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灶房，腊月的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把母亲鬓角的碎发吹得忽闪。她正将剁了半晌的一斤肉末倒进青花海碗，肥瘦相间的颗粒在晨光里泛着油润的光。那是父亲天不亮就起身剁的，两把菜刀在砧板上起落，像敲着一面永远不会停歇的小鼓。“要剁出胶来，才粘得住魂魄。”父亲说这话时，围裙上沾着的肉星子还在微微颤着，像一粒粒未及落定的念想。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魂魄”，是后来要兑进去的少量清水、豆粉和米饭。先加蛋清，顺同一方向反复搅拌上劲，肉末便从松散变得紧实，像终于找到归宿的游子。蛋黄则单独搅散，细细抹在码好的长条圆形肉馅表面，一层金黄仿佛灶膛的火光提前映在了里头。母亲总是用掌心去试黏度，五指并拢又张开，看那团肉末在指缝间牵出丝丝缕缕的线，像在丈量一家人团聚的长度。

　　上甑的时候，木甑子里的水汽开始往上蹿，把整个灶房都蒸得暖融融的。父亲将肉条搁在铺了纱布的蒸格上，说这叫“定形”，要让肉在热气里慢慢收住性子，像人进了学堂，总要被规矩熨帖一番。我们小孩子便趴在灶台边等，看那长条圆形的肉在氤氲里渐渐丰腴、渐渐紧实，蛋黄的皮子绷得紧紧的，透出里头浅粉的肉色，像裹了一层蜜色的月光——既是“粑粑”，又是“肉”，两个字合在一处，便念出了川渝人骨子里的软与韧。

　　头回在书上看见“粑”字，是在初中语文老师的办公室。他指着作文本上我写的“巴巴肉”说：“该是这个‘粑’，米字旁的，指软糯的吃食。”我盯着那个字端详许久，才发现它和“疤”字长得那么像——一个从米，一个从疒，同音却隔着天壤。就像童年时邻家陈婆婆总把“粑粑肉”叫做“圆肉”，说肉圆人圆，才叫团圆。那时不懂，只当是纳溪那边的土话，如今才明白，每个地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道菜找一个最妥帖的名字，而所有的名字里，都藏着一方水土最深的眷恋。

　　蒸好的粑粑肉要晾凉了才能切。母亲的手稳当，刀锋过去，厚薄齐整的肉片码在盘子里，断面上的瘦肉如云，肥肉如脂，嵌着的姜粒像细碎的金子。等到宴席那天，酥肉、海带丝、芋头坨坨在碗底铺成软榻，挤挤挨挨地围着——各地的垫底原料不尽相同，但泸州人总爱这几样——再覆上切好的粑粑肉片，复蒸一回。掀开锅盖的刹那，整个堂屋都安静了：那香气不是冲出来的，是缓缓漫开的，像祖母年轻时的一幅绣品，针脚密密地展开，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拢在碗中央。那时我便知道，有些味道是要蒸两遍的，头一回把自己立住，第二回才把别人暖透。

　　在泸州，在与亲友们的聚会中，常会吃到粑粑肉做成的菜品。我忽然想起父亲剁肉的那个清晨，想起他说的“粘得住魂魄”。或许他早就知道，真正的魂魄不是搅进肉里的蛋清豆粉，而是蒸腾了四十年的水汽里，那些始终没说出口的牵念。就像“疤”和“粑”的误会，一个刻在皮肤上，一个融在骨血里——可惜我们总是先看见皮肤的痕迹，要等很久很久，才尝得出骨血里的甜。

　　如今我也学着做这道菜，搅肉时总要添点清水。儿子在旁边问为什么要搅这么久，我说要让肉末记住回家的方向。她不懂，只是笑我说话玄乎。但我知道，当那团肉馅在掌心渐渐温顺下来的时候，八十年代的灶房就又亮了——母亲的围裙，父亲的菜刀，还有木甑子里缓缓升起的、永远也不会散尽的热气。

　　这世间最深的“疤”，原来是最软的“粑”。用一生的时间蒸熟，再切作千百片，每一片里，都藏着故乡完整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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