谋略之深，制怒制欲之毅，为国家利益而不恤生命之忠勇，为政治大局而冤屈卞和时表现出的残忍，都写得惊心动魄，雄劲中透出冷飕飕的味道。一触即发的悲愤与渐瞭真相、明断大局的理智，构成他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也搭出他与熊通之复杂关系的两条栈桥，把和氏璧故事中深沉丰富的历史内涵，从一个新的角度尽情释出，令人感叹唏嘘。

　　《先王剑》与《鸟之声》虽然各以一象征物为书名，但无论是先王剑还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飞将冲天”的凤鸟，在小说中，却仅仅是点缀在故事主线、艺术结构之外的象征物而已。先王剑非剑，而是楚国之法，剑之威实为法之威。凤之鸣的故事，出于两个臣子之口，虽然后来演变为楚文化中独有的各种凤鸟图象，但也只是一个精神外射物而已。凤之鸣实为人之奋。藉着先王剑这一象征物的映照，楚文王熊赀由猥琐放佚而刚毅奋发的性格发展过程，他的善制法，善守法，善任群臣的特点，愈发彰显起来。环绕着他的人物，如深藏悲愤，忍辱负重却又有政治器识的息夫人（其命运与性格有点类似卞和）；执法不避战败之王的鬻拳大夫，廉明生威的苋喜大夫，贪渎而有自知之明、自耻之念的申侯、申国降俘出身的将军彭仲爽、本属简淡低调，一遇大事却威重如山，措大局于指掌的斗谷虎，一个个都性格鲜明，顾盼神飞，令人难忘。同样，藉着凤鸟发出的鸟之声的烘托，楚庄王熊侣先蛰伏后奋飞，先自馁后自信、自强的性格发展轨迹，他深鸷的驾驭群臣的谋略，他问鼎中原，经略四方的霸气，被刻画绘状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闺中奇女樊姬，国之大贤孙叔敖这两个一内一外的辅佐人物也有非常出色的描写。

　　从上述简略的分析可以见出作家构思的多变，笔墨的多姿，才情的多面。而更重要的是，这各不相同的表现侧重点及手法，都是为着一个艺术目标服务的，那就是：写出荆楚蛮族内在的为其他族裔所无的某些气质和特点，写出它固有的尔后又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健旺的精神元素，洞见它的民族性的秘密也即艺术地掌握它理解事物的方式，探寻它的兴衰治乱之迹，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力之源。而这一切，无不渗透着作家的当代社会生活体验和思考。骋思今古意，极目楚天舒。正是在古今契合、映照、通感这一点上，作家的楚史形象化工程获得了最有意味的可供拓展的广阔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