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审判

一

伪满洲国哈尔滨高等法院森严的铁门是两扇对开的，日本人把门漆成了铁灰色，用的铆钉足有拳头大小。门轴转动时发出沉钝的、咬合骨节般的闷响，时不时让人心中发怵。灰青色的三层建筑像一具匍匐在石头道街上的水泥棺材，四四方方，棱角冷硬。正门那四根毫无装饰的多立克式石柱撑着一个空荡荡的山花，上头本该刻着国徽的位置，如今只嵌着一枚五色条旗的浮雕。旗帜的漆皮被北风啃得斑驳，露出底下锈黄的铁胎。

膏药旗和五色旗在屋顶并肩垂着，湿哒哒的，像两块没拧干的抹布。风过的时候，旗角抽在旗杆上，发出单调的、皮肉挨打的闷响。

审判长穿着一袭黑色的法官袍，袍领上绣着一面伪满洲国的金色兰花徽章，明明是个中国人，却留了个希特勒一样式的卫生胡。他喝了口水，咽下后，扶了扶金丝圆边眼镜，目光扫过旁听席——稀稀落落坐着两个穿西装的男士，几个穿和服的性感女人，还有两个穿军装的日本军官。窗外是七月的酷暑，蝉鸣如沸，可法庭里却冷得像地窖。

“带被告。”

铁链拖地的声音缓缓从走廊尽头传来。女人走进来的时候，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所有人都看见了她手臂上缠着的纱布，纱布底下洇着暗红。她穿着囚衣，头发剪得很短，露出的脖颈上有几道陈旧的疤痕。她的腿似乎有些跛，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脊背挺得笔直。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

“被告人赵一曼，你勾结反满抗日分子，组织武装暴动，长期进行共产活动，现滨江省依据《伪满洲国治安维持法》……”他念了一长串罪名，声音平板，像是在背诵一份早已写好的公文。

女人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审判长的眼睛。那目光很平静，平静得让审判长突然觉得喉咙发干，不得不拿起桌上的水杯，又喝了一口。

“她不叫滨江省，她叫黑龙江省。”赵一曼缓缓说道。

“你认罪吗？”审判长问。

“我没有什么罪需要认，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女人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旁听席上有人咳嗽了一声。军官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审判长又敲了一下法槌：“本庭提醒被告人，你的态度将影响量刑！”

赵一曼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淡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审判长看见了——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近乎怜悯的笑，像一个大人看着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你们可以判我死刑，她说，“但你们判不了中国的死刑。”

法庭里安静了片刻。审判长低下头，假装在翻看案卷，其实他的手指在发抖。他是溥仪亲自选任，噢不，是皇上钦点的法官！为满洲帝国的法律事业已经服务六年了，审过的案子更是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一个被告人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没有一个！

“证人出庭。”他说。

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不敢看赵一曼，低着头站在证人席上，念了一份所谓的“审讯の效果报告”——报告里详细记录了几个月来对赵一曼施加的各种“审讯手段”。钢针、烙铁、辣椒水、电刑。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声音开始发颤。

“请证人确认，”审判长说，“以上记录是否属实？”

那个警察抬起头，飞快地看了赵一曼一眼。赵一曼也在看他，目光依然平静。

“……属实。”警察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赵一曼，你有什么要辩驳的吗？”

赵一曼转过头，看着那个警察。警察的脸已经白了，额头上全是汗。

“他说的那些事，”赵一曼说，“确实发生过。但有一件事他忘了说——”

她顿了一下。

“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我一个字都没有告诉他们。”

——哈哈哈哈哈

女人爽朗的大笑起来。

法庭则再次陷入沉默。审判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看了看那两个日本军官，一个在低头记笔记，另一个在打哈欠。

审判长站起身来，手里的判决书微微抖动：

审判长双手撑住桌沿，吃力地站起身，那份早已拟好的判决书在他指间簌簌抖动。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却依然干涩发紧，仿佛每一个字都带着铁锈的腥气。

“本庭，代表满洲帝国哈尔滨高等法院，宣判如下——”

他顿了顿，目光飞速掠过纸上那些熟悉的字句，念出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庄严：

“被告人赵一曼，系执迷不悟之抗日共产分子。其罪行不仅严重扰乱滨江省及哈尔滨特别市之治安，更悍然破坏满洲帝国之神圣国法，与大日本帝国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国策相悖，实属十恶不赦……”

“……依《暂行惩治叛徒法》，判处被告人赵一曼极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卷宗及人犯，即刻移交宪兵队，押赴珠河县刑场，执行枪决。此判。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法槌落下。

赵一曼被带走的时候，经过旁听席。她停下来，看了看窗外的天空——七月的东北，天蓝得刺眼，白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像棉花似的。她想起了宁儿：四年没见了，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

“走。”身后的警察推了她一下。

她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地走出法庭。

铁链在地上拖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一直响到走廊尽头。

二

一九五六年六月，太原，海子边大礼堂。

礼堂被改造成了特别军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挂在门口。

旁听席上坐了四千多人——有党政军机关的代表，有从各地赶来的死难者家属和见证人，当然，还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便有初学法律，前来旁听的我。

审判长的位置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副庭长朱耀堂，这是审判的第六天。

“带被告人大野泰治。”

一个瘦小的老头被法警带了进来。他穿着灰色的囚服，头发已经全白了，走路的时候微微佝偻着背。他看上去不像一个曾经手握生杀大权的日本警官，倒像一个普通的、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

但即便如此，看到他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因为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就是长辈们口中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

法庭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当年旁听席里那个穿军装记笔记的日本军官。曾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一九三六年，他亲自刑讯了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他用鞭子捅她胳膊上的伤口，用木棒打她，把盐撒在伤口上再用烧红的铁块烙。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后来他写了一份报告书，报告书里说——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是组织珠河县数万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人物，“非杀不可”，这份报告书后来也成为杀害赵一曼的重要罪证。

公诉人站了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

“……被告人大野泰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八月期间，在伪满洲国滨江省珠河县及哈尔滨市，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刑讯抗日烈士赵一曼，致其重伤后杀害……”

大野泰治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在微微发抖。

公诉人继续往下念，念到那些刑讯的细节时，旁听席上有人哭出了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用手绢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是从珠河赶来的，她的哥哥当年是抗联的交通员，被日本人活埋了。

“……被告人撰写报告书，建议杀害赵一曼，对烈士的牺牲负有直接责任……”

大野泰治的脸已经白了。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法庭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他跪在那里，额头贴着冰冷的地板。

“我有罪，”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有罪……”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被告人，请起立陈述。”

大野泰治没有站起来。他跪在地上，开始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从喉咙里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我在滨江省珠河县的时候，赵一曼的胳膊和腿负了重伤……她被俘后，我拿鞭子几次捅她或打她胳膊上的伤口，逼问情报……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然后他说：

“九个月的时间，我们一无所获，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我至今无法忘记她那坚定的目光……”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连执行刑罚的士兵都背过身去。有一次我用马鞭戳刺她的伤口，她痛到咬碎了牙齿，却依然怒斥：“你们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中国人的脊梁永远打不弯！”

大野泰治说到这里，整个人伏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写了有关赵一曼的报告书……报告书是成为杀害赵一曼的基础，所以我对赵一曼不仅是拷问，而且又应当负杀害的责任……”

他抬起头，满脸是泪。

“请求千刀万剐来洗掉我所犯的罪行。我衷心服从中国人民的正义裁判。我要跪在审判长和被害者以及中国人民的脚下谢罪。我一定成为新人，请饶恕我的罪行吧。”

法庭里鸦雀无声。只有大野泰治的哭声，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

审判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

“被告人，你的悔罪态度，我们已经注意到，现在休庭，本庭将进行评议。”

三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我成为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庭的审判长。崭新的84式法院制服，让我在人群中格外的耀眼。

那天，我经过老火车站的时候，正午的太阳正毒辣辣地照着，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微微陷下去一个脚窝。出站口人潮汹涌，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挤来挤去，车后座上绑着蛇皮袋，袋口露出几根大葱和一块五花肉。站前广场上新竖了一块广告牌，“济南洗衣机厂——小鸭牌”几个字红彤彤的，底下画着一只黄色的橡皮鸭子，被太阳晒得有点褪色。

我拎着公文包穿过人群，路过一家国营商店，橱窗里摆着新到的雪花冰箱，旁边贴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红纸标语。两个穿西装的男士站在门口抽烟，其中一个夹着公文包，领带被风掀起来拍在脸上，他狼狈地伸手去按，旁边的同伴哈哈大笑。

从火车站打车过去二十分钟，司机一路上放着邓丽君的磁带，“小城故事多”从破喇叭里淌出来，混着窗外的蝉鸣和自行车铃声，别有一种夏天的味道。我摇下车窗，热风灌进来，吹得头发糊了一脸。

车子经过泉城路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新开了一家个体裁缝店，玻璃门上贴着“来料加工，西装定制”的红字。店门口挂着一排成品衬衫，白的、蓝的、碎花的，在风里轻轻摆动，像一排安静的旗帜。

我忽然想起一九五六年的太原——那时候的街上只有灰和蓝，人们穿一样的衣服，骑一样的车子，连走路的速度都差不多。而现在，大街上什么颜色都有了，什么速度都有了。那个骑三轮车送货的小伙子脚蹬得飞快，后座上堆着两箱青岛啤酒，玻璃瓶在箱子里叮当响。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白棉布盖着木箱子，掀开角就冒出一团白汽。

都变了，都快了，都活了。

可我也知道，变了的、快了的、活了的一切，底下压着一些不该变、不能变、不会变的东西。

车子停在省高院门口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这栋大楼，它也有灰白色的水刷石墙面，大门上方挂着国徽，红底金星的，被阳光照得发亮。门口两棵法桐的树干上还缠着草绳，叶子刚舒展开来，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我走进去，走廊宽敞明亮，墙上贴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宣传画——那是今年四月刚通过的，报纸上说，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我停下来看了一眼，画面上画着天平、麦穗和握手的人，底下印着一行黑体字：“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十年前在太原，法庭里没有这些。

那时候一切都很旧，很灰，很慢。

那时候的法律条文还带着战争年代的痕迹，而现在，走廊里贴着新的告示，办公室里摆着新的法典，年轻书记员同志们也用着新式的打字机，咔嗒咔嗒的声响从一间间门缝里漏出来。

可当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的瞬间，那些新的一切都安静了。

窗台上放着一盆茉莉，是同事送的，六月的花正开着，小小的白花一簇一簇，

香气清冽。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边山的绿脊线铺展在眼前，柔和而沉默，像谁用毛笔蘸了青绿颜料，在天边轻轻地扫了一笔。我坐下来，翻开案卷。案情不复杂，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犯了故意伤害罪，认罪态度尚可，家里筹了赔偿款，受害人家属写了谅解书。证据链完整，下午开庭宣判。

可当我的目光落在卷宗封皮上的日期时，指尖忽然顿住了。

一九八六年。

我算了算——

三十年。

三十年前，我就坐在太原海子边大礼堂的最后一排，膝盖上摊着白中泛黄的笔记本。

那时候礼堂外面的街道上还没有个体户，没有邓丽君，没有“小鸭牌”洗衣机的广告牌。

那时候人们走路的表情是紧绷的，说话的声调是压着的。

那时候大野泰治跪在法庭上，说“至今我无法忘记她坚定的目光”。

三十年来，我从二十岁到了五十岁，从太原到了济南。

我从最后一排到了审判席上，从那个连钢笔都不敢落下去的学生，变成了此刻手里掌握着司法权力的人。

窗外的千佛山静默地绿着。六月的风从南边吹来，带着山上的松脂味、泉城路上裁缝店的布匹味、火车站旁国营商店里雪花冰箱的金属味、邓丽君的歌声、自行车铃铛声、

改革的喧哗声——所有活着的、往前走的、热气腾腾的声音，全部混在一起，从窗户里灌进来，灌满了整间办公室。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转过身，门被敲响了。

年轻的书记员小王站在门口，手里抱着卷宗，额头上一层薄汗。他今年刚从山东省司法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分来法院还不到一个月，每天跑上跑下，袖口磨得发亮。

我望着他。

他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在法院，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会被什么东西改变，不知道三十年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走吧，”这句话说出来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它很沉，但又很轻。沉的是我织在里面的这几十年光阴，轻的是——我终于不再害怕了。

走廊很长，阳光从尽头的窗户里射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小王走在前面半步，皮鞋嗒嗒嗒地响。我跟在他后面，大盖帽的帽檐轻轻晃动。

走到法庭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门是关着的。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能看见旁听席坐了不少人。最后一排坐着几个穿衬衣的学生，膝盖上摊着笔记本，钢笔攥在手里，望着审判席的方向。

我推开门。

阳光从高窗里照进来，正打在我的脸上。被告席上站着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低着头，手指在发抖。旁听席上，最后一排的学生们坐直了身子。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忽然感觉审判席上不止我一个人。

左手边有一个瘦小的身影，佝偻着背，灰白囚服，跪在地上，额头贴地。

右手边有一个挺拔的身影，囚衣短发，纱布洇着暗红，站得笔直，微微笑着。

一个是大野泰治。

一个是赵一曼。

他们同时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窗外是改革开放第八年的中国，是济南七月里最明亮的夏天，是千佛山的绿和泉城路的闹，是穿红裙子的姑娘和庄严的法庭。

所有这一切，都在此刻汇进了这里。

“现在开庭。”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这句话的重量，因为它不再仅仅是四个字，而是历史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我目视四周，仿佛看到无数革命先烈正注视着我。

我明白，这四个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场仪式和程序的开启，它更承载了人间对正义的追求、承载了民族的记忆、承载了法治的重量。

我更明白，它还夹杂着一些东西回来了......

它夹杂着这三十年来我在法海沉浮的各种记忆回来了......

它夹杂着人间那些善良无辜者、贪财好色者、自私卑鄙者、好勇斗狠者，那些男女老少、英雄好汉、汉奸走狗、敌特罪犯、畜生禽兽、懦夫小人王八蛋的各种记忆......

夹杂着这个民族自一千八百四十年来所有的记忆！

全部回来了！

后记：本篇小说中的法庭场景、人物对话及情节，部分基于赵一曼烈士就义史实、大野泰治太原受审等基本史料及作者对“人民司法”“法律与正义”主题的文学化想象创作而成。

谨以此文向所有在黑暗中举灯的人致敬。